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何谓永恒：世界迷宫III 作者：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内容简介 《何谓永恒》是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世界迷宫》的最后一部。作者讲述了母亲去世后父亲的生活，尤其重点描画了母亲的密友让娜与父亲之间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也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全书写至一战爆发戛然而止。 该书是三部曲中与作者的亲身经历结合得最紧密的一部，尤瑟纳尔在描写身边至亲至爱的亲人时也遵循她一贯超脱冷静的原则，让笔下的人与事跨越时代和地域的局限，体现了作家对历史和时间的深刻思考，以及对传记体裁的彻底颠覆。作品末尾笼罩不散的战争阴云，也表达了尤瑟纳尔对人类命运最深切的忧虑和最贴切的喻示。 平淡岁月 米歇尔是孤独的。说真的，他一直是孤独的。他在孩提时期可能并不孤独。小时候，他有个姐姐叫加布里埃尔，就是在一些旧照片中站在他身边的那个女孩儿，但是她早年夭亡。他后来又有一个妹妹，当他与家庭一刀两断的时候，妹妹还只是个孩子。除了同父亲在一起，他总是孤独的。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是美好的，但十分难得。他父亲好像被一个既不爱丈夫也不爱儿子的母亲藏在了什么地方。不久以前，他同两个妻子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孤独的，他同元配有欢乐也有争吵，与第二任夫人生活在一起虽然充满温情，但也有酸甜苦辣（他为人太忠厚，分不清两个妻子有什么不同，甚至在悲痛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同元配生的儿子在一起时也是孤独的。他很少见到这个愁眉苦脸的儿子。他或许不应该把儿子寄养在远离家乡的古里古怪的祖父母家里。他与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在一起也是孤独的。他只在早晚各去看她一次，看着她洗澡、吃奶、拉屎、撒尿。他女儿只是在世事风云的变幻过程中被送到他手上的一只小动物，他没有理由爱她。他从前与年轻的英国情妇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孤独的。他为了追逐情妇当了逃兵，去了英国，但却不知道亲吻多么有欺骗性。他与几个少有的男友在一起也是孤独的。他经常觉得被朋友操纵，有时候被欺骗，甚至不知不觉地被出卖。他上中学和大学的时候，不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也是孤独的。家里人坚持送他到学校学习，他在学校里第一次发现富贵人家的子弟是多么庸庸碌碌，因为培养他们的神甫虽然谙熟拉丁文，道貌岸然但实际虚伪，就连世俗教授也是不学无术。他当兵也是孤独的，尽管人民是和蔼可亲的，即使穿上军装也是如此，但与他同屋而居的战友算不上他的朋友。他在利物浦或阿姆斯特丹的海员酒吧也是孤独的，尽管酒吧里充满粗野的乐趣，有时能撩拨起他对女人一时的恩爱和欲望。一九〇三年八月，米歇尔躲在黑山城堡三楼的房间里，孑然一身，感到不能再孤独了。他是在四年中两次丧妻之后搬进这个房间的。 当然，那个老太婆一人独占了二楼“华丽的套间”，和公证人在里面商议事情。套间里摆放着巴罗克式的家具，墙上装饰着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钉着耶稣，还有一个圣水缸和一条圣枝。在信仰基督教的布尔乔亚式的家庭里，这些装饰是必不可缺少的，尽管他们并不会祈祷。虽然这座大房屋里只有两个“主人”，却有好几个奴仆。奴仆只是机器人，主人只知道他们的名字，最多也只能从外貌辨认他们是何许人，但尤其还是通过他们是干什么的，或者猜测他们是干什么的来分辨。然而，主人离开他们是无法生活的，只有他们在犯了大的过错的时候才被辞退。他们是终身奴仆，有的甚至祖祖辈辈都是奴仆。 城堡里等级分明，老太婆的女管家梅拉妮属于上面的人，掌管着老太婆的钥匙，是老太婆的耳目，因此，每个人都躲着她，就像躲避瘟疫一样。阿扎莉是米歇尔雇的育婴专家。当他年轻的妻子决定回布鲁塞尔姐姐家附近生孩子的时候，阿扎莉同意夏天来黑山城堡，指导巴尔贝抚养孩子。巴尔贝原来是米歇尔亡妻的女仆，现在已经晋升为婴儿保姆。这两个女人由家里其他人服侍。她们同孩子住在塔楼的椭圆形大房间里，与老太婆的房间在同一楼层。这是一座路易-菲力普时代建造的哥特式城堡，但是，老太婆从来不去看她们，也不叫她们把孩子抱到她房间里去。至于其他奴仆，等小女孩能认识她们以后，我再一一作介绍。 村子里的本堂神甫为人正直，但嘴馋，每个星期天都有人请他吃饭。他每周只做三四次布道，但基督教徒讨厌他，因为他只讲神学，除非当本堂神甫先生为了给大家提神，有时掺杂着一些讽刺共和国的话，才能引起听者的兴趣。本堂神甫是个老好人，但他不是圣人，米歇尔不信仰任何宗教，而他要求的恰恰是每个教士都应该是圣人。有一天（我当时年纪还很小，记不得发生了什么事，是米歇尔事后告诉我的）做大弥撒的时候，刚刚举行完举扬圣体仪式，一道雷电劈在教堂上。由于怕发生火灾，教徒都跑了出去。而本堂神甫一下子瘫倒在专为接待主教用的扶手椅上，还要了一杯弥撒酒压惊。 “本堂神甫先生，”米歇尔神态严肃地说，“要是就这样死去，可能是很美好的。” 本堂神甫看着他，样子很狼狈。手上托着圣体显供台死去，对他来说毫无意义。 然而，在那个黑沉沉的夏天，米歇尔正是在一位教士那里发现了人世间的一丝温暖。他成了卡特山修道院院长的密友。他们俩经常在院长的办公室里一起吸烟。这位苦修会会士长期生活在被教会称之为世俗生活的环境里。他作为军官参加过一八七〇年战争。他兴致盎然地回忆说，他当时在色当，一会儿接到命令，一会儿命令又被撤销，一片混乱；米歇尔比他年轻几岁，只记得当听到巴黎公社社员被集体枪杀、路易丝·米歇尔和罗什福尔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的消息之后，他像反叛的学生那样很气愤。毫无疑问，修道院院长也同意他的说法。但是，他对三十年前的一些愚蠢的罪行却持有不同看法，不过，这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政治事件像大海中的波涛，一个接一个地拍打着岸边的沙滩，然后就消失了。我们差一点儿被激浪卷走，仍感到可怕。我们终于意识到，我们要适应事物的节奏。 还是让我们来讲一讲米歇尔的私事吧。米歇尔坐在桌边忏悔，嘴上仍然叼着香烟。其实，与其说他在忏悔，毋宁说他在自言自语地讲述他的过去。他对自己的过去也是糊里糊涂，别人反而比他本人更清楚。这个别人就是一位教士。修道院院长对他很宽容，并不强迫他做那些他根本不喜欢的赎罪苦修。而且，这些拉丁语句与这个充满活力、感觉和欲望的世俗生活有什么关系呢？米歇尔经过一番推敲，把这个世俗生活的欲望简单地归结为满足或不满足。他觉得，在天主教徒和非教徒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堵悬崖，使他们无法靠拢。这个天主教徒就是教士。而非教徒即使不信仰天主教，但由于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徒的家庭，或者由于接受了天主教洗礼，起了一个天主教的名字，因而也就与天主教挂上了钩。但是，他从来不信奉天主教，甚至没有必要去考虑他是否要信奉天主教。在通常情况下，天主教徒把非教徒想象成老是感到惶悚不安，不知所措，或徒劳无益地想从自身以外去寻找一个支点，这是误解。相反的看法可能还是对的，修道院院长对他的错误并不在乎。他想把这个惶惶不可终日的鳏夫（说他惶惶不可终日，是言过其实）引荐到他想象中的上帝面前。在法国，说服的方法经常具有帕斯卡赌注式的近乎庸俗的形式：“您有什么可损失的呢？如果说我们做的是对的，我们就更有理由从好的方面去看待信仰的问题。”米歇尔从心眼里讨厌这种说法，更对一天到晚劝告他多抽出几分钟时间搞宗教活动的做法感到不快。 “那么，我的神甫，要是这样，人们变成教徒，就像变成醉鬼一样吗？” “的确是这样。”修道院院长回答说。这个比喻并不使他感到可怕。 米歇尔拉开了去卡特山的间隔。但他仍喜欢这种有点艰苦的攀登。卡特山是用黏土夯成的，周围种着作物和树木，旁边有一座小咖啡馆，俯瞰着原野。这里经常有人光顾。苦修会会士，从他们穿的长袍和带风帽的无袖僧衣来看，他们都是一个模样，在田地里干活，挤牛奶，慢悠悠地赶着棕毛梳理得整齐的大肥马。米歇尔怀着羡慕的心情欣赏着他们默默劳作的教规。单是这种教规，就足以消除人与人之间（尤其男女之间）的大部分是是非非。当生活似乎变得毫无意义并且荒谬到难以理解的时候，米歇尔心想，甚至即使在人们所说的“宗教”在他身上没有一点位置的时候，在他丝毫没有信仰宗教的愿望的时候，一个失去一切的人也能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生活和安安静静地死去。他从一个正在用铁叉翻厩肥的会士身上明白了印度教苦行僧和弃绝者的所作所为。奇怪的是，我最喜欢的男人之一竟然多次在同一个地方对我说同样的事情。如果我没有弄错，他们两个人在那里呆的时间都不超过一个礼拜，就连曾经到过那里的年轻的蒙泰朗也是如此，有一个修士正赶着两匹耕地的马往回走，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被他的甜美的微笑吸引住了，差一点儿跨入正大开着的专供马车出入的大门，走进修道院的内院。 当修道院受到孔布激进主义的威迫，正准备向国外搬迁的时候，或者起码可以说在国外购置产业，找到避难所的时候，苦修会会士决定到国界的另一侧避难，只留下有限的几个修士看护修道院。他们走还是不走？甚至这个只需回答是与否的简单问题，也不是总能得到直截了当的答复。我阅读了几本有关论述法国修会危机的著作；这些著作字里行间都多少流露出一些偏见，不是闭口不谈共和国与教会之间的纠纷，就是对纠纷的结果言过其实。修会的一些资料本身也是含糊其词；在经历了五十年的岁月和两次战争之后，现在的修士好像对已经发生或未发生的事情也不能给予太肯定的答复。在我经常试图搞清楚某些大大小小的历史事实的过程中，我坚信过去流传的或者已经写成书面的材料，有一部分是错误的，不完整的，而且是被重新整理过的，所以我没有兴趣在这件事上耗费更多时间。我只是抄录了一些有关米歇尔的活生生的回忆，当然其中有的也是错误的，但这一直在激励着他这个总是充当反对派角色的人物。 他站在德雷福斯这边，但是对他的似乎肮脏的历史不感兴趣；他支持现在受到侮辱的神甫们，尽管他们对生命永恒和此世的看法不尽相同，或者完全不同。一小队修士决定“自愿”离开的那一天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日子。当地许多农民反对他们离开：这些为人正直的神甫虽然喂养了一些品种优良的奶牛，但还不能满足他们生产优质奶酪的需要，因此，修道院成了向周围农场收购牛奶的大户。农民们看着这个大户人家走了，心里不是感到气愤，就是感到难过。一小部分死硬的激进分子所关心的是讨好当局，因此支持这部分教士离开修道院。 人们爬上卡特山，站在小咖啡馆和修道院之间的空地上。就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小咖啡馆的生意很好。北部专区专员认为有必要带着一个小分队来维持秩序。人们等待着。（到处都一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总有四分之三的时刻在等待中度过。）小教堂的门打开了：寒酸的小教堂粉刷成灰色，装饰着彩色的耶稣受难图和几幅圣絮尔皮斯教堂风格的绘画。小教堂表现出的，与其说是对美好事物的恨与无知，毋宁说是对事物外部现象的平和心态和漠不关心。此时此刻，谁都不想去教堂祈祷。修道院的门关上了。米歇尔紧靠着一堆石块坐着，头上戴着扁平窄边草帽，穿着一身漂亮的夏装，每隔五分钟便高声呼喊道： “自由万岁！” 他没完没了的呼喊激怒了专员，显然使专员很不高兴。 “喂，克先生，您干吗老是这样喊‘自由万岁’？” “现在是共和国时代，我知道‘自由万岁’不属于煽动性口号。”米歇尔分辩道。 门打开了。一队身穿普通服装的可怜修士出现了，他们的手提箱一个挨一个地排在一起。身材高大的修道院院长站在他们前面，从樟木箱里拿出他在一八七〇年战争中穿的军服（随着岁月的增长，他的身体多少有点发福，军服穿在身上显得有些紧），胸前佩戴着勇士十字勋章。前来维持秩序的小分队不由得举起了枪。这个戏剧性的小动作使米歇尔感到高兴，然而使专员感到尴尬。修士们先赢得了一分。这个小小的胜利具有军事意义，克先生感到高兴极了。这位前少尉不仅为追求爱情而离开了军队，而且本来就讨厌士兵，但是对军队还是有一点儿情感的。 对米歇尔来说，村子不算什么，而且人们也不把他看成是村里的人。应该说，克先生近三十年的生活在远方度过。有关那些年代的流言蜚语倒不少，不过都是私下的议论。对下面的村民来说，他只不过是城堡女主人的儿子（这个称呼还经常有人叫）。城堡女主人的代理人就知道收地租。人们承认米歇尔心肠好：草垛着了火或被雨水淋湿，谁家有丧事，或一头奶牛死了，他都会送去一些宽慰的话，并且还附上一张蓝色支票。“这些够不够，我的小伙子？”要不是他火气旺盛，或者骤然发火，人们说不定会把他当成傻瓜。星期天大弥撒，他是不能不参加的。做过弥撒以后，他去耐心地听市参议员宣读陈情书和农民的诉苦，或者请他们在小咖啡馆喝上一杯。其实这都是枉然，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段难以言喻的距离：他从来不把这些人看成是同伴，更不用说是朋友。米歇尔亲身体验到，法国像印度一样，也存在着社会等级。作为济贫会主席，他对工作尽职尽责，但他感到惊奇的是，他根本没有慈善心和友爱精神。如果是对穷人，他也许会承认自己有着极端的自私自利之心。但那些农民都是生活有余裕的人，有的还很富有。他们的济贫会在巴约勒的银行里有一笔可观的存款，部分是由于克先生的慷慨赠予。但是，要想不时地取出几个苏接济最贫困的人，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于其他人，也就是那些被称为游手好闲和痴呆的人，那就像法国的一句谚语所说的：“自助者，天助也。” 米歇尔在英国看过一些慈善机构是如何运作的。英国的慈善机构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并且不时地将所收到的捐款分发下去，然后再重新募捐。米歇尔努力在法国的这个地方推行该做法，但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却不以为然。他还提议为那些无生活来源的未婚母亲的新生婴儿提供衣物用品。对此，有的人感到好笑，有的人感到恼火。他所遇到的阻力，可以与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人物遇到的阻力相比拟。他想努力为这个农民世界输入一些新观点，但他不敢相信的是，农民的目光竟然像城市中的小布尔乔亚一样狭隘。至于当村长，在这种土里土气的政治生活中扎下根去，他连想也没想过。从某一方面来说，应该先变成农民，才能改变他们的观念。 米歇尔要做的，起码是在村子与城堡之间建立起更加灵活的关系：一年一度的名人聚餐会是保留下来的传统做法。七月十四日这一天，从里尔请来一位厨师掌厨；在后来的七月十四日这一天，我在塔楼的大房间里看见晒台上聚集着一些男人，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微红着脸，克先生还向他们递香烟。我在等着小蛋糕和冰镇樱桃。肯定会有人送上来的。米歇尔正在花园里为圣让斯卡佩勒的亲属准备野餐。大家都很高兴，只是有点拘谨。后来，当我长到扮演家庭小女主人角色年龄的时候，我们还邀请了一些孩子出席，其中有的现在已经是八十几岁的人了，他们还能回忆起果园里苹果的芳香。人们把我的玩具拿出来给孩子们玩（我有先见之明，收藏了一些玩具），特别是一个用电照明的卢尔德山洞。这是一位虔诚的表姐送给我的。表姐叫什么名字，幸好我已经忘了。人们鼓动教会学校修女班的小学生在草地上跳圆舞。但米歇尔这么张罗都是枉然：大家对这家房东的记忆非常模糊，与他的儿子混为一谈，就知道这个实际上比他小二十岁的人从来连一块骨头也舍不得扔给狗啃，尽管儿子比他年轻二十岁。诺埃米夫人给人留下的印象倒更清晰。老人们还了解她的一些细节，但每每谈论起她的时候，都采取保留态度。“她更像城堡女主人。她与人说话不多。她在圣诞节分发红羊毛衬裙和厚长袜。” 城堡在法国到处可见。尽管大家都相信城堡的建造开始于旧时代的贵族阶级，并且对此坚信不疑，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就像黑山城堡一样，法国城堡大都始建于王朝复辟的鼎盛时期，城堡主人也是那时诞生的。最古老的城堡家族出自十八世纪的总督或官吏；他们到处建功立业，有的因而获得了封号，有的提升了封号。总督有时在一些自己喜欢的周围小城市建造比王宫规模小但比花园规模大的府邸，这些府邸像路易十四的宫殿那样威严，像路易十五的宫殿那样华丽。人们更重视的还是这些形态怪异的建筑物。新建的或翻建的建筑物样子难看，但都被列入了《城堡年鉴》。一个真正的贵族家庭有理由因为是高乃依某个女儿的后代而感到光荣。但高乃依值得让人回忆的，是在学校学过的令人讨厌的大部头文章；这个世界里的人如果真的是生活严肃的，那就只能阅读《十字架报》；如果大胆一点，就只能阅读《费加罗报》。然而，季普的作品也非常受人欢迎。 大家胃口很好，米歇尔更不敢怠慢。大家对这次盛宴非常重视，尤其女士们，而爱吃便饭的他，反而觉得倒胃口。他像拜伦一样，没有多大兴趣看着一个美女咀嚼食物。胃口大开的某某夫人对自己的丰满颇感自豪，每次吃完饭都高兴地说：“我直到吃得觉得有点儿不舒服的时候才算吃饱。”男士们不免对她的极大的女性魅力评论一番，但他们没有丝毫恶意。更引人注目的是姊妹俩，她们一个被称为“前锋”，一个被称为“后卫”，但她们自己却全然被蒙在鼓里。而大多数先生都承认听说过这两个绰号。还有一位女士，尽管这一次与品尝美食无关，却被称为“吃双份饭的女人”。当然，这些无所顾忌的玩笑像任何粗俗下流的笑话一样，都有着布尔乔亚和基督教的藐视肉欲的坚实基础。正像他们所说的，人们不会自我吹嘘道德高尚（好像禁欲能集所有道德之大成于一身）；而且，真正的贞节会使人怀疑男人患阳痿病，怀疑女人有生理缺陷，而关键是要不冒风险地放荡不羁。道德重于法律，习俗重于道德。当时教区有一位主教，有子女，已经丧妻，像苦修会修道院院长一样，从前也过着“世俗生活”。教士结婚未免欠妥，品行端正的天主教徒理所当然地要求他们都不结婚。漂亮的M夫人在不得不称呼“某某主教大人和他的女儿们”的时候感到难堪，他见此情景，先是莞尔一笑，然后口气和蔼地说：“还是称某某主教和他兄弟的侄女为好。”这些微妙的区别说明，有风度的人与下流社会是不同的。但是，粗言鄙语却从吸烟室传到了客厅。女士们坐在客厅里的一张茶桌周围聊天；她们用绣花手绢掩嘴噗嗤一笑，小声地开着男人的玩笑。“太可惜了，”她们正在谈论一个年轻的邻居。这个年轻人比别人更可爱，更高雅，却有着所谓“反肉欲的癖好”，但更糟糕的是，他容易上当受骗。因为理所当然的是，只要没有丑闻，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太可惜了，不能再去和他握手了，也不能背对他，都太危险了。”克先生觉得这个小伙子有他的优点，声称要单独请他，但诺埃米表示反对：除了每年四次请人来喝“波尔图葡萄酒”，她谁也不邀请。她不会从一个名声不佳的人开这个头儿。 米歇尔偏爱相貌俊俏的M夫人，全省把她的细腰视为殊荣。人们欣赏她身穿黑色衣服，身段匀称。衣服是她从巴黎请来手艺高明的裁缝制作的；她总是蓄着一头金黄色卷发。这位漂亮的寡妇薄薄的嘴唇，时常说一些讽刺犹太人、英国人和新教徒的尖酸刻薄的话。克先生不属于这三类人——不知道他为什么长期住在英国——他是颇受M夫人欢迎的人物；而且论起来，他们还是第七代表亲关系。在这种每个人都期盼法国国王回驾的氛围中，漂亮的M夫人自诩是波拿巴主义的拥护者。她还邀请流亡比利时多年的热罗姆王子在她家中小住了几日。但是，M夫人的产业都在边境地区；皇帝陛下被安排在比利时一侧的一座小楼里。王子到达的第二天，M夫人建议他乘车出去兜兜风。这位波拿巴王子没想到会受到法国北部省人民如此热情的欢迎。他本来是来此随意消遣一下，看见到处张贴告示，村民站在路边的小榆树下，还躬身下拜，不免感到惊讶，真还有点儿过意不去：“我真没想到，夫人，人们竟对一个皇帝的继承人有如此好感。”城堡女主人高傲地回答说：“殿下，他们都是我的奴仆。”米歇尔有时真想用胳膊搂住这位夫人的细腰，一直搂得她的裙撑吱吱作响。如果把裙子搭扣弄开或者弄掉，那就好看了！虔诚的女信徒指责M夫人的随身男仆对她过于讨好，即使他，肯定也不会如此献殷勤。 体态丰满的某某夫人不那么难接近。但她有丈夫、一个儿子、公婆和城堡的一群食客。在请克先生吃饭的时候，教廷大使和他的秘书作为贵客也被邀请作陪。应邀出席的还有正统思想界的精英人物。人们在交谈中流露出对宗教信仰的过分虔诚；大家都争着去吻那位教廷大人的戒指；话题始终离不开圣彼得大教堂这座建筑杰作，离不开体现着圣洁精神的利奥十三世的健康长寿，离不开那些参加抵抗加里波第以保卫罗马的伯伯叔叔和堂兄弟的回忆。某某夫人甚至说她不再想看到永恒之城，永恒之城既然不属于罗马教廷所有，那就只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已。这位教廷官员在成为神职人员之前是意大利人，此时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人们告别的时候很注意礼节：某某夫人叫她的两个女儿下楼接受对她们的祝福。繁文缛节使得那些到巴约勒搭乘去里尔的火车然后再转快车去巴黎的旅客耽搁了时间。某某夫人的儿子是大学生，爱开玩笑，憋住劲儿整个晚上没打哈欠，这时自告奋勇地用他的“迪翁-布通”汽车把这两位贵客送到车站。他的“迪翁-布通”汽车在当地是第二辆（第一辆是克先生的），取代了已经为他套好的传统的双篷四轮马车。让人有点儿焦急的是，他们又在飘逸着好似教堂里的馨香气息的客厅里耽搁了半个小时；但愿这位彬彬有礼的高级教士和他们的同伴不会因机械故障而遭遇麻烦（人们真担心这个新玩意儿会出机械故障），或者更糟糕的是，还可能发生事故…… 但是，发动机在院子里发出了轰响声。大客厅的门打开了一半，从两扇门之间探出一个脑袋，以嘲弄的口气说： “再等一会儿，这两个家伙就赶不上火车了！” 儿子有失礼貌的笑声感染了周围的气氛，像爆炸的气泡，引起一阵哄堂大笑。这些人说话带着北方口音，讥笑这位高级教士的意大利口音；有一位先生觉得高级教士的秘书过于俊美，不诚实；而女士们觉得他的身材有点儿太瘦。有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却具有冉森教派的思想倾向，一针见血地评论教皇对法国的事务干预太多；说到底，他只不过是罗马主教而已。这时，又送上了丰盛的饭菜，好像他们在两个小时之前根本没吃什么东西似的。某某夫人哈腰取了一盘肥肝三明治送给克先生。她的低领袒胸上衣的吊带没有系好。好像是忘了系。但并没引起人们注意；谁都知道乳房是什么样子。米歇尔不会变成一个土里土气的唐璜。 闷热的夏天过后，便是雾蒙蒙的秋天。冬天也不会有好兆头。去年冬天是在布鲁塞尔度过的，那是为了满足一个年轻产妇的意愿，她害怕自己在生孩子的时候死去。她果然死了。今年的冬天将在里尔度过。带着五个月的女婴去意大利的里维埃拉绝无可能。从里尔到里维埃拉旅途遥远，差不多要用三十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到达。中途要在巴黎的贵宾旅馆和马赛的诺阿依旅馆各休息一天。米歇尔一时放弃去享受他最喜欢的阳光明媚的南方风光，等于是放弃去蒙特卡洛赌博的机会。在蒙特卡洛金碧辉煌的赌厅里赌博，如同对别人而言的放荡不羁的享乐，对他来说是一种需要；也等于是失去了一次桃花运，那里有漂亮诱人的女人，能使他在平淡岁月的生活中体验一点儿风流韵事，可以想象她们不是卖淫妇；也不能去意大利海岸，不能去热那亚、佛罗伦萨或那不勒斯小憩，不能参观过去与费尔南德一起去过的教堂和画廊。这会儿正在保姆怀里啼哭的小女孩，待长大以后，也许可以牵着她的手去博博里的花园游玩的。 不管怎样，即将到来的冬天将在里尔度过。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二次。因为对他来说，一生中更难熬的，就是艰难时刻的重复。走的还是那几条相同的路；绕的还是那些走廊的相同的角落；住的还是跳鹅游戏的房子。这种房子就是监狱。这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在元配去世之后，米歇尔在地处沼泽大街（这条街的名字起得多好！）的诺埃米别馆度过了好几个月的冬天。春天，他轻率地接受邀请参加了一次上流社会的聚会，认识了费尔南德。但是，桃花运并不是天天都有的。 这没有什么关系：对一些人来说，不能拥有，即使是暂时的，也是应付一切的答案。米歇尔在黑山成立了一个私人苦修会。对于构成或自信构成我们绝大部分人格的欲望与要求，有的人喜欢说不；有的人不寄予希望；有的人没有甚至不再觉得这只是自身存在的需要。他早晨六点起床。他在床上看书，睡觉；他一直喜欢这个时刻，因为经过夜晚的洗涤，一切东西似乎都是洁净的。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大摞书，摇摇晃晃的，好像一座斜塔；这时他读完了蒙塔朗贝尔的《西方修道士》，这是一部长篇巨著，我从来没有读过，但我猜想与他禁欲的朦胧愿望有关。他在旧睡衣外面披了一件破大衣，毫无疑问，旧睡衣是他父亲米歇尔-夏尔穿过的。他趿拉着拖鞋，下楼去取那只装满煤的沉重的木桶。煤是早晨生火取暖用的。他喜欢用当地产的煤取暖。用煤取暖，起码不用再去砍树了，但是，这也无济于事。用煤取暖与矿井的丑陋不堪和艰苦生活密不可分。黑山城堡的习惯做法是，那两个女仆，胖马德兰和小马德兰，每天早晨用旧报纸包着煤或木炭，夹在腋下，送到每个房间，在“主人”起床前先暖暖房间。米歇尔不喜欢叫这两个女人提着沉重的煤桶爬楼梯给他送煤；她们还得给老太婆送木柴，给住在塔楼上的孩子送煤。他可能也不喜欢躺在床上看着两个胖女人跪在壁炉前给他生火，或者怕她们出言不逊，到楼下去说先生行为放肆。火生起来了，火焰直往上蹿。用这些已经发黑的旧报纸生火倒是好办法。 过了一会儿，他去取塞拉芬放在门口的早点托盘。塞拉芬是最受重用的男仆，他与梅拉妮管家的关系很好，但米歇尔讨厌他身上的烟草味儿和酒渣气。盘子上惯常有一杯牛奶咖啡、几块方糖和自制的面包片。（在餐厅里吃的也是这些东西。）米歇尔把捆报纸的封套撕掉，看了一眼一般不太重要的邮件。其实他很少看报。报上刊登的唁电大部分好像都是从《秘书万事通》手册上抄录的，谢天谢地，这些玩意儿现在不再刊登了。老太婆还时不时地用写小纸条的方式与儿子交流情况，信封上还加盖封印，也是放在盘子里送给他的；内容有的时候是关于电线迟迟未架的事，有的时候是一个佃农拖着不交地租的事。米歇尔与这个佃农倒谈得来。但米歇尔不像他父亲，他不是替诺埃米打杂的。他回信，就写个字条放在盘子里。 天刚亮，米歇尔就下楼去公园“兜大圈子”，有时偷懒“兜小圈子”。八月底，田地里蒸腾着热气。从十月初开始，地面上有时覆盖着一层霜；他踩着松软的地面别有一番情趣。城堡和村里的牛都在草地上吃草；米歇尔走下草坡时遇到一个正在放牧的牧马人。在马厩旁边的遛马场上，有几匹健壮的马正在清爽的晨曦里撒欢；他把目光扫向一匹漂亮的牝马。这匹牝马，费尔南德还很少骑过。他骑马也比过去骑得少了；对他来说，骑马可能与太多的亡妻的回忆有关；也可能是因为骑着马在这林间小道上跑来跑去，感到厌烦了。但他此时觉得，一匹马在清晨独自奔跑，就如同一起一伏地奔驰在绿色的海涛之间，比套上鞍辔，让最出色的男骑士或女骑士骑在背上还要漂亮。 费尔南德的狗特里埃跟在他身后。诺埃米不愿意在城堡里养狗，所以把狗养在马厩里。米歇尔和狗走下斜坡，向着已经生起炉火的铁匠炉走去。还是从米歇尔的孩提时期开始，这个地方就吸引着他；那个时候，铁匠让他拉风箱。现在，他帮马蹄匠钉马掌；马掌用烧红的铁块一烙，味道难闻极了，臭味久久不散；但他喜欢制伏脾气暴躁或受惊的马。马掌匠教他怎么钉马掌。他不假思索而且别出心裁地要在城堡的入口处倒挂一块马蹄铁，使这个所谓的护身符变成一个倒霉的象征。马掌匠是村里惟一称得上是他的朋友的人；此人脾气暴躁，和米歇尔相差无几。一天，米歇尔要自己动手打一把铁尺，这位操作铁锤和铁砧的好手在旁边看着，又是责骂又是指导。他还真把铁尺打好了。这把铁尺现在还在我这里，我有时还使用。尽管用手摸或用眼看，手工打制的尺子棱角不太齐，但很结实，几乎是符合数学比例的。尺子很平滑，没有一点儿杂质。七十年以来，尽管我很少使用，但尺子仍然没有生锈。这使我有时猜想，屹立在德里的顾特卜塔附近的旗杆，经历了大约一千五百年的风雨仍然完好无损，无疑也是这个道理：这个质地纯净的圆柱，可能是做事认真的铁匠大师用了多年时间才铸造成的。米歇尔用了多长时间才打成了这个简朴无华但反而很好看的玩意儿？我敢肯定，不管怎样，他从来没想制作一把永世完好的尺子。 为了避免与老太婆面对面地坐在一起，米歇尔根本不吃午饭，或者干脆到村里去吃。晚上，诺埃米让人把饭送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吃。而米歇尔一边吃饭一边看书。 然而，人活着，总是为了某种原因或者迷恋于什么东西，这一次他迷恋的是汽车。我们忘了，对于世纪之交的人来说，汽车的发明确实是一个奇迹。我们离年轻的普鲁斯特看见他的第一架飞机升起在巴勒贝克天空时那种激动得流下热泪的时代，只隔七八年的时间。我们在此之后又看见了那么多新技术成就的出现，但这些新成就并没有改变人，也没有改善人们的生活处境，今天留给人们的却是苦涩的回味。对于一个热心于发明创造的人来说，激动兴奋是人之常情。米歇尔的“玳莫莱”汽车不好开，当他送到巴约勒的一个汽车修理工（巴约勒现在有了一个汽车修理工）那里修理的时候，有两个老头，是商务咖啡馆的常客，站在那里看着这部车轮不能转动的奇特的汽车，不禁感到好笑。 “我看这恐怕不会成为运输业的未来吧。”这两个多米诺骨牌爱好者中年纪大的老者说。 “傻瓜！”米歇尔嘟哝道。他觉得这两个傻瓜目光短浅。 只有普鲁斯特和他看得更远。对任何人来说，只满足于目前的成就和明天的利益，而看不到后天和下个世纪，那是错误的。马塞尔没有预料到死神会降临考文垂、德累斯顿和和广岛，没有预料到我们未来将要经受的灭顶之灾，更没预料到在所谓的和平时期，各国之间人为的接近竟会带来仇恨与竞争，从而导致摩擦。米歇尔预料不到大街上会出现堵车，公路上每年因为内战造成了多少伤亡，发动机释放的尾气污染了人的肺脏，腐蚀了石头，毁坏了树木；石油大国奴役世界，海上石油钻探污染了海洋，海水变黑，给海洋生物带来灭顶之灾。此时此刻，米歇尔想的只是驱车自由奔驰，哪里有公路，就往哪里开。不用再坐火车行驶在硬邦邦的铁轨上，从此告别了人声嘈杂烟雾笼罩的火车站，田园风光也不会再受黑烟之害。当马塞尔与阿尔贝蒂纳在诺曼底散步，当米歇尔在北部省的石板马路上奔驰，他们都想不到，“交通的进步”比两次战争的破坏更为严重，为了让那些鲁莽的司机能够超车，只能把他们非常喜爱的法国公路两旁那些漂亮的白杨和榆树砍光。他们也不知道，现在随心所欲地到处停车，通过人烟稀少的公路外出观光，从而缩短了时间，但不久以后将会被高速公路引发的恐惧心理所取代。高速公路交通规则严格，也像过去的铁路一样用红绿灯信号控制，只能按照在很远距离设置的路标指示的出口驶出公路。发明创造给人们带来的实惠是神奇的，但最终产生的后果都是相似的，不过那时还没有暴露出来。 那时，汽油和原野使米歇尔陶醉了。这位出色的骑士变成了出色的司机；他坐在汽车里，真有两腿夹着马背奔跑的感觉；与发动机配合，就像是与聪智驯服的马协调的合作。他也表现出了一个出色的机械师的姿态。他儿子也是一个车迷，因此，父子俩迷在了一起。米歇尔-约瑟夫开车猛冲猛撞，很尊敬这位父亲，称父亲为司机同志。他父亲的车开得既熟练又鲁莽，紧贴着公路边沿急转弯，在很远距离就能判断如何从两辆满载货物的卡车之间穿过去，而不会与之相撞，也不会相擦，玩儿似的一闪而过，并且视对方司机的表情，或者神态傲然不予理睬，或者出于礼貌点头示意。真是一个古怪的家伙。在当时，汽车非常少见。他还自我吹嘘，说他开了十年车，从来没轧死也没撞着一条狗、一只鸡，或者村里的一个女人，尽管女人一看见汽车就怕得要命，像一群咯咯乱飞的母鸡跑着穿过马路。 父子俩蹲在路旁，身边放着一个工具箱，或者躺在车下面，满身油泥和尘土，这两个从来没有共同语言的人像两个好同志，一声不响地换着一条传送带，或清洗一只化油器。他们俩的这件共同的玩意儿，使米歇尔-约瑟夫暂时忘记了他的同父异母妹妹的存在。老太婆最喜爱米歇尔-约瑟夫，她以讥笑的口吻说，他的隔山妹妹的出生，把他的财产“一分为二”了。米歇尔不再去想这个可恨而粗暴的孩子曾经让费尔南德感到厌恶，他甚至在亲生母亲垂危的时候也没去病榻前看她一眼。我已经说过，责备他不去看垂危的母亲是不公平的。贝尔特的死是悲惨而又难以说清的，要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去哭，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种对汽车的狂爱胜过了一切。有一个司机，就是那个讨女人喜爱的漂亮的塞扎尔，马上将来黑山城堡，与当了夫人二十五年马车夫的阿尔西德一起效力。米歇尔不会对汽车机械和构造的改进感兴趣。机器可能也像女人，当变得轻佻的时候，也就让人感到厌倦了。在生命的末日，他太贫穷了，根本买不起“劳斯莱斯”，也买不起“别克”，只能租一辆后座有活动篷的“维多利亚”旧式汽车，也就心满意足了。这样，他可以开着这辆车，悠闲地在他喜欢的南方偏僻地区的公路上奔驰。那里汽车不多，他有足够的时间把沿途的每一棵草都记在心里。 ?Louis-Philippe（1773-1850），法国国王，以上层资产阶级的支持作为统治基础，最后因无法赢得新兴工业阶级的效忠而失去政权。​?Louise Michel（1830-1905），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巴黎公社女社员。​?Victor-Henri Rochefort（1830-1913），法国时政记者，反对帝制。​?Nouvelle-Calédonie，太平洋西南群岛，是法国关押政治犯的地方。​?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后来兴趣转向神学，从怀疑论出发，认为感性和理性知识皆不可靠，而信仰高于一切。​?Henry de Montherland（1895-1972），法国作家，法兰西文学院院士，作品有《死去的王后》。​?Emile Combes（1835-1927），青年时代曾学神学，后学医，1902-1905年任法国行政院主席，反对教会干预政治，主张政教分离。​?Alfred Dreyfus（1859-1935），有犹太血统的法国陆军军官，1894年以向德国出卖情报罪名被判处终身苦役，1899年被宣布无罪，1906年被恢复名誉。​?法国旧货币单位。​?Lourde，在法国西南部地区，是朝拜圣母马利亚的著名圣地。​?1814-1830年间为法国王朝复辟时期。​?Pierre Corneille（1606-1684），法国古典悲剧创始人。​?Gyp（1849-1932），法国女作家、激进分子。​?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Leo XIII（1810-1903），1878—1903年期间任教皇。​?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领袖，两度领导进攻教皇统治的罗马，但均未成功。​?Don Juan，中世纪传说中的西班牙青年贵族，浪荡子的象征。​?Riviera，在法国戛纳与意大利拉斯佩齐亚之间的地中海沿海地区。​?Charles Montalembert（1810-1870），法国政治家，自由天主教捍卫者，法兰西文学院院士。​?Marcel Proust（1871-1922），法国小说家。意识流小说的先驱。​?Coventry，英国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轰炸，市中心被毁，战后重建。​?Dresden，德国东部城市。​?Hiroshima，日本海港城市，1945年美国在此扔下第一颗原子弹，损失惨重。​ 招魂 然而，米歇尔有时不住在黑山城堡。他另有两处住所，一处在东边，靠近布温，叫仙阁；另一处在西边的灰鼻角与敦刻尔克之间的格兰渡。他对两处住所都很熟悉。从字面上看，这两处住所好像都是亡灵居住的地方，但是，他去那里并不是为了死者（米歇尔不会招魂），而是为了对活人的忠诚。在仙阁，他经常而且很乐意地住在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两座坟墓之间的地方。加布里埃尔被埋葬在一座破旧的小教堂里。小教堂属于一座修道院，在大革命中遭到了破坏。这座建筑物的基础最晚建于墨洛温王朝时期；从残存的雕刻和埋葬在这里的亡妇的残缺不全的卧像可以看出，有几代妇女的肉体都是腐烂在这里的。总是笑容满面的加布里埃尔肯定不会想到这些女人，尽管有的还是她的祖辈；事情很简单，由于她的家庭不知道该把这个年轻的离异女人葬在哪里，就给她选择了这块墓地。当然，米歇尔没有必要到她的坟墓上去胡思乱想：加布里埃尔在世的时候，他对她的照料够多的了。至于贝尔特，她死的时候手上还戴着戒指，他把她安葬在巴约勒的克家族宽旷的墓地里，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个地方阴森森的，他从来没有去过，他希望在去世之后也不要去。 但是，在仙阁的甬道上，还游荡着两个姐妹的踪影。人们不太清楚在此事之前看见过两个幽灵手挽着手在陵园里游荡的男爵夫人，是否还能够认出她们来。这不可能，肯定不可能：五年的时间像过去了五个世纪。然而，活着的人仍然活得很好。在这座巨大的建筑物中，十八世纪的一些建筑风格已经被十九世纪的砖石结构建筑取而代之。十九世纪的建筑被保留了下来，因此，陵园如果得到保护，还是很漂亮的。从花坛来看，园艺风格并不突出，但男爵还是精心地照管着门前的那几株玫瑰。然而，自米歇尔娶了贝尔特以来，门面从来没有再粉刷过，也没有再油漆过。 男爵夫人玛丽-阿特奈似乎没有变老，不管怎么说，由于戴着黑色假发，无法判断她是否真的变老了。她也叫卡尔门，她的侧脸可能变削尖了；从带点黄色的黑眼睛里射出来的目光表明，她好像是一只永远吃不饱的动物。毫无疑问，她同罗依斯男爵生活在一起，就如同生活在兽笼里。但是，她经常而且很容易地从笼子里跳出来。这位女子既有西班牙人血统，又有茨冈人血统，但主要还是茨冈人血统：法国上校在我们进行的某一次战争中将玛丽-阿特奈的祖母从西班牙带回法国，但他带回来的并不是爱情——米歇尔一贯认为爱情是献给维纳斯的——而是一种虚情假意，一种征服肉体的疯狂需求。 这种天性也多少遗传给了她的女儿们。马德兰是这些还活在世上的女人中最漂亮的一个。她从来没结婚，或许是由于她根本看不起与她为邻的那些讨厌的乡巴佬男人，或者因为这家女子的名声是尽人皆知的：那些生活在城堡里的既风流倜傥又谨慎行事的少爷们，都巴不得利用树洞与马德兰交换情书，甚至晚上与她在矮树林里幽会，但不越雷池一步，也不会让她改名换姓，更不会与她同床共枕。L·德·L家的小姐们不再是人们求偶的对象了。马德兰总是衣着雅致，自成一派，却不赶时髦；家里的钱越来越少了；她的衣服充其量不过是在里尔做的，要不然就是在布温做的。马德兰身上有一种妖艳迷人的小公主的气质。她在一次博览会上买了一只受到手摇琴师百般虐待的拳头大的卷尾猴。这只卷尾猴几乎成了她的精神支柱。我看见她让卷尾猴趴在肩膀上照过的一张相，他们身处的树林顿时变作了野兽出没的丛林。不幸的是，在一个空前严寒的冬天里，她的这位怕冷的朋友被冻死了。 她也有情欲，当然应该获得满足。她有情夫，也可能是男爵夫人送给她的，因为老卡尔门总是插手这种事。情夫是村里的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此人有点儿傲气，很得意自己与男爵夫人和两位小姐都保持着爱慕关系，因为可怜的克萝迪娜是跛脚，长得又难看，只好捡姐姐的缺。他们就在老园丁的破屋里幽会。园丁到村子里与合法妻子睡在一起。 按照托尼的说法，玛丽-安托瓦内特是男爵夫人在四十岁以后出人意料地生下来的，只有这个孩子保持着粗犷天真的性格。她已经十五岁了，可以说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女孩儿。她是个假小子，穿着马裤和破烂的短袖衬衫，喜欢爬树，掏喜鹊窝，骑在马的光背上，还与农民一起去地里翻晒干草，一位小姐，皮肤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在当时是无人赏识的。她头发蓬乱，既像无赖，又似仙女，嫁给一个布尔乔亚之家倒挺合适。但她父亲严守贵族的等级，不会同意她这样的婚事。她嫁给了当地的一位工业家，成了一对好夫妻。她给他生了好几个子女，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桩法国的犹滴与英国的艾特尔雷德神话般的婚姻，王室的血液流到了法国这个偏僻的地方，使男爵感到欣慰。 马德兰生了孩子，男爵还蒙在鼓里。起码人们相信男爵对此一无所知，而长期以来，男爵也学会了对明摆着的事情视而不见的艺术。因此，他对孩子的事一无所知，或者佯装一无所知。这是一个女孩儿，被送到远方的一个村子抚养着。即使知道，他也无所谓。女孩儿后来被修女收养，以后又在天主教缝纫作坊给她找了个不起眼的监工的工作。马德兰从来没有见到这孩子，但她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惦记着自己的女儿。各方面迹象表明，与其说她是孩子的母亲，毋宁说她甘愿做男人的情妇。 但是，大约在二十一年之后，这个幽灵般的女儿又出现了，并且要求还仍然活在世上的男爵夫人将她的那份遗产分给她。马德兰已经去世了。用她的话来说，男爵夫人把她赶出了家门。家里人猜想，“这个女孩儿”落到了坏人手里，可能是一个社会党人律师的手里。只有本家族的一个远房亲戚支持她对遗产的要求，我很高兴在这里声明，这个男子就是我的隔山兄弟。他是贝尔特的儿子，也是“这个女孩儿”的堂兄，他认为他对此事有发言权。人们告诉他，他搞错了。既然不知道“这个女孩儿”的母亲是谁，她就没有合法继承权。他对此愤愤不平，因此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好感，但人们不能对他隐瞒，如果他坚持这种要求，有一天他也会失去他的那份尚属男爵夫人与子女共有的遗产。人们告诉他，他过世的母亲没有给他留下遗产。米歇尔靠他妻子的嫁妆为生，而人们并未说这笔财产其实是不多的；在贝尔特最后一次生病期间，米歇尔不得不靠补助金为生。没有人说他拒绝接受补助金。米歇尔-约瑟夫为人精明，觉察到了所有这一切的真相，便耸了耸肩膀。他怀疑母亲家欠了债，没有什么财产可分了。但是，这个让人难以对付的年轻人有时也具有强烈的恻隐之心；他的家庭对这个突然闯进来的女孩儿的不光彩做法，使他成了她的保护人。当然，事情只能到此了结，但却动摇了他对“名门世家”的信任。他珍惜“名门世家”的诚实，然而，他父亲却不以为然。 男爵平静地去世了。心脏病是多年的老毛病，他已经习以为常，但却成了他致命的死敌。每一件伤心事都会加重他的病情。他从来不谈他的儿子们。博杜安长得矮胖，经常在村子里与思想激进的酒肉朋友吃吃喝喝，还与朋友的姐妹们一起睡觉。他以说粗话而闻名，但现在不像以前那样高声大嗓了，而是低声咕哝。他对二儿子费尔南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几年以前，这个年轻的海军上校偷偷地将一个女人带上舰艇，差一点儿被上司开除。后来，他成了最受尊敬的指挥官之一，但长期生活在陆地上，与一个自己挑选的温柔的女友住在利布尔讷。他的女友过去是利布尔讷最著名的理发师。男爵因为他没有能像自己期望的那样进入海军，心里总是有一股苦涩的感觉，他在博尔达的考试考砸了，但这已经成为历史了。而且，他从来没有来过仙阁，即使男爵心里不是滋味儿，有火气，也无处发泄。 由于老毛病常犯，死神骤然降临，几乎猝不及防。说真的，很多年以来，他一直疾病在身，但他意志坚强，使他长期以来反反复复出现的痛苦征兆很少显露出来。男爵不再骑马了：骑马使他腰疼。他过去的惟一享受就是养马，在合法国王回到法国的那一天，他就骑着马前去欢迎。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位直到去世之前还忠诚地抱着正统思想不放的保王党人现在才知道，法国将不会再出现王朝复辟。他感到非常失望，因此也失去了生存的乐趣。他再也没有精力去管理他的农场了，而博杜安又是无能之辈，无法取而代之。但是，村民们都对这个性格坚强的男爵怀有尽忠的义务，照旧向他缴纳地租，农活照常进行。 男爵起码还能种植玫瑰。有一天，一个英俊的流浪汉推开铁栅门走了进来，一直来到城堡的晒台。他是一个讨厌鬼，粗俗下流，半乞半盗，以专干坏事儿而闻名于本地。他见晒台旁边有一位老人，头戴草帽，身穿羊驼毛上衣，正在修整尼埃尔将军玫瑰花，就向他要五个铜板。 “我没有钱给您这样的人。”男爵说，继续修剪玫瑰花枝条。 他这种一本正经的神态是祖父遗传给他的： “可怜虫，头顶上竟然没有片瓦！简直给生你的村子丢脸。” 这个无赖抿了一下干涩的嘴，嘴角上叼着一截烟头： “那么说，您肯定您永远都有一个家？” 男爵没有能再活多长时间，没有能看见一九一四年公路上挤满难民的情景。 他的死，除了我们即将看到的一件可怕的事件之外，还是顺理成章的。他上楼的时候，常常需要停下来喘一会儿气。他决定呆在卧室里不出门。他向四周环视了一下。自从他与玛丽-阿特奈分居以来就住在这里，这可能还是他第一次这样观察自己的房间。房间里朴实无华，就如同他在军队里居住多年的临时住所，不免流露出几分满意的神态。为了替他的两个儿子还债，几件漂亮的家具早就卖掉了。除了那件路易-菲力普时代的旧衣橱和安装在与军床相差无几的床上的两盏旧烛台，他还叫人给他安放了一把伏尔泰式安乐椅，因为他躺在床上无法睡觉。还在一个角落里放了一把必不可缺少的恭凳。用人把饭给他送到房间里，还为他打扫房间。夜里多次感到呼吸困难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但他没有惊动别人，尽管一伸手就能触到电铃（宁愿自己悄然死去，也不想听见女人哭哭啼啼）。他过去不相信，以后也不相信眼前的事实。他还得去做大弥撒，参加复活节领圣体，因为一个出身高贵的男人应该以身作则，而且宗教对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是不可或缺的。为了保持晚节，他请全村人参加他的临终涂圣油仪式。人们在衣橱上挂了一条白毛巾，把两只烛台擦得光亮，还将男爵夫人日夜用来祈祷的耶稣像十字架放在两只烛台之间。村里人一批一批地默默来到他的房间；用人都躲在人群后面，站在走廊里。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天。他挺着身子坐在安乐椅里，膝上盖着花格毛毯，任本堂神甫“装模作样”地涂抹圣油，必恭必敬地接过圣饼。他一一握了他最熟悉的那些村民的手，向其他人点了点头，在完成了应尽的“职责”之后，便永久地关上了门。用人每天三次走出先生的房间，然后下楼通报情况，总是一成不变地说还可以。但一天早上，人们发现他去世了。 米歇尔一直对他怀有几分敬意。这个老头儿头脑固执，或许也有一点儿迟钝，只相信自己，对生命无所需求，顺其自然。但是，在举行临终涂圣油仪式两三天之后夜里发生的一件事，使他对这个奄奄一息的老头儿的好感全然消失了。看门狗一直被套着链子，拴在离铁栅门不远的狗窝旁边。狗的职责是一听到声音就叫，不管有没有小偷或流浪汉来，都要吠上一阵子。有时候在夜里，它也像它的老祖宗狼一样仰头狂嚎乱叫，不是为了求偶，就是预感到有什么野兽向它走近，也许是向什么犬神诉说自己的脖子上为什么老是套着锁链。一天夜里，它叫的声音比平时拉得更长，将正在小憩的男爵惊醒了。病人听到像是树林中的猫头鹰在叫，可能感到害怕。天快亮的时候，米歇尔听到一声枪响，狗的吠声变成了行将死亡的动物的惨叫。米歇尔下了楼，来到院子里。狗的脊椎骨被打断了，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脖子上还套着锁链，身边流了一摊血。灰色的晨曦映照着灰色的血。米歇尔解开狗脖子上的链子，让它觉得自己死去的时候是自由的。它很快断了气。 男爵站起来，走到一个角落，拿起一支卡宾枪，然后又躺下。说得更确切，他又坐在了安乐椅上。没有再开第二枪，就结果了狗的性命。他听到那只经常使他无法入睡的狗在地上垂死挣扎地叫着，心里感到很高兴，而更使他感到高兴的还是，他这个行将死亡的人竟然还有力气结束一个生灵的性命。当他再坐到安乐椅上的时候，他的心脏也没多跳动一拍。其实，男爵在杀害了他的狗之后，肯定也向自己开了一枪。 葬礼符合他的身份，一切按照他的遗嘱进行。他生前就叫人做了一口白木棺材，吩咐用农场里最旧的马车，由两头牛把棺材拉到墓地。马车擦拭得光亮，覆盖着新鲜的树枝和树叶。马车在田间的道路上慢慢地走着，路的一边是已经收割完的农田，另一边是割过草的草地。这个从未走出中世纪的人物，就这样以乡间的庄重而质朴的方式，去与他的老祖宗会合了。 格兰渡的建筑风格与仙阁迥然不同。墙是用石头砌的，砌得很细致，窗户和墙的挑头儿设计匀称，保持了十七世纪的既优美又朴实无华的特点。室内宽敞，各个部位比例得当，既不庸俗也不夸张。墙上的绘画出于无名之辈，已经陈旧，既未重新描画过，也没有纹章，虽然艺术价值不大，但却都是原作。其中还发现有几张官吏或军官的肖像画，画得栩栩如生。然而，格兰渡的骄傲还在于它的花园。自三代人以来，村民们都叫格兰渡花园为“萨西游乐园”，保尔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也像他一样，以“抠门儿”甚至吝啬而著称，但人们都说，那些打扫得干干净净既没有枯叶也没有断枝的小径，没准是用金子铺成的。城堡周围共有五条通道，在林中往四周辐射着，组成了一个星形图案。有两条通道一直延伸到森林的边缘。这是一片名副其实的森林，也属于这个家族。经常能在远处看见林边有鹿蹦蹦跳跳，也能看到野猪的黑影。第三条通道通到村子里，第四条通向一座小山，山上有一座教堂。第五条通到海岸，一眼望不到头，也看不见大海，只能想象大海是什么样子。格兰渡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的。可能是祖辈在皇家海军服役的一个什么人起的名字。因为据说，要是天气晴朗，忠心的人可以凭肉眼看见对岸的敌国，也就是英国。那些出身高贵的外省人，没有丝毫愿望想乘坐王家马车去凡尔赛宫，就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勒诺特式的花园。花园里既没有裸体的神话人物雕像，也没有喷水池。这里也像仙阁一样没有种花。米歇尔非常喜欢英国的姹紫嫣红的花园，因此，他把这里无花归咎于冉森教派的麻木不仁。但是，男人们的乐趣是邀请客人乘坐双篷四轮马车绕花园而行，或者，如果是骑士，在灌木林中长满青苔的小道上散步。保尔·德·萨西忠实地继承了这个传统。 玛丽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在这里步入了已婚女子生活的，这就像是，如果换一种情况，她也会怀着同样善意的满腔热情出家修道。他们的年龄相差太悬殊了。当米歇尔十二岁的时候，他父母决定再生一个女儿或儿子，以替代十四岁就夭折的大女儿。大女儿是在黑山的山坡上被马车轧死的。父母本来实行节育，他们实行节育，并不是担心世界上人口太多。他们才不去想这个呢。他们实行节育，是怕子女太多，每个人的遗产分得太少。当时米歇尔受了轻伤，回到城堡，给母亲带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当小妹妹（幸亏她是女的）降生的时候，米歇尔已经十三岁了，或许还稍大一点儿，正在上中学。在以后的岁月中，米歇尔发现母亲不喜欢他回来，因此，放假的时候，他尽量不在家里逗留，从而很少见到小妹妹。然而他发现，小妹妹一点儿也不受宠爱。 后来，当米歇尔成为回头浪子再次回到家里小住的时候，他还是留下了一张照片，是由里尔最好的工作室拍摄的。这是一张全家福，以证明这个背叛者曾经回过家。尽管他只在家里住了几天，但照相机还是摄下了一张全家福。小女孩儿躺在土耳其式的地毯上，两条细长的腿穿着黑色长袜，互相交叉在一起，一副天真的神态。父母表情刻板。除了宽容的父亲，专横的母亲，再一个就是在那些年喜欢空想的米歇尔。他越想这件事，越觉得诺埃米是一个复仇女神，一个墨杜萨。为什么让兄妹俩与这个与其说是母亲毋宁说是后娘的凶恶的女人在一起照相呢？诺埃米是否恨玛丽为什么不是那个早年夭折的小女孩，就像恨米歇尔只是轻轻地擦伤了一点儿，而可爱的小女孩儿反而丧了命？玛丽令她难产，是否也因此得不到她的谅解？父亲的这个脾气暴躁的妻子好像只喜欢那个不幸夭折的女儿。当回忆起姐姐的模糊不清的童年的时候，米歇尔猜想，她是不是因为早夭才得到如此宠爱。他在里尔和黑山城堡，竭力想从父母的床上寻找可能隐藏着的答案。 后来，米歇尔成了逃兵，被法国禁止入境，但由于地方边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才两三次越过国境，见到了玛丽。玛丽第一次身穿舞衣，朴素大方，非常可爱。女人在她这个年龄，是很少穿得如此朴素的，这或许是由于腼腆，或许是为了讨人喜欢。又过了几个月，当他再次偷越国境回来看望病危的父亲时，玛丽已经成了病人的出色护理员。父亲性格倔，诺埃米脾气不好，修女们又笨手笨脚，只有玛丽心细，得到了病人的诚心认可。 相册又翻开了一页：米歇尔参加了玛丽的婚礼。玛丽的丈夫三十多岁，出身于乡间的名门世家，但他不太讨大舅子喜欢。他神色中流露出几分忧郁，表情拘谨，为人过于慎重，总是担心上当受骗。“保尔对人很苛求。”新娘子笑眯眯地承认。但是，玛丽心甘情愿地选择了他，要不就是心甘情愿地屈从于父母的安排。他们作为义诊护士，是在一次去卢尔德执行任务中相识的。玛丽发现小伙子与她一样笃信宗教，甚至比她还要虔诚。在这次运送伤员的长途列车上，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在当时还是少见的情人之间的亲昵情感。参加完他们的婚礼回来以后，米歇尔在夜间悄悄地越过比利时边界，被一个铁路职工认了出来，还向他打了个招呼。这时，米歇尔仍然在想象着，婚礼刚结束就去了格兰渡，这对新婚夫妇的基督教式的新婚之夜会是什么样子。他想，这个为人严厉而又沉默寡言的保尔爱玛丽，没准儿胜过玛丽对他的爱。他对玛丽的渴望也是这个二十岁的女人从来不曾想象过的。毫无疑问，这个典型的基督教徒小伙子不会过于贪色，不会沉溺于绵绵情意而不能自拔。对他来说，首要的是婚配。 停战协定终于签订了，法国重新开放边境，米歇尔才得以经常回格兰渡。他以音乐家的耳朵留意着可能出现的每一个不和谐的和音；但这种不和谐的和音可能不存在，即使出现了，也会马上又和谐了。玛丽快三十岁了，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第三个孩子也即将降生。她已经习惯了这个多面男人的独特性格，但这个男人是用煤玉而不是用水晶琢磨而成的。她在宗教和政治上任丈夫摆布；而且她别的什么也不懂。当然，丈夫把新教徒和犹太教徒（他从来没有机会与这两类人交往）排除在自己的世界之外，从来没有看过被列为禁书的著作，后来又拒绝与米歇尔一起去达卢大街的俄罗斯教堂听合唱，因为他知道，去分立派的教堂会惹恼上帝。另一方面，利奥十三世规劝法国天主教徒对共和国政府不要过于严厉，就像对漂亮的某某夫人的客人来说一样，这个爱管闲事的人只不过是罗马主教而已。保尔在慈善事业上出手大方，花钱无度，但玛丽为施舍一个乞丐老人或一个被母亲遗弃的私生子，连几个苏也别想从他身上抠出来；他只相信集体组织的赈济事业。他在格兰渡的教堂对面开了一个门诊部，还请了一位军医每周来给病人或腿部受伤的人看病；但他甚至不屑帮助玛丽给病人包扎伤口，连为正在咳嗽的孩子胸部涂抹碘酒之类的事也不肯干。从来没有一个像他这样行善而又不受人喜欢的人。 保尔的吝啬成为村里人的笑柄：他有时将穿旧的深色呢子衣服送给他的仆人。这是他请最好的裁缝做的，但总是令人想起路易十八时代圣会的先生们穿的呢子大衣。有时，他好像也承认这些衣服已经磨得失去了光泽，而且还是翻新过的，但是，在支付了仆人给裁缝的钱后，他又要了回去。甚至有人说，他仍然保存着巴黎生产的最好的糖果盒，盒里经常装着微微发白的巧克力或被人轻轻咬过的残缺不全的糖衣杏仁。那些开玩笑大王甚至还说，糖衣杏仁都是被人吮吸过的。这是他在圣诞节招待穷人用的。在家里，这个一无所求的男人要求的是最精细的菜肴，但当把菜肴端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经常又不吃，或者漫不经心地把银汤匙往盘子里一杵就放下。格兰渡的暖气总是开得较晚，关得较早。玛丽穿毛线衫。单用吝啬这个词还不足以说明保尔的所有问题。因为，他老是吃不饱似的。为了不浪费上帝赐予的食品，他总是等玛丽或孩子吃完饭以后，再把他们的盘子里根本没有动过的鸡蛋或点心打扫光。像穷人一样吃变了味的糖果，这固然是节俭；但这样自讨苦吃，是为了磨练意志，为了谦卑，为了折磨感官。如果收到一封信，从笺头或字体判断是公证人寄来的，内容是有关资产的事，或者是一位亲属写的，这位亲属的身体状况使他担心，他便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把信揣进衣兜里，等到第二天再拆开看。他不性急，不好奇，不贪欲。米歇尔心想，这位有时好淫乐的禁欲者在爱情方面是不是也如此。 这对表面上似乎亲密无间的夫妻，其实出现了不易察觉的裂痕。可以肯定地说，保尔娶了玛丽，为了子女，不得不放弃马耳他骑士的封号。因为据说，诺埃米的平民祖父卷入了一起肮脏的财产案件。这样的顾虑是不是会影响居住在阿文提诺山漂亮的古罗马别墅里的骑士团首领？我不知道，我甚至想，保尔是否真的拥有这个他与玛丽结婚会有损于子孙后代的名誉地位的封号。一切与贵族有关的事都是由摩根命运女神决定的。他们夫妻之间表面上很和睦，但实际上却存在着更加微妙的关系。保尔的父母经常到美丽的蓝色海岸过几个月的冬天，去巴黎与从前的正统派人士聚会，因此，保尔也有机会参观巴黎的博物馆，游览名胜，逛圣日耳曼大街和一些旧皇宫。旧皇宫里有许多艺术品，尽管并不都是佳作，但琳琅满目，比外省的艺术品更精美。他多次去罗马；而玛丽只去过一次，那还是去度蜜月的，她对罗马教皇接见他们还记忆犹新。后来她生了孩子，再也没离开格兰渡。保尔利用去葡萄牙参加圣事大会的机会在那里小住了几日；他喜欢回忆葡萄牙乡下妇女的美貌。她们挽起衣袖，赤裸着双臂，手扶着头顶上装满水的陶罐，个个都像昔日拿撒勒的圣母。玛丽听着他对葡萄牙妇女的赞美，心里觉得不是滋味儿，她怀疑，在对美的品味上，似乎有一点儿不正经的东西。保尔不时地去巴黎找他的代理人商谈事务——他总是有两三件有关遗产的诉讼案件要解决——有时还去参观一处画廊或逛一家古玩店。他去那里，不是为了购买艺术品——他要那些玩意儿有何用场；对他来说，一件艺术品，就像摆设在格兰渡家中的漂亮家具和价值昂贵的绘画，只有自几代人以来就属于自家所有，那才是有价值的——但这是他的乐趣，他甚至还去过雷诺阿和莫奈的画室。有一天，他给玛丽带来一件礼物：是一个长纸盒，还用一根白色的带子捆着。玛丽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喜欢打扮，但尽力克制。她似乎希望能有一件不袒胸露肩、紧腰宽下摆的褶裙。这种裙子做工精细，在当时被视为一种奢侈品。然而，她打开外面糊了一层丝绸的纸盒一看，里面装的是一块玫瑰色的光亮的料子，料子色调素淡，但上面绣着深色的李子树枝。花瓣微开，似乎是一派不耐寒冷的样子。树枝上还有一只小鸟。玛丽打开这件具有异国情调的织物，原来是一件日本明治时代肥大的绣花和服。对这件和服，某些被誉为国家活宝典的大艺术家仍保留了其奥妙所在。她奇怪地看着和服的宽大的袖子，根据日本文学作品的描写，那是用来悄悄地擦拭眼泪的，而闪闪发光的银丝腰带则是扎在腰部的。制作精细，色彩鲜艳，美观大方，与一般的衣服大不相同。保尔告诉她，这种和服已经成为巴黎的时尚便服。但他的年轻的妻子突然面色涨得通红，喘着粗气，抽噎着说： “你把我当成妓女啦！你把我当成妓女啦！” 玛丽是由母亲根据布尔乔亚礼仪规范培养成人的。这种礼仪要求，一个正经的女人，从一清早开始就得从头到脚穿得整整齐齐，还得穿优质的毛织长裙或高领长袖塔夫绸裙，至多为了赶上时代潮流，穿裙子和长袖衬衫；要是自己偶尔照看孩子，为了不弄脏衣服，还得穿上做工精致的围裙。晚上“出门”的时候，才可以按照习俗换上袒胸露肩的舞衣，或者最起码也得穿赴宴的深色长裙。夜间穿白色法兰绒或细麻布衣服，但绝对不能穿便服。和服让玛丽联想到妓女的长椅和卧室。如果偶然遇到特殊情况，例如孩子发烧或失火，一个正直的女人下床的时候，最好还要穿衬裙，披上披肩，这样才不会让人觉得妖艳。毫无疑问，保尔从来没有看见过怕羞的妻子一丝不挂的裸体。玛丽不知道亚洲女人也同样怕羞，讨厌做爱的时候一丝不挂，还以为亚洲女人下流放荡，既然亚洲女人不信仰基督教，不管是合法妻子，还是卖俏的艺妓。她把这件和服细心地叠好，仍然装在纸盒里，然后把纸盒放在壁橱上面。这件和服可能还仍然放在那里。 然而，当米歇尔将他生活中的这一段埋藏在内心深处的事件，即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的去世主动详详细细地告诉玛丽一个人的时候，她并不显得如此优柔寡断。就在那个时候，费尔南德也从米歇尔的口中了解到了这些情况，因为他应该把这些事情告诉即将成为他第二个妻子的女人。在全家人之中，惟独玛丽同意他与一个外国女人（比利时女人！）再婚，尽管这个女人相对来说并不富有。她希望米歇尔幸福，并相信结婚会让他幸福，所以赞同他做一次新的尝试。她同意在小米歇尔放假期间照顾他一段时间，但年轻人却不高兴。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姑父和姑妈的为人行事，恰像基督教初期的一对夫妻；他相信，他们周身散发着医院里的甲醛味道。另一方面，年轻人狂妄自大，不仅会使保尔恼火，而且也使玛丽不高兴。玛丽埋怨年轻人对仆人发号施令，这些仆人已经在格兰渡服侍他们多年了，她希望仆人也像远亲一样被当作是家庭成员，而且保尔有时说话的粗暴语气已经使人感到害怕了。再者，年轻人对爱情的轻浮态度也让她对未来忧心忡忡……万一，她自己的儿子……米歇尔试探地问： “如果艾内斯特不是六岁，而已经十七岁了，假如他使厨房的那个姑娘怀孕了，你怎么办？” 玛丽考虑了一会儿： “我相信，我会一直乞求上帝赐给我勇气，说服他娶这个姑娘为妻。” 她私下请米歇尔把他儿子带走。结果，米歇尔把儿子带走了。 一九〇一年五月，玛丽终于有了度假的机会。这是她惟一的一次度假。她在里尔的一家修道院参加了一次修省班。参加修省班的都是女士，几乎像修士一样体验两个星期的修道院生活。她们天天祈祷，在修道院的小教堂里参加宗教仪式，闭门思过或诵读经书；即使有机会到客厅或花园里聊一会儿天，她们心中也明白不该谈论她们的丈夫、子女、仆人或世俗生活，更不会把她们的全家福拿给别人看。生活很安静，起码玛丽在内心里有这种感觉。可以设想，与能说会道的教士进行一系列的交谈，肯定会唤起这些虔诚的女人对信仰的兴趣；但说得不客气，这种近乎世俗的枯燥说教，有时候使玛丽内心充满空虚和乏味的感觉。她用心不专，这是教会圣师已经预料到的，但也知道这种情况是会过去的。她一边背诵经文，一边拨弄着黄杨木念珠，但她有时候觉得思想无法集中，嘴唇和手指只是机械地动作着，仿佛处在一个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动作让她恍然的世界里。她想努力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越想弄明白，越无法弄明白，甚至连她的圣师也没有察觉，她全心地进入了祈祷的意境。 一个细雨纷飞的黄昏，她在自己灰色的单人斗室里，坐在写字台前，漫不经心地抬起了双眼。她在格兰渡的写字台上有一面镜子。但这个斗室里却没有。因此，她看不见自己。然而，即使前面有一面镜子，她偶然看上一眼，也不会自我欣赏下去。她在平时是很少照镜子的。她看不见自己是什么样的女人，她看不见她那副谦和的神态，不知道自己的脸上闪烁着如何的青春活力。她脸膛儿稍宽，高颧骨，仁慈的嘴唇，浓重的眉毛，笑眯眯的蓝眼睛。她这副神态，要干什么呢？她再一次进行自省。难道她利用自己只不过是一件工具的躯体进行了太多的享乐？难道她在省政厅举行的最后一次舞会上跳舞跳得太多？然而，舞会她还是应该参加的。甚至婚床，甚至与孩子们在草地上吃一次野餐，都可能成为犯罪的机会。她有时怀疑保尔在巴黎与一些半上流社会的女子（这些道德败坏的女人爱穿和服）幽会，从她们那里学了一些谈情说爱的言语花招，对此，她开始的时候还不能接受，然而她的圣师还是规劝她以领受为好。良家之妻不应该怀疑丈夫。而且无论如何，男人的行为无论如何是无法理解的。她对乡下一位女邻居缺乏仁慈心，因为她觉得女邻居太妄自尊大；她毫无道理地辞退了一个女仆；她在诊所给病人治病，有时看见病人的伤口却感到恶心。她有事问保尔，每听到他的多少有点儿干巴巴的回答就泪水汪汪，而她知道，这种悲伤，这种恼怒，对她来说等于是两口子之间闹的一次别扭。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并不十分看重像夏日一样单调平静的生活。在一个穷人受苦受难的世界里，她能过着这样的生活，的确是十分难得的。但是，在力求完美中也有傲慢的成分；她必须尽力而为。她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尽力而为。然而她发现，她想到这些事之后，马上又不再往下想了。她的思想空空如也。修道院的人起得很早；而她可能才刚要入睡。 她机械地拿起一支羽毛笔，蘸了墨水。信纸放在已经打开的夹子里。“亲爱的保尔……”不，她没有什么要对保尔说的。“亲爱的米歇尔……”不，她也不特别想念哥哥。“亲爱的孩子们……”不，他们还小，也不能给他们写信，而且她也没有什么要向他们交代的。“亲爱的妈妈……”不，给她写也是白写，她没有什么要告诉母亲的。而且，在这两个星期的修省期间，是不允许往家里写信的。突然，她抽出一页白纸，在几乎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情况下，给上帝和自己写下了下面一段话： “在等待着将我们的灵魂送还给上帝的时刻，这样的时刻只有一次，因此，我们不要感到可怕。我们不可避免地在尘埃中死去，但我们不能像动物，没有理智，没有爱情地倒在地上，因为动物别无选择。应该预见未来的一切，因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死去，怎样死去，为了我亲爱的人，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献给上帝。 “我们都是要死的。重要的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上帝的名义，通过上帝并且为了上帝……” 她在信纸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把信纸装在信封里，用舌尖舔湿了封口的干胶，封好，并且写上“我的修省书，一九〇一年五月”，然后又把信封装进皮夹子里的一个袋里。人们在她去世以后才会发现这封信。 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大约早晨八点钟，玛丽正坐在兼作孩子餐厅的小客厅里，耐心地看着两个大孩子吃早点。他们正在吃抹黄油的面包片，喝热牛奶。奶里加了一点儿类似咖啡味道的菊苣根汁。两个孩子都努力控制住自己，没有在桌子底下互相踢脚，也没有用汤匙敲盘子。一个大约两岁的小女孩正坐在妈妈的膝头。壁炉里生着火；路易十六时代的小挂钟在慢慢地消磨着时间。一个小伙子突然跑了进来。他是新来的猎场守护员，刚十六岁，是来接替他父亲的。他父亲患了风湿病，疼痛不止，无法继续守护猎场。小伙子太激动了，甚至没把猎枪放在门厅里，就蹿了进来。猎枪里还可能装着子弹。玛丽不痛不痒地说了他一句。但小伙子高声喊道： “夫人，您快来看！有一群野猪正在穿过树林，就在通道尽头的一片雾里。” 野猪的出现，在乡下是常见的事。格兰渡的野猪也不少，但成群结队地迁徙还是罕见的。玛丽穿上紧腰宽下摆的女衫和毛线裙子，又套上一件宽松外套，脚穿木底皮面套鞋，头上蒙着保尔从里斯本给她买来的黑头巾。同时，女用人也给两个大孩子穿好外衣，就同母亲一起走了出去。 他们像一支在冬天的清晨出去冒险的大军。玛丽用手牵着小儿子艾内斯特和小女儿让娜，与猎场守护员小伙子走在前面。男女用人得知消息以后，都不想错过这个看热闹的机会，紧紧地跟随在玛丽的身后。德·萨西先生正在书房里忙自己的事，也出来跟在后面，与他们稍微拉开了一点距离，也往前走着。他没有带卡宾枪；他不是猎人，而且又不是打猎季节。秋天才是打猎季节，然而他很少打猎；即使打，也是有客人来的时候才打，为了助兴而已。 天才刚刚放亮，清晨天气寒冷，又很寂静；大树下面很阴暗，地面又潮湿，踏在上面吱吱作响。大路和草地上覆盖着一层泥雪。 突然，在远处树林边缘的晨雾中，清晰地显现出那群身个儿强壮圆滚滚的野猪。在大自然中发现这么多史前遗留下来的四蹄动物，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走到近处，看见一只野猪正在用尖嘴拱土挖树根吃，也许是在挖土玩，根本没注意到有人来。但它们十分警觉，只在觉得没有危险的时候才会这样。这群身个儿强壮的野猪正在林中转移阵地，好像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动物似的，在那样的时代，人在动物面前，仿佛能感到神灵在场。年轻的猎场守护员看见野猪，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根本没考虑是不是能打到野猪，便扣响了扳机。 就在此时，最多也不过在枪响一秒钟之后，玛丽便倒在地上，两只拉着孩子的手还没来得及松开。子弹打到一棵橡树干之后又反弹回来，正好击中她的胸口。她可能还没听见响声，子弹就结束了她的生命。 德·萨西先生飞快地跑过去，将两个孩子从母亲的手里拽出来，交给了保姆。两个孩子感到惊奇，但并不觉得害怕。德·萨西先生将年轻妻子瘫软的躯体摆放好，让她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他像一位细心的医生，扒开妻子的眼皮看了看，用手靠近她的嘴唇试了试，看她是否还有气息，又把手伸进她的上衣下面，摸了摸她的心脏是否还跳动。她气息全无了。玛丽躺在覆盖着一层白霜的石子路上，好像她一直就是躺在那里似的。 保尔站了起来，叫那些男女用人不要惊慌，要把死者看好，又叫一个男用人去找园丁帮着做一副担架。枪声响过之后，他就一直盯着年轻的猎场守护员，看见他扔下猎枪，在格兰渡和村子之间的树林里拼命地跑。德·萨西吩咐用人之后，就离开了玛丽。他对妻子的生命是不抱任何希望了。他急忙跟在小伙子后面追了上去。那些哭哭啼啼的女用人刚从他的目光中消失，他在枞树林里拔腿就跑。他对这片枞树林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他几乎与小伙子同时到达了在村头的厄斯塔什（这是年轻小伙子的名字）父母的那间小房子。 他推开门，站在门口。屋里一片昏暗（当地人家的窗户经常是半闭着的），看不清楚里面，只觉得一股气味儿直呛喉咙。煤球炉上正煮着咖啡，烟熏火燎的，两位老人并排坐在他们的大床上面，浑身颤抖着。大床占了整个屋子三分之一的地方。厄斯塔什趴在自己的那张小床上，呜呜地哭了起来。他简直是双手抱头大哭。德·萨西先生走了过去。 “小伙子，不要怕。不是你的错。当然，没叫你开枪，你也不应该开枪。但不是你叫子弹反弹回来的；这是天意。你还照常给我守护猎场。没有人要惩罚你。” 在离开之前，他又把这话对小伙子的惊魂未定的父母重复了一遍。小伙子站起来看着他，弄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保尔走到他身边，笨拙地摸了摸他的前额，然后就离开了。 接着，保尔只顾忙亡妻的丧事。为了让亲属来奔丧，也好让正在南方的米歇尔和费尔南德能赶回来，葬礼安排在第二个星期举行。诺埃米来自里尔，但她对小女儿的意外死亡，和对三十三年前她大女儿的去世不一样，并不感到震惊。像她这样年龄的人，对死去的人是不会太伤心的。但是，也像大女儿死于意外事故一样，流言蜚语在北部省又不胫而走。好心人在这两件悲剧中看到，这是对从前利用移民或教会财产大发横财的惩罚，这起码说明上帝是主持正义的。这种迷信的观点不知道是否也在保尔的意识中生了根。 米歇尔和费尔南德在里尔小住了几日。在玛丽安葬将近一个星期以后，保尔带着玛丽的修省书去找他们。大舅子看完修省书，没有说什么，就还给了他。但是，费尔南德平时很少见到玛丽，此时泪水汪汪。玛丽的修省书很奇怪，所使用的语气与辞藻华丽的祈祷词完全不同，这使她既害怕，又感动。当保尔与米歇尔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保尔又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信是用方格纸写的，拼写错误很多，而且文笔也像某些没有文学修养的人那样矫揉造作。信是一个女人写的，落款是伯爵夫人。但是，保尔亲爱的亡妻只是把一些重要情况告诉了自己亲爱的丈夫。巴帝纽尔林荫大道十八号，神眼婆阿尔西诺霭·伞杜夫人。保尔放在扶手椅上的双手颤抖着。 “你相信这种把戏？”米歇尔掩饰住轻蔑的心情，问保尔。 “我不知道。既然我相信灵魂不死，我事先没有任何理由说活人不能与死人沟通。” 米歇尔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但是教会不赞同招魂术的说法。” 保尔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动作。 “不管是不是招魂术……只是，”他不得不承认，“只是我害怕……” “你是不是要我陪你走一趟？” 这正是保尔来见他的目的。两个男人找了一个决定突然去巴黎的托词，便从里尔乘坐早班火车出发了。 他们在细雨蒙蒙的晚上下了火车。巴黎的冬天像北部省一样，也是泥泞满地。路灯在这座光明之城的石块铺成的路面上撒下淡黄色的光。他们来到贵宾饭店，把行李放下，就乘出租马车前往巴帝纽尔林荫大道十八号。 我简单地复述一下自巴尔扎克以来被人们重复过上百次的描写：楼梯很陡（但幸亏是底楼与二楼之间的夹层房间），一个矮胖的女人，脚上穿着拖鞋，身穿花晨衣，迈着沉重的步子，无精打采地来开了门。她身上散发着一股低俗难闻的味道，不是香脂，就是油炸土豆味儿，也可能是花束枯萎后散发出来的气息。这是一间小布尔乔亚式的客厅，地上铺着丝绒地毯，中间放着一个独脚小圆桌。米歇尔还以为她要把地毯卷起来。是他猜想错了。在重新提到可怜的夫人所做的与子女的重要沟通之后，神眼婆直眨眼睛，脑袋靠在长沙发的枕垫上，倏然显出一副鬼魂附身的样子，叹了几口气，浑身轻轻地抽搐了几下。她的表演是可想而知的。她以一种讳莫如深的口气描述着当时的情景：一个晴朗的冬天，伯爵夫人身穿黑色厚毛呢女骑士长裙，戴着插有羽饰的女帽，胸部被一个笨手笨脚的猎人打了一枪，从她骑着的棕色马上摔下来，帽子摔在地上……米歇尔站了起来。 “别再听她的胡言乱语了。我们走吧……” 保尔跟在他身后走了出来，但心中有点儿后悔。神眼婆听见他们开门，一下子回过神来，便破口大骂。米歇尔与妹夫一言不语地走在泥泞的人行道上。他们来到一个报亭前。米歇尔看了一眼报架上的《星期日小报》，便买了一份，递给保尔。在当时，小报还不能刊登照片，虽然彩色印刷术已经出现，但只是用蓝红两种颜色为每周的社会新闻作插图，而且这两种颜色相互洇在一起，就像埃皮纳勒画片里生活放荡的女孩儿，也将社会新闻人物描绘成乔治·奥内小说中那种不伦不类的人物。 “你看到你的女预言家是如何刺探情况的吧？” 长期以来，新闻报纸不是刊登耸人听闻的消息，就是进行欺骗宣传，或者干脆去迎合读者的贪欲心理和蠢笨行为，米歇尔对这种粗俗的错误做法不再感到奇怪，也不再感兴趣了。保尔将这种淫秽的图片推开。 “这一切我都明白……但是，然而，当神眼婆鬼魂附身的时候，难道在那一刹那，她的面部表情不是很高贵，而且声音也似曾相识嘛……” “不，我既没看见也没听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解读思想的假设，比玛丽的幽灵去巴帝纽尔林荫大道十八号拜访更容易让人接受。你是坐在那个女人对面的。她为什么没发现玛丽在你内心深处的反映或共鸣？” “你可能说得对。”保尔沮丧地说。 雨下得更大了。两位先生加快了步伐。到了和平咖啡馆，米歇尔竭力叫妹夫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饱饭。 谨慎的怀疑论者对事物不采取否认态度，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热中于幻想和谎言，从这种观点来看，米歇尔是对的。然而，“最易让人接受的假说”——而且米歇尔本人也认为仅仅是在可能的边缘——并不因此排除其他事物发展的复杂性，惶恐不安的保尔对此已经有所察觉了。在被称为彼世的晦涩难懂的复杂事物中，如果我们一旦冒险走到这个世界的边缘，我们就会像踩在沼泽地上一样陷进泥潭。由于那些形迹可疑粗俗卑鄙的人牵线搭桥，充当居心叵测的中间人，从而建立起了某些关系，这不是不可能的。这些人具有一种怪才，“出色地驾驭着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物”，就如同一个愚笨卑鄙的家伙，居然还能成为很好的歌唱家一样，但是，人们从这些一直都令人生疑的行径中不会获得什么重要的东西。而克先生这一次同意了教会的劝化，成功地使保尔走出了这个泥潭。 看着玛丽遗留下来的修省书，不能不使人有置身于地震震区的感觉。这扇半开半闭的门面对着的，既是最具体的现实，又是最不可捉摸的奥秘，这就是时间。毫无疑问，永恒只是以另一种形式表述的相同事物，但我们与这两种观念所处的关系，就像一个圆的直径与圆周的关系，一方面在尽可能地往一起靠拢，另一方面永远也不可能靠拢在一起。如果不是陷入目光短浅的怀疑主义的泥潭，人们必须承认，玛丽已经跨进了一道门槛，但她本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记得已经跨入了这道门槛，就像大数的保罗所说的，她“模模糊糊地看着镜子”，已经发现了自己面对的是死亡。动物没有理智，没有爱情地倒在地上，就像她的倒下那样，这种说法令人震惊与痛心。之所以令人震惊，这里指的似乎是那天早晨发现的那群野猪，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人总有一天都无法逃脱玛丽暴卒的命运；之所以让人痛心，因为对所有创造物来说，这反映了基督教灵魂的狂妄自大。根据《传道书》的说法，“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谁能告诉玛丽，动物被人打死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理智，没有爱情地倒在地上，因为它们别无选择”？她应该知道，动物对子女的爱经常是壮烈的，狗效忠主人，马对难友一往情深。她有什么权利超越其他还活着或死去的人呢？但是她一无所获；她依然与她周围的人的看法不谋而合。 几乎同样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对祭献的说法。这种过时的说法乍看起来是高尚的，但与一个上帝或多个上帝的令人厌恶的观念是紧密相连的。以撒被送去祭献，伊芙琴尼亚险些死在祭坛上，只能说明人类丧失了理智。但玛丽的死并不是一种祭献。她预料到了自己的死，然而没有迹象表明她是心甘情愿地去死。她不像美国天主教徒为了换取越南的和平，在做弥撒的时候心甘情愿地集体自杀，而且视死如归，死得果敢。玛丽遵循上帝的意志，没有违抗，没有害怕，这已经足够了，她应该感到满意了。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她所希望为“亲爱的人们”获取的功绩，不一定会有所回报。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天主教徒完全心甘情愿地献出生命，他们的确是死了，但越南战争还在长时期地进行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要继续打下去，他们的死并未换来伤痕累累的和平。我还将在后面描写发生在玛丽亲爱的人们身上的一些情况：他们似乎像所有人一样，仅仅是好歹活着而已。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祭献是密教所宣扬的。首先，在寂静的夜间举行红色断境施身法仪式，被接纳入教者怀着一片虔诚之心将生命献给众生，准备让众生分食其躯体，然后，一年之后又回到原地完成黑色断境施身法，这时他会发现自己一文不值，再也没有什么可祭献的了。 我当时还没有出世。在我漫长的生活中，我断断续续地观察着玛丽亲爱的人们的生活情况，并且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玛丽早已被古怪离奇的幻觉所惹怒，本来希望死后能对他们有所帮助，用自己的死换取他们的幸福。这些人获得的恩惠并不显眼，他们的日子过得似乎并不比当地同一阶层同一时代的大多数人更幸福，但也不比他们更寒酸。玛丽在遭受不幸的那天用手牵着的小男孩儿和小女孩儿都已经长大成人，都已经年老了，都已经去世了。艾内斯特在一九一四年当了兵，多次立功受奖；我后来又见到过他。他是应我父亲邀请到勒杜彦家做客。他为人热情，为了出席贝尔日尔游乐园的揭幕仪式，准时地告别了主人。他已经是六十岁高龄的人了，仪表端庄高贵，但有点儿外省人的气质，人们每每谈起他，就像过去谈论他父亲一样，也就是说，把他看作一位法国绅士。让娜嫁给了“我们的家族”中的一个小伙子，生活在图赖讷，还留下了几个继承人。我所知道的她的情况仅此而已。当时茜茜乐还太小，那一天没有同她母亲一起离开房间。她在二十五岁那年出家修道，进了罗马的一家法国女修院，现在已经退休——因为神职人员享受退休待遇——又回到法国，直至去世。她去女修院之前，我只见过她两三次。她似乎为人粗俗，难以相处；我是她表姐，比她大十三岁，她对我并不感兴趣。她在晚年似乎成了一位开明理智的修女。她有时通过艾内斯特的一个儿子向我转达一句友好的问候。艾内斯特的儿子也是教士。当兵和修道可能是玛丽对子女的愿望，也可能因为他们是生活在这个天主教环境中的缘故。至于保尔，他差不多在两年以后又与一个邻近城堡的女人结了婚。玛丽在世的时候，对这个女人的高傲自大不屑说三道四。这个女人出身高贵，结婚的时候年龄已经不小了。她说话的口气和生活的方式都自诩属于上流社会；她说话语调很高，因此可以说，她好像喜欢高语调，说话故意抬高嗓门。他们有两个孩子，生活和睦；妻子像丈夫保尔一样也赞同《法兰西行动报》的观点。他们晚上一起读报，就像一些虔诚的新教徒夫妇一起读《圣经》一样。正如教会从前所说的，德·萨西先生溺爱妻子，他两次结婚，夫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一种肉欲的关系，在一些小事上更是对第二个妻子采取迁就态度，但他本人总是躲藏在自己冷漠荒寂的领域里，保持着客气然而暴躁的性格。毫无疑问，他在自己的领域里才感到自由。在一九一四年战争期间，格兰渡是被占领区，他们夫妇住在巴黎的大公寓里，室内家具豪华，但色调昏暗。夫妇俩一致同意把木柴放在洗澡间。在当时，木柴是宝贵的。当然，德国人是不光彩的，尽管人们对德国这个强大的国家组织保持着某种敬意（在这个高贵人士的阶层中，人们还不至于无耻到谈论“威廉”），但是，法国所承受的大部分痛苦，是由于世俗观念和共和国的老一套习俗做法造成的。置身于毋庸争论的爱国主义和拼命主义的氛围里，人们早已通过几乎难以察觉的裂痕，看出了法国在一九四〇年所具有的某些方面的精神状态。 德·萨西先生的第二任夫人的公寓、保尔的公寓与我们的公寓都在安坛大街，相隔只有几百米，因此，她时常穿梭于这三套公寓之间。我们的公寓也很宽敞，不太昏暗，但几乎没有什么家什。落地窗对着一幢早已不复存在的楼房的内院。墙上挂着常春藤图案的壁毯，黄杨木地板上雕刻着百合花。米歇尔在五年前卖掉黑山城堡之后租了这套公寓，只置办了一些主要生活用品。 德·萨西夫人见到米歇尔的时候，他身穿旧大衣（安坛大街十五号的暖气也被关了），正在看书，身边还堆放着一摞书籍。有莎士比亚的作品（他读的外国书太多了），有歌德的《亲和力》（此时还读德国作品），更可怕的是，还经常读罗曼·罗兰的《超乎混战之上》（“这个瑞士人竟敢对法国说三道四！”在当时，罗曼·罗兰经常被看作是瑞士人，体面人想象不到，一个法国人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地区分法国和德国的责任，因而玷污了自己的名誉）。米歇尔给我看过这本书，使我开始产生了反潮流的思想。这本书成了米歇尔在谎言的大海之中航行的一只锚。在这个谎言的大海之中，一些被收买的记者，或者他们本来就是一些歇斯底里的家伙，拉帮结派，把广大人民拖入深渊。因为一个法国人起码是勇敢的，受欺凌的，坚决抵制这种欺诈行为，令他对法国更增添了一点好感。他还阅读侦探小说，那是德·萨西夫人借给他的。 但是，尤其使来访者极为愤慨的，还是我摆放在写字台上的那些书。有希腊文字典和拉丁文字典、一部逐字逐句翻译出版的柏拉图的《对话集》和一部维吉尔的诗集。人们知道，拉丁文不忠于原意，毫无疑问，希腊文也一样。米歇尔告诉这位夫人，希腊文是《福音书》的文字。但是，德·萨西先生的第二位夫人已经发现了于斯曼的《大教堂》和《修士》，我正是通过这两部著作，开始对教堂的彩绘玻璃和中世纪的绘画有了解。她像任何没有文化的人一样，只是从只言片语去判断一部书，就以为理解了作者的思想，哪怕这句话是从喝得醉醺醺的看门人嘴里说出来的。但是，德·萨西夫人过去不读书，以后也不会读书。她只是发现了一段对话，说的是有一个人，他所使用的语言既矫揉造作，又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是一种当时颇受欢迎的语言，几乎成了于斯曼的商标。他抱怨吃了“精神疯牛肉”。来访者作了一个鬼脸，这正好证实了她不读书（“难道这就是您给您女儿的精神食粮？”）。她对右翼分子巴雷斯倒感到放心，邓南遮和福加扎罗又一次成了外国人，而托尔斯泰则冒充农民。然而，当她得知米歇尔就此问过我，但并不打算给我施坚振礼后，她亲切和蔼的派头竟全然消失了。她打算在圣菲利普迪鲁尔教堂举行的仪式也付诸东流了。但米歇尔希望我自由地生活着。 在结束这段叙述之前，我还要讲一件有关我个人的事。我刚满十四岁。时间在流逝。几个月以前，即在战争爆发之后三年，为了表达姗姗来迟的兄弟般的永恒友谊，美国向德国宣战（“拉法耶特，我们来了！”）。阿拉伯的劳伦斯占领了亚喀巴。依珀尔第三次战役、伊松佐第十次战役和凡尔登第二次战役，都是炮火连天，血肉横飞。黑山城堡在四年以前被一个英国司令部占用，不再属于我们了，最终也被炮弹摧毁；这座砖结构建筑变成了一堆废墟，但更悲惨的还是那些粗大的树干被炸得东倒西歪，断枝满地。米歇尔几乎没有再谈起此事。他觉得，灾难不仅已经降临于世，而且还在继续，把人类的理想也都炸得烟消云散了。我本人受到的损失不大。巴黎也笼罩着战争的气氛。一些到巴黎短期休假的军人，穿着破旧的天蓝色军装，坐在香榭丽舍大街的长凳上，看着来来往往的巴黎人。巴黎男人的生活习惯几乎没有变化，女人不论是美是丑，反正他们觉得都很漂亮。妓女打扮得如同寡妇，一般在晚上才出现，都站在半明半暗的地方。 米歇尔为了弥补对里维埃拉及其赌场的思念之情，决定去昂吉安休养几天，享受一下那里的自然风光。那里绿树成林，绿草如茵。当他利用战争时期的筹码有节制地去碰运气的时候，我正由卡米伊陪着在树林里散步。卡米伊是一个比利时小女孩儿，是我们保留下来的惟一女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米伊是姨妈让娜送给我的礼物。我姨妈是布鲁塞尔人。在战争初期的艰苦年代，卡米伊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在一次去比利时海滨拜访我的同父异母兄弟的时候，她逃到英国，艰难度日，后来又来到巴黎。她是工人的女儿，年方十七，小个子，棕红色的头发。她像一只小山羊，性格开朗，活泼可爱。她已经陪着我生活了五年，看上去与我年龄相仿，或者几乎相仿。她与一位休假士兵订婚了。她寄给他的情书还是我帮她写的。她对其他的事想得不多，几乎不去想未婚夫会遇到什么危险。战争没能阻止我们在小湖周围的树林里玩耍。我们踏着小路上闪动着的树阴，踩着秋天遗留下来的枯叶，发出唰唰的声响。透过稀疏的树枝，可以看见洁净的小湖，一只只白色的小船系在湖边，多数都用帆布遮盖着。船的主人无疑都在林间的小道上漫步。小道上突然走来两个人。是一位先生和一位女士。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身穿黑色衣服，好像是孝服，风度高雅。那位女士似乎一直在留心地看着我，在走到我面前的时候停了下来，她问我： “您是不是玛丽·德·萨西的女儿？” “不是，夫人，我是她侄女。” “我们和她是好朋友。我记得她有一个哥哥。” 我尽量向她作了解释。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只有玛丽似乎还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他们走远了，穿黑衣服的女人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她看见了什么？有一张当时拍的照片，上面的我靠在一只巴黎游船的舷墙上，手上拿着一本书，我头戴钟形草帽，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马尾辫。身穿蓝白相间的条纹布长裙，长短也就到我的膝盖。由于戴着草帽，脸看不太清楚。我把玛丽三十岁前后的一些照片与我相同年龄的照片作了对照，只能看出她的某些特怔。她与米歇尔一样，都像父亲米歇尔-夏尔：眉毛浓重，目光炯炯；高颧骨，宽额头，有点方。相反，脸的下部却不相似。总而言之，我们只有一点儿相像，但并不明显。岁月的流逝，也改变了这张面孔的容貌。 ?Dunkerque，法国北部的海港城市。​?法兰克人的王朝，存在于476-750年间。​?即吉卜赛人。​?Judith，传说中的犹太女英雄，在祖国危难时巧入敌营杀死其主帅。​?Ethelred Ⅱ（968-1016），英格兰人的国王。​?Libourne，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城市。​?Medusa，希腊神话中的美女，因触犯女神雅典娜，头发变成毒蛇，人若瞧之，立即化为石头。​?Aventine Hill，罗马城内的七丘之一。​?Nazareth，耶稣洗礼之前的居住地。​?Pierre-Auguste Renoir（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Claude Monet（1840-1926），法国印象派风景画家。​?Georges Ohnet（1848—1918），法国小说家、戏剧家。​?Tarsus，土耳其南部城市，《圣经》中初期教会主要领袖之一保罗的故乡。​?Isaac，犹太人始祖亚伯拉罕和撒拉之子，父亲送其祭献神灵时，被天使所救。​?Iphigenia，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之女，父亲因冒犯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受到报复，战船无法开行。女神提出以其女祭献方可放行。众将求女神宽恕，女神乃息怒。​?西藏女佛玛吉瑙准潜心修行，将自己的身体转化为食物布施给魔鬼，让其分食，以转化色身。​?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作家，获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Virgil（前70-前19），拉丁文诗人，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文学有较大影响。​?Joris--Karl Huysmans（1848-1907），法国作家，宣扬基督教神秘主义。​?Maurice Barrès（1862-1923），法国小说家，法兰西文学院院士。​?Gabriele D'Annunzio（1863-1938），意大利作家，拥护法西斯主义，鼓吹帝国主义战争。​?Autonio Fogazzaro（1842-1911），意大利作家，擅长运用民间语言，作品带有神秘主义。​?Thomas Edward Lawrence（1888-1935），英国军官、作家、考古学家，著有《智慧七支柱》。​ 乳香 小女孩儿出世后的第二个夏天开始了。米歇尔没有任何奢望。到公园里散步，与农民天南地北地闲聊，挖空心思找托词躲着诺埃米，总是这老一套，一成不变。一天早晨，他到门口端起早点托盘。他如何吃早点，我在前面已经描写过了。但今天与往日不同，托盘不是放在壁炉旁边，而是放在米歇尔的窗前。窗外是一面斜坡，坡上的草还没有割。他把放在盘子里的地方报纸原封不动地扔进了垃圾篓，同时扔掉的还有两三封信，他想，那些信不是高利贷的报价单就是商人的送货单。但有一封系着细黑线绳的信封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这样的信是有素养的人专门用于向丧失亲属的朋友致哀的。字体细长，倾斜，是出自女子之手，具体说，是一位上流社会的女子写的，这位女子不是在圣心教堂就是在诸如圣母领报瞻礼寄宿女修院学习过的。字体与费尔南德的字体相仿，没有她的细长，但更遒劲有力。米歇尔把信封翻过来一看，背面有蜡封，还加盖了纹章，从华美复杂的纹饰和骑士图案来看，显然是寄自德语地区。他觉得这个信封应该好好保存起来，因此没有直接用手撕，而是刀子拉开。 他读着来信： 先生： 在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感到浑身发抖。 我刚刚得知费尔南德去世的消息。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您可能还记得，我是你们结婚时的女傧相，只在那天见过您一面。 在你们结婚几个月之后，我在德累斯顿也结了婚。我丈夫是波罗的海人，俄国的臣民。他的家乡在库尔兰，我们在那里住了大约两年，后来搬到圣彼得堡，以后又迁往德国。我不知道您是否给我发了讣告，我终究没收到。只是在我回到荷兰以后，我母亲才把费尔南德去世的消息告诉我，而且还说她给您生了一个小女孩儿。当费尔南德写信告诉我她怀孕的时候，我也怀了孕。我们互相承诺，如果我们中谁遇到了不幸，另一个人将承担起照料我们的子女的义务。如果我提出充当您女儿母亲的角色，这是不妥的，而且也是不自量力的；我现在有两个儿子，更是这样觉得。但是我知道，您作为一个失去妻子的丈夫，单独照料一个孩子是多么艰难，因此，如果您同意，我可以助您一臂之力。 您可能知道，我母亲在斯海弗宁恩的森林里有一处很大的住所，我们在那里消夏。花园里还有一座小楼，是专门接待客人用的；我母亲很少邀请客人，因此小楼总是空着。如果您能带女儿和女儿的保姆在夏天来居住一段时间，我和我母亲将感到非常高兴。您将会受到友好的招待，您女儿也将能呼吸到海滨的新鲜空气。我丈夫同意我的想法，他也将感到高兴。他是音乐家，演出很忙，他要我先向您打个招呼，届时如果他不在家，还请您原谅。 我还要在巴黎住两个星期。我对您的处境深表同情，本来应该早给您写信。见信请复。 让娜·德·乐瓦尔 米歇尔在房间里徘徊着，这单调的步子，好像是挂钟的钟摆，帮助他回忆起了过去的岁月。是的，他是在四年前的十一月与费尔南德结婚的。那一天天色阴沉，他看见的正是这个身穿粉红色天鹅绒衣裙的迷人女郎让娜·德·乐瓦尔……结婚以后，费尔南德与她的这位女友通过几次信。妻子告诉米歇尔，她的女友与一位波罗的海男爵结了婚，还顺便说了一些女友过去的事情。当时他只是心不在焉地听听而已。现在，他又一次听到了这些话。他准备带着女儿去斯海弗宁恩。栖身于松林之间，置身于大海之滨，这使他产生了一种温馨的思乡之情，他的已经枯萎的情怀似乎骤然复活了。 让娜谈及她的丈夫经常外出，这是否意味着他们能够经常单独相处呢？他不能肯定。她的信写得很坦率，使他无法往深处想。当他过去看见漂亮的女傧相的时候，他曾经略带戏谑地寻思，他是相见恨晚，如果女傧相与新娘调换个位置，他会欣然同意。但是，这种无法成为现实的事并没使他想入非非，他不久就把让娜遗忘了。现在，这一切全都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这位绝代佳人又出现在他面前，他的全部感觉就是敬重。敬重让娜，反而取代了他心中爱情的炽热火焰。 我在这里追述一下让娜的生活情况。我所追述的是我父亲在斯海弗宁恩与她一起度过的那几个月以前和以后几年的事。我对这些事的回忆是由别人，主要还是由米歇尔本人亲自告诉我的。他尽管老是谈起让娜，但对她的一些小事却一无所知。而费尔南德是知道的。他对这两个女人之间互相写的信从不过问。她们的信不太多，而且也不大谈论她们之间的私事。故事是由几位年高的女士在很久以后才告诉我的，而且想必对她们的回忆也添油加醋了。如果说年满二十岁已经是成年人的话，那么，有些情况是我在成年之后，利用仅有的一次与德·乐瓦尔夫人见面的机会，直接听她本人讲述的。毫无疑问，我的叙述，就像有时对一些特殊情况所做的处理一样，是借助别人提供的细节来填补空白，同时着重指出某一方面的特点。从某些方面来看，起码这些人与让娜有着相像之处，或者用某些近似的环境来印证让娜的生活情况。然而，这种手法只是对从众人中选择属于相同血型的人或同一个灵魂家族的人才适用……但是，第三者提供的残缺不全或片言只语的材料，一些在散步或茶余饭后的闲谈中提供的情况，也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还需要拾遗补缺。我在《北方档案》中写下了七八个有关细节，都是从米歇尔身上借用的。与他父亲在伦敦的一些情况有关，断断续续，互不关联。那是劝说他离开英国情妇，回法国娶一位年轻的贵族女子为妻。这位女子家境贫寒，但比任何英国荡妇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反而拖着他走得更远。老先生也是利用他最后一次旅行到邦德大街买些东西，看一看伦敦塔，享受一下布朗旅馆的豪华生活。这些情况是我一点一滴地挤出来的，直挤到最后才在《北方档案》中写出了十几页的内容；我没有增加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内容，也没有对我描写的人物添枝加叶。因此，我只是把让娜重新放回了她的生活磁场中。 让娜十六岁的时候，母亲范·T夫人把她送到布鲁塞尔圣心中学进修了一年法语。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自十八世纪以来，荷兰、俄罗斯或奥地利的名门世家讲的法语，比比利时的女修院讲的法语更纯正。她所以选择比利时的天主教机构（所有的母亲都感到巴黎可怕），早想让让娜摆脱荷兰和新教的成规旧习的束缚。 女修院里多少有点令人作呕的祈祷，装饰着花束和花边纸的祭台，尤其那些空幻的使少女难以忍受的世俗社会的名利思想，让让娜无法适应。比利时某些社会阶层中的这种具有感染性的追求时髦的做法，可能是因为那里的暴发户和前朝遗老传下来的子孙后代太多，他们在十九世纪新生的比利时相互争斗的缘故。人们不太明白某某封号或某某姓氏的来历，不知道法国人姓氏中的小写的“德”与佛兰芒人姓氏中的大写的“德”有何区别。让娜在寄宿学校只有一位始终不渝的好友，她就是费尔南德。 费尔南德比这位漂亮的荷兰少女的年龄稍小，但比她更天真活泼。费尔南德了解的世界只是她的家乡埃诺和桑布尔-默兹。费尔南德为人热情，富有同情心；她喜欢花，喜欢动物；她柳叶眉，绿眼睛；就连她的娇弱有时也成了一种美。年轻的费尔南德性格外向，笃信宗教，小教堂的百合花、圣母月、圣心节、使少女涌动着做母亲念头的圣诞马槽，她都非常喜爱；在日常生活中对圣像和西班牙式的佩剑圣母像的崇拜，就像阅读激情动人的小说，为日常生活增添色彩。少女让娜是路德教徒，她毫无掩饰的虔诚信念使费尔南德感到震惊。幸运的是，或者由于她受到的宗教教育比平时更加理智，让娜并不把《圣经》与充满诗意的表象对立起来，也不相信一部被称为圣书的书能够囊括所有的真理。她们之间的信仰是非常自由的。那些牙齿已经掉光的昔日女管家们经常私下议论说，这两个学生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友情。总而言之，这是一种温淑而炽热的友情。年轻人的奇迹之一，就是重新发现好色之徒自以为掌握的所有秘密，而实际上，他们最经常掌握的只是一种假象而已。这种重新发现无先例可寻，无须别人私下吹风，不用阅读禁书，也无须别人告诉我们要对肉欲持有恐惧或否定心理，我们也能对其有一种深刻的认识，但是，老小姐们的唠唠叨叨，远远不能证实她们对肉欲有这样的领悟：我们从来也不知道让娜和费尔南德对此是否有所了解或预感。 范·T小姐回到了荷兰。她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感到孤独。她在W牧师的亲切指导下继续学习。W牧师是一位开明的传教士，是家庭的朋友。她的亲友讲好几种语言；人们给她送来一些用两三种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都是杰作，但并没有引起她对文学的更大兴趣；她的情感不是本能地来自书本。她对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的了解，也就是从伸手可及的那几部小说。她的兴趣就是不对小说产生兴趣。她对音乐的了解，也不比人们所期望于一个出身名门望族的少女更多。但是，她天生丽质，加上打扮，的确美貌非凡；更难得的是，她举止大方，言谈慎重，对人随和，而且天真淳朴，因此赢得了人们的称赞与喜爱。这些特点经常人们总以为只会属于一个相貌丑陋的女人。根据习俗，她经常参加为教堂筹款的义卖活动，去所有的溜冰场溜冰，在大树下喝茶，在母亲的陪伴下到灯火辉煌的客厅跳华尔兹舞，在玻璃花房的棕榈树下喝清凉饮料。一些有教养或者看似有教养的小伙子，很少敢用胳膊搂她的腰，更不敢贸然吻她的手。至于她对肉欲的渴望，对爱情的期盼，人们一无所知，她也许更不了解。求婚者络绎不绝，尤其因为这位少女还继承了一笔遗产。婚姻由母亲为其包办：范·T夫人不想在她二十岁之前就把她嫁出去。然而，她没拒绝A伯爵的求婚，只是坚持让他们两年以后成亲。A伯爵同意了这个条件。 此时此刻，对背景的叙述超过了对人物的描写。除了一些绘画爱好者去荷兰参观过博物馆，欣赏过名画，这个国家对大多数法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国度，人们对荷兰的谈论极其模糊，东拉西扯，无非是堆积如山的奶酪，大片大片的郁金香，须德海部分海水的干涸，阿姆斯特丹的海港设施，家财万贯的银行家和啤酒商，灯红酒绿的妓院和站在玻璃门后穿着红色短裤的女人。当时的红灯区里还没有性用品商店，没有黑皮夹克商店，也没有用来搜索毒品的警犬。那些对现在的阿姆斯特丹有所了解的人，都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大量拥入这个宗主国的印度尼西亚人，不久以前贫民窟的出现，为这个城市增添了天方夜谭式的色彩。贫民窟现在已经消失了。（然而，就像遭受过雷击的地区一样，总会有一些人和一些团体又返回灾区。他们经常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新一代人，就像巴黎的马莱区，那些从前被杀害的法国和中欧犹太人的住宅，现在被马格里布犹太人居住着。）某些人联想到已经被人遗忘的对现实不满的青年，由于他们的存在，在北方平静的环境中一直潜伏着暴力的征兆；又联想到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如果人们在路上碰到他们，就像碰到死尸一样，尽量从他们身上跨过去，而他们现在都拥向了哥本哈根、温哥华和果阿。我昨天还在果阿，也许在另一个世界的什么海港或海滩见过他们，尽管经过热带阳光的灼烤，他们的皮肤反而略显得更苍白了。有些文人掰着指头一数，这个擅长绘画的国家也有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不过他们都默默无闻，由于语言的关系，不被国外所了解罢了。在法国，只有波德莱尔还似是而非地想到荷兰，那里暗淡的阳光，潮湿的天空，还仍然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让娜和A伯爵在一九〇〇年看见的荷兰也是如此。 但是，社会生活是一个复杂的现实问题。压抑然而富有的布尔乔亚的形象既奢华又朴实，几个世纪以来，国民自卫军的游行是这样，同仁会的吃吃喝喝也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个不是浑身肥肉、不被金钱所利诱的年轻英俊的旗手，给这种形象更加增添了色彩。很少有人知道，在荷兰的历史上，与商人布尔乔亚同时并存的，还有从神圣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旧贵族和小城市产生的贵族、法官、军官和官吏，他们也都很有名声。A伯爵属于前者。他先是在格罗宁根上学，后来就读于一所德国大学。在大学里，凡是他喜欢的，他都用心地学。他不太爱打猎，但每年一度的王子集体打猎，他都参加。他是一个出色的骑手，曾经在英国的丛林中追逐过狐狸。他的家在海牙，在阿纳姆附近还有一座小城堡。阿纳姆地处灌木丛林，与海岸地区的景色截然不同。他在这两处住所都有一些出自颇有名声的小画家之手的漂亮绘画。他有时还增添一些不太为世人所知的作品，例如布丹的水彩画、修拉的素描、蒙德里安的早期作品。他在巴黎十五区有一栋小公寓，家具的陈设十分讲究。他曾经怀着敬慕的心情会晤过马拉美和魏尔兰，他应该非常了解这座冬天灰蒙蒙的大城市。在巴黎，煤气路灯周围形成一圈光晕，马在雨中喘着粗气，经常摔倒在油腻的马路上，这时赶车人便连抽它几鞭，如果马不能爬起来，只有被送往屠宰场。巴黎的康康舞、啤酒店里迷人的少女、贵夫人和贫民窟，都被描写得乱七八糟。但普鲁斯特却关注着他们。人们对A伯爵的了解是从一桩丑闻开始的。但是，这桩丑闻也有吹捧他的成分：他与大使馆一位参赞的妻子有交往，以至引起一场决斗。到了三十八岁的时候，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流社会的人物，按照法文字面解释，就是名流社会中的一员，而按照英文字面解释，则是见过世面的人。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把希望寄托在他的婚姻上；范·T夫人非常希望能有这样一位未来女婿。 由于从订婚到结婚期限很长，未婚少女又相对自由，无论如何比当时的巴黎更加无拘束，因此，让娜与约翰-卡尔有机会经常接触。让娜从他那里学了许多东西，他借给让娜什么书，让娜就看什么书，完全由约翰-卡尔决定：有萨曼的诗，尽管他们都觉得平淡无味；有可怜虫勒利昂的《无言之歌》和《智慧》，都使他们回肠荡气；有洛蒂描写的中东，犹如骑着骆驼晃晃悠悠的沙漠之旅那样催眠；有梅特林克的《卑贱者的珍宝》和《智慧与命运》，作品中的神秘色彩和道德观念，像古老的永不枯竭的清醇溪水，富有旋律地一滴一滴地流入他们的心田；有当时所能找到的奥斯卡·王尔德的《自深深处》缩写本，还有斯温伯恩的情调伤感以及年轻的里尔克的让人心惊肉跳的诗歌。读过以后，他们还一起讨论。让娜飘然欲飞，读完了梅特林克的书，又读爱默生和诺瓦利斯的作品，她惊讶地体会到，善这个词要用许多词才能说清楚，而解释上帝的信经又是如此之多。他带她去看易卜生的戏剧，以抵消社会环境和传统思想的影响。但是，他满脑子都是萧伯纳的《康蒂妲》，而她还为娜拉的命运冥想苦思。他们一起去音乐厅：他似乎在为另一个人教育她，而那人只会用赞同来表达意见。 他们俩，一个英俊，一个漂亮，而且乍一看相貌相似。黑头发，黑眼睛，这在荷兰人中是罕见的，证明在这个向世界开放的国家，总有些人的血管中流着外国人的血液。约翰-卡尔的确有外国血统：十八世纪初，他的一个先辈陪着彼得一世来到萨阿尔达姆学木工活。沙皇回俄国以后，他留在了那里。让娜的祖父是巴达维亚的行政官员，娶了一个军官的女儿为妻，而这位军官的妻子正是印度尼西亚上层社会的女子。因此，让娜有点儿东南亚人的特征，金黄色的皮肤，也正是因为有着克里奥尔人的血统，她才具有这份妩媚。但如果她本人发现自己与众不同，她还会感到脸红。他们到A伯爵在阿纳姆附近的府邸玩耍。让娜在荆棘丛生的荒林里向他学骑马。约翰-卡尔把她介绍给一个有点儿疯疯癫癫的老姑妈。老姑妈当时住在小别墅里，把他当王储对待。他们有时一起徒步长途旅游，投宿在外省的旅馆或乡间旅店。让娜只要住在约翰-卡尔的隔壁，即使夜不关门，她也睡得很踏实。在当时，人们可以无视一切，也得尊重一个已经订婚的女子。但是，在结婚前的这段漫长时间里，他们终日相处，心中渐渐燃起了欲火。他们坐在沙滩上，约翰-卡尔告诉她，他在达尔马提亚的海岛上，或者在挪威的海岸边，一个人在海中游泳，浑身一丝不挂，全身投入到大海的怀抱，真是其乐无穷。裸体游泳，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少见的。在当时，先生们和女士们游泳，都穿着黑色毛料或绣着船锚图案的海蓝色游泳衣。让娜告诉他，她童年时代习惯在漆黑的夜里站在阳台上，有时候也走出房门，赤条条地站在花园里，被包围在无影无形的黑暗之中，风一会儿是那么轻柔，一会儿又是那么强劲，浑身浸润着夜间的芳香。在花园里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就像在睡觉之前进行的一次沐浴。几个星期以后，他们来到了泰塞尔岛。那个时候，人们往往全家出动，蜂拥而至，海滩上和沙丘上到处都是人。他们在大批避暑的人还没有到来之前就先期到达那里，因此，海岛上除了他们俩，几乎还没有别的什么人，他们先清清静静地度过了几天的时间。旅馆建在悬崖上，下面就是沙滩。深夜，让娜悄悄地推开落地窗，窗外就是沙地。她光着脚，踩在野草稀疏高洼不平的沙地上，心情无比畅快。海风从远方徐徐吹来，轻柔地抚摩着她的身体。大海中涛声轻荡。她全身沐浴在空气和海水之中，与在阳光下的感受截然不同。就在这时，她听到另一个房门一声轻响，随即也打开了。约翰-卡尔推开房门，门外就是沙地，模模糊糊地看见她也站在那里。她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产生了一种恐惧的感觉，但这也正是她所希望的，随着他越来越走近，恐惧的感觉便顿时消失了。不用宽衣解带，无所谓羞涩，两个光溜溜的躯体拥抱在一起。让娜不知道她是否爱他，也不知道是否因为欲火冲动才把自己奉献给他，只是以肉欲还报肉欲。两个人跪在沙地上，挺直上身，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彼此都觉得像是搂抱着一块温暖的石头，谁也不想松开。他们没有说话，也没有哼叫。此时无言胜有言。让娜轻轻地喘着气，而小伙子喘息急促，就像远方的涛声，风的吹拂。事完之后，两个胴体分开了。让娜执意独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们以后又幽会了两三次，不过不是在室外，也不是在夜间，因此没有那种情怀激荡的感觉。那是在海牙，在约翰-卡尔的房间里。约翰-卡尔不经常住在那里。这是他们未来的洞房，很快一切都要布置妥当。日久天长，房间的地板旧了，墙上的灰墁脱落了，白一块蓝一块的。要修理一下地板，粉刷一下墙壁。约翰-卡尔提议在大白天到他的房间里幽会。在荷兰，房内不挂窗帘，这是时尚。从玻璃窗可以看见对面房顶上方现出一块长方形的天空。让娜也喜欢在大白天幽会。两个躯体不用再互相磨合，并排躺在一起，静谧地品尝着生命的乐趣。然而，这情形中有些地方令年轻女人觉得黯然失色。当然，范·T夫人也许能理解他们，甚至接受既成事实，尽管从道德上讲这是不允许的。但是，这不好随便议论，更不好对一位母亲挑明。让娜强烈地意识到，放任感官与过度淫乱之间只隔着一道深沟，而深沟两岸的距离有时只有一根头发丝之遥。 然而，初期的异常现象是难以察觉的，尽管在两个躯体结合之前早就出现了。不只是肉体的接触，肉体的接触是短暂的；而更重要的是对精神的了解，而对精神的了解还差之甚远。有那么多哲学家和诗人都谈论过这个问题，难道他们都没能触及问题的本身？她很久之前就发现，约翰-卡尔有时心情急躁，尽管时间极其短暂，似乎人们一碰到他就像剥他的皮，剥得他鲜血直流似的。他有时反应迟钝，有什么事往往要说好几遍才能引起他的注意。去饭店吃饭，离开饭桌的时候必须用手拉他一把，他才站起来，把小费往桌子上一扔就走出饭馆，朝着向他迎面开来的汽车走去。他出现这种情况的时间极短，她以为这是由于心有旁骛而导致的思想不集中。但是，这种现象不仅有增无减，而且还出现了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症状，令让娜和她未婚夫的朋友频频摇头。有人请他吃饭，他也不告诉人家去还是不去；有时候去了，也穿得很随便，而他一向是喜欢对衣着品头论足的。他有时在她面前说粗话，这种话本不该污了一位高贵小姐的耳朵；而她只觉得他是不拘小节，努力摆脱繁文缛节的束缚。还有低声细语的流言说，约翰-卡尔竟然破口大骂一位王子——如果是在知己之间，在牌桌上或在马厩里私下聊天，这位王子也许会心甘情愿地被他大骂一顿，但这是在举行仪式时，每个人都应该克制。他花钱大方，家里人对他很担心，不得不从法律的角度规劝他，尤其对他低价出售一些受人尊敬的小画家的绘画作品感到惋惜，这些绘画很快就被凡·高的狂癫的作品所取代。当他将一幅让人尊敬的祖先肖像画扔到垃圾堆的时候，人们再也忍无可忍了，虽然这幅画像价值不高，但悬挂在A氏家族的两个餐具橱上方，已经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了。 大约是在这个时期，他私下告诉让娜，他非常秘密地写了几首诗。据他说，人们会认为诗是抄袭的，或者由于表达了一种自由思想，还具有煽动性，因此使人很反感。有一天，让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向他要几首诗看看。奇怪的是，他第二天给了让娜一包几乎烧得面目全非的诗稿。诗稿的四周被烧黑了，皱巴巴的，中间颜色暗淡，一碰就碎，几乎成了灰烬，只留下几个尚可辨认的字。看来是约翰-卡尔放进炉子里烧过，在还未完全化为灰烬之前又用火钳夹了出来的。她看着这些残缺不全的碎纸片，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这些付之一炬的诗稿是否值得惋惜呢？她不知道。使让娜感到不解的，是他本人对此并不感到惋惜。她一辈子都忘不了另一件事。有一天，他们正在一处海滩上享受着情侣的乐趣，约翰-卡尔捡了一些贝壳，给她做了一串项链。第二天，他把项链给让娜戴在脖子上。项链是用黑色的细皮绳穿起来的。让娜问他细皮绳是在哪里找的。约翰-卡尔笑眯眯地告诉她，是他以前在一家妓院的房间里捡的，已经保存了很长时间。当时有一个女孩子，趴在房间里的地上刚被抽过鞭子。让娜的第一个感觉既是愤慨，又是怜悯。 “管她呢，”他说，“她是女人嘛，罪有应得。” 让娜把项链戴了几天。但是，穿项链的黑色细绳被她脖子上温暖的皮肤蹭得变了颜色，像上了一层蜡，脏里吧唧的，把她的一件衬衫的白领子给弄脏了。让娜把细皮绳抽掉扔了，只保留了贝壳，因为贝壳是无辜的。 约翰-卡尔与让娜如此亲密无间，让娜对于他的事，最多也只能默默思索，就像我们对待知心好友一样，约翰-卡尔既是她的朋友，又是她的情夫，还是她的未婚夫，她昨天还觉得与他终生相依为命是天经地义的，而现在他几乎不可捉摸起来，不再是一个在身心上都稳定可靠的人物。他变成了一个磁场，一个远比她想象的还要复杂的物质与震荡的混合体。她心想，随着婚期的临近，这个自由但孤独的小伙子的心灵会不会失去平衡。 “如果您无法忍受，就不要举行婚礼。” “要举行，”他说，“既然是决定了的事情，就让它实现吧。” 一个猎场老守护员由于没马上执行主人的命令而受到虐待，到临终也无人过问；在大庭广众侮辱王子，这对一个上流社会来说更让人感到反感；再加上其他一些让娜也不甚了解的事情，因此，全家人觉得应该请一位精神病医生给他看病。本来去X叔叔家是喝波尔图葡萄酒的，现在却变成了对病人的诊断。权威医生建议送约翰-卡尔去康复中心休养一个月。在康复中心，A伯爵有自己的仆人前呼后拥，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就像皮兰德娄的亨利四世。他忘了，A伯爵从来不在乎是不是在自己的家。 人们还以为这会使约翰-卡尔更加脾气暴躁，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就大动肝火。其实不然。可能由于长时间受到海浪的颠簸，他的确感到累了，想吐出吃在肚子里的不知道是什么不合口味的东西，因此就接受了这个建议。他好像觉得，船的确应该靠岸抛锚了。在康复中心，看见一个月变成了几个月，仆人换成了护士，他并没有感到不安。长期以来，让娜和母亲虽然对伯爵的精神错乱一直保持着缄默，但终于有一天，含混不清的慰问纷至沓来：“谁会相信呢？”“他得的到底是什么病？”母亲有这样一个女婿，女儿有这样一个未婚夫，曾经引起人们的羡慕，而现在却怪罪她们为什么没能早发现这个被贴上疯子标签的男人得的是什么稀奇古怪的危险的病。范·T夫人遇事一直听任上帝安排，心态安然地接受人们出于羡慕而产生的怜悯之心，尽管这种羡慕没有表露出来。让娜的一些女友表面上担心她的幸福，劝她与病人一刀两断。但相反，她每个星期都去看约翰-卡尔。疗养院地处偏远，到那里去得换火车，然后再乘坐汽车。让娜习惯于在疗养院附近的旅馆里过夜。然而，流言蜚语却不胫而走，说她买通护士，秘密去幽会病人，而当她的未婚夫还健康时，从来没有人怀疑他俩关系不正当。后来，让娜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干脆住在距离精神病疗养院只有几里路程的A城堡。老姑妈相信家里其他人都在陷害约翰-卡尔，便热情地接待了她。因此，她几乎每天都去看望被幽禁在小楼里的曾经是她朋友的约翰-卡尔。 的确，A伯爵对让娜的出现似乎不太高兴，但让娜离开以后，他又感到难过；据护士说，让娜要是不去，他又像一个痛苦的幽灵，总是前额贴在窗玻璃上望着外面。在他癔病发作的时候，他不是认不出她是谁，就是想不起她的名字，让娜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让娜心想，他在清醒的时候可能还会在心里保留着对她的记忆，如今那块地方已经无人可以触及。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很注意礼貌；在记起让娜的名字时，他还很客气地叫人把汽车开到范·T小姐的跟前。他以前就不太叫她的名字让娜，现在甚至也记不起来了。但有一次他居然想起来了。那一天正下着雨，刮着风，让娜像以前一样跟在他身后，由看护人员陪着在疗养院的花园里散步。到了房门口，他拉着少女冰凉的双手。 “让娜，您被雨淋湿了，快换衣服去。” 然而，半个小时以后，他没发现让娜穿着一件男式睡衣回来了，因为小楼里没有可供更换的女装。约翰-卡尔坐在沙发上，用手拍着沙发扶手，似乎在随着让娜用自动钢琴演奏的乐曲哼着：“够啦。好啦。”他显然以为这是一位男仆演奏的曲子。情况可能在好转。从A城堡拿来的摆放在支架上的小摆设，装饰着家族徽章的书籍，还有小摆钟，都是为了打开他的记忆之门，但是却被他一股脑地拨拉在地上。让娜觉得她与这些物件无异。 疗养院院长对让娜很有好感，借了几本书给她，其中有弗洛伊德的早期作品。这些著作在某些方面给了她启示。但她觉得，这些专家将他们提出的假说当作信条，未免操之过急了。约翰-卡尔的医生们还迟迟不能断定他的病因是什么。如果说他在学习期间感染上了梅毒，是否能够解释一个三十七岁的男人精神崩溃的原因呢？他们对此持怀疑态度、易卜生笔下的奥斯瓦尔德在他母亲看来，只是到了舞台上才突然变成傻瓜。在A伯爵的直系亲属中，有一个常来常往的叔叔是弱智，还有一个叔叔得了精神错乱；然而，如果翻开一些家族史的秘密档案就会发现，没有这种疯癫病的家族为数不多。让娜在红十字会上过课，她想可能是脑部疾病，不是化脓就是肿瘤，但这在当时是很难诊断的。难道是感情受到刺激而导致精神错乱？他对一个外交官夫人的恋情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让娜又想，是不是因为黑色细皮绳的缘故。想到这里，她产生了几分恐惧。细皮绳可能是一件珍贵的物品，并非是他想不开。因此，她是不是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难道她被一个难以相处的男人看作是庸俗？要是这样想就自视甚高了。但她说不清楚。作为怀着爱的少女，她只能尽心尽力地伺候他。她慢慢发现，给病人以无微不至的体贴，打针，吃镇静药，根本微不足道。特别是在她那样的年纪，她痛苦却清醒地发现，要想为他做点什么事，那是枉费心机，甚至是严酷专横的。 圣诞节期间发生了一件意外。老姑妈没有事先告诉他，就带着鲜花和甜食冲进了房间，这使病人大发雷霆，要把她赶出门外。让娜倒平安无事，但医生不让她再来探望病人了。让娜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母亲身边。 在当时，上流社会独立而富有的女子经常能做到的事，范·T夫人也都做了。为了平息关于约翰-卡尔和让娜的风言风语，尽管这种风言风语很快被别的风言风语所取代，把矛头指向其他情侣；尤其为了改变女儿周围的环境，转变女儿的思想，范·T夫人决定进行一次周游。这是一次类似十九世纪末期，生活在旧制度下的青年进行的长途旅行。当然，自由是被削弱了。打着小阳伞，穿着紧身宽下摆的上等细麻布裙的年轻人，不能像昔日的漂亮骑士那样逛威尼斯的妓院和里窝那的窑子，不能到法国与诡诈的赌徒赌博而输掉巨额资金，不能像英国纨绔子弟那样白刃真枪地进行决斗，不能在国王红人的掩护下洞悉宫廷的秘密，不能为外国王子效力，不能出入著名学者和探索者的门庭，更不能与歌女一起吃夜宵。我所以列举这些消遣娱乐活动，是为了说明女性还一直被排挤在自由之外，消遣娱乐只是供男人享受的。但是，女子进行周游，既不是无益，也不是没有乐趣的。 她们主要是在信仰新教的中欧和北欧国家周游，接触的也只是保守的上流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由主义思想在萌动，当然还不成熟，无足轻重。在这个科学获得了进步，福利事业尽管还不普遍，但和平也已经稳定的时代，这种思想似乎一直在发展，在蔓延。范·T夫人几乎无处不去，大使馆、宫廷（她还是荷兰宫廷贵妇）、慈善机构和学术机构。她和她的女友都是这些机构的成员。她们一直到了威尼斯和维罗纳，因为让娜还应该看一看意大利。这两年，她大多时间是在瑞士的德语区、法语区和德国度过的。在欧洲地图上，当时的德国还是一个坚固完整的国家。她们夏天去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以及瑞典和丹麦的一些海岛。她们去过威尼斯以后，觉得这个城市太虚华了。她们到各地都住湖滨别墅、贵宾旅馆、英国旅馆或四季旅馆。这是她们的习惯。她们逛时装店，参观庙宇。博物馆的门卫看见让娜就向她打招呼。到处都有舞厅。她喜欢跳舞。她也喜欢在露天冰场滑冰。约翰-卡尔被禁锢在精神病院的小楼里，像坟墓里的僵尸，置身于生活之外，慢慢地消沉下去，而并不会给她们带来什么痛苦。 她们整个冬天都住在德累斯顿。范·T夫人的一个表兄弟是驻德累斯顿领事。德累斯顿是一座幻境似的石头城，还保留着巴罗克风格。差不多在半个世纪之中，这里是一座地狱，石子铺的大街和马路上满是泥泞。动物园里那些珍贵的动物大部分都被烧死了，剩下的在大街小巷里游荡着，咆哮着，让人感到像死神一样可怕。我的一位战犯朋友在那里服苦役，负责清扫一个躲避炸弹用的小型掩体。他后来告诉我，他发现有二十多个人死在小型掩体里，都背靠着墙坐在长凳上。因为门是敞着的，炸弹掀起的气浪冲入掩体，他们纷纷倒下。但是，这场噩梦在四十三年以后才会盘桓在人类的记忆中：让娜本人也早就变成了泥土。但在当时，她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 晚上不出门的时候，她手捧着一本书，坐在壁炉旁边阅读（在当时，一些好的旅馆的房间里还供应柴火取暖）。范·T夫人坐在她对面的长沙发上，读着一本有关宗教的书。让娜陷入了沉思。她读了许多书：每到一个地方，她都努力阅读一些历史和艺术方面的书。范·T夫人同意她走访医院和监狱，但都是在她们认识的牧师的陪同下进行的。疯人院的女护士比医生更了解病人，她们告诉让娜，病人简直就是住在地狱里。她们介绍说，女疯子比男疯子的病情更严重，她们都是些布尔乔亚妇女或小姐，疯劲一上来，嘴里吐着白沫，说着难听的话，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会得上这种病。相反，男疯子看见扎白头巾的女护士，很专注地看着她们，可能是想从她们中找到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良母贤妻。尽管医生发现自中世纪以来，人们普遍对疯人有着一种偏见，但是，病人在月明的夜间抓着窗子的护栏又是叫又是唱，好像只有他们才能记起早已被人们遗忘的什么仪式，因此，疯人院里的医护人员总是不得安宁。在收容所里，她看见那些已经忏悔的荡妇，个个都是那么虚情假意，有着一张伪善的面孔，与她的那些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堂姊妹或女友没有多大区别。老人院是监狱；监狱也是疯人院。当然，疯人不能被看作罪犯，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气质与环境导致了他们犯罪。让娜知道，人们向她展示的是一个铁窗里面的世界。铁窗被擦得锃亮，但经常挂着窗纱。她所看到的疯人尽管不多，但向她展示的却是一个无法治愈的群体。 让娜能怎么办呢？作为女人，她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她知道，不论德累斯顿最好的向导尼德梅耶牧师，还是性格开朗乐于助人的荷兰领事，从任何方面来讲都不比她本人更开放，更能思考问题。她不再信仰路德教了，尽管周围的人都是路德教信徒。她甚至不再信仰宗教了，或不再完全相信一成不变的基督教教条了。起码可以肯定，她的信仰与众不同。但她也不是反叛。根据习俗，她最终还是同意作为成年人在路德教教堂接受了坚振礼。她母亲一定会觉得，如果她拒不接受坚振礼，那将是冒犯圣灵。 在德累斯顿一个仍然寒风刺骨的春天，让娜和她母亲接待了一位波罗的海青年的来访。尼德梅耶牧师的管风琴师走了，他临时请这个青年来顶替。原来的管风琴师叫穆勒，每个星期天都去演奏宗教乐曲《瓦伦廷祈祷》和《星辰浪漫曲》。他很受赏识，但却错误地娶了一个下层社会的女子，即咖啡馆的女招待为妻。啤酒和女招待使他身败名裂。倒不用担心这个有着一头金黄色头发的优雅的年轻人，据说他是严格地按照普鲁士传统教养出来的，在吻女士手的时候，双脚并拢，还碰得咯噔一声响。不过，这个动作是不易被察觉的。他是白面书生，为人谦逊，如果他不是有着一个古老而显赫的名字，像三十年战争的军旗那样辉煌，他是不会引人注意的。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他的家庭有数十公顷森林和良田，但手头现钱拮据，又多子女。由于俄国在中国旅顺港的失败，一直很脆弱的波罗的海各省因而也受到震荡。他的家族既得到俄国政府的奖誉，又受到捉弄。埃贡带着里加音乐学院的毕业文凭，顺利地离开了俄国，先后在维也纳、巴黎和苏黎世继续深造。德累斯顿是大学生出国求学的落脚点，不论怀志而往还是失意而归，都必须路过这里。博物馆里拉斐尔风格的圣母像和小天使像，经常是他们接触意大利艺术中极品艺术的开始。埃贡在苏黎世和巴黎的学业取得了成就，他的笛子、双簧管和钢琴短曲受到十几位音乐爱好者的赞赏，尽管其他听众不是打哈欠就是吹口哨。由于家族的偏见，埃贡不能举办个人音乐独奏会（而且也没有机会）或给人授课以获得收入。年轻人有时想冲破禁授音乐课的禁令，但是，德累斯顿的音乐老师多得很。尼德梅耶牧师给他的报酬很可怜，但却很救急，使他不急于回到他热爱但并不想在那里生活的国家。 让娜和埃贡都参加了专为德累斯顿上流社会举行的显得有些矫揉造作的盛大交际晚会。埃贡的舞跳得很出色，但不喜欢跳华尔兹，只是随着施特劳斯的乐曲同她跳了几圈儿；一天晚上，是在贝勒伍霍夫的音乐厅，大多数煤气壁灯的灯光都暗下来，埃贡为她演奏了一两首他自己创作的曲子。埃贡觉得她可能是一位理想的听众。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让娜的音乐素质不高，不懂得他采用的是什么曲式，也不知道乐曲设计得是否合理：，让娜似乎经常听到的只是乐曲节拍的反复出现，既像万马奔腾，又像宗教仪仗队的秩序井然的行进。他演奏的乐曲的节奏和调式皆很随意，对未来音乐艺术构成了肆意的破坏，而让娜和埃贡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但是，对这些音符，无论是急促的，还是孤立的，都不允许有蓄意的破坏。一会儿铿锵有力，像春天冲破积雪和枯叶的幼苗；一会儿又不协和，撕肝裂肺，好像两个相处太久的人产生的龃龉；一会儿柔和悦耳，宛如两片树叶的轻柔摩擦。让娜明白，对于这样一个印象派大师来说，他不是用音响来描绘大海的波涛和花园中的小径，也不像浪漫主义作曲家随心所欲地向听众展示他的幸福与灾难，更不像一个身份低微的行人在巴罗克式或哥特式的忽而具有了一定形状的宏伟而隐僻的建筑群中徘徊。或欣赏，或理解，或喜爱，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渐渐地与脉搏缓缓跳动的现实融为一体，与不吐露感情不墨守成规的听众融为一体。听众既否定一切，又希望用新的东西取而代之。再往远处倾听，便到达了无限遥远的远方，进入了一个静谧的境界。 让娜是第一次产生了爱情。对她来说，约翰-卡尔曾经是一位教她如何生活的良师益友。生活在一个刻板社会的母亲，很容易使自己的女儿头脑单纯容易轻信，后者在与约翰-卡尔的相处之中，慢慢地变得懂事了。在他们订婚以后，让娜从他那里获得了许多社会经验，如同在自己的皮肤上涂了一层保护漆。约翰-卡尔曾经是她的同伴，甚至情侣，但绝不是知心人。在约翰-卡尔精神崩溃之后的几个月里，她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照料他，但她不能肯定，永远也不能完全肯定约翰-卡尔是否是她的朋友。 然而，同埃贡在一起，情况就迥然不同了。我在此后的叙述中，会经常以暗示的手法，提到二十世纪初期的爱情。爱情这个词现在也像海洋一样被污染了，也像上帝这个词一样一钱不值了。然而，埃贡对让娜的爱，像大海的涛声一样充满了整个贝壳，在贝壳里回荡，直到将贝壳冲破。他们的相遇，给他们的生活赋予了一种含义，变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埃贡与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坐在糕点桌旁，听着自己的言谈，觉得她像妹妹，像朋友。走在那些长相平平但喜欢挑逗男人的女子之间，他从来没有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样一位绝代佳人……她的心，她的感官，她的灵魂，全都被调动起来了。她的女人味太浓烈了，但爱一个还没有承认爱她的男人，在她那个时代也显得太过分了，因此她不禁感到脸红。深夜外出，她感到幸福。诱惑这个词对女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乐趣，但却使她反感。她尽量少看这张漂亮的脸庞，尽量避免他们手的接触时间太长。埃贡不好意思地问她是不是可以每天见到她，或者能不能与她一起到城外，到他们俩都喜欢的田间去玩一玩，到山坡上去转一转。让娜发现，埃贡在问她的时候，嘴唇直颤抖。 他们几乎每天都出去，就像大学生那样轻装就道。埃贡为人骄傲，不喜欢摆阔气，不贪图舒适。而摆阔气与贪图舒适，在约翰-卡尔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清晨坐火车或汽轮出城，有时去欣赏萨克森瑞士的阿尔卑斯风光，而更经常去的，还是易北河两岸或山丘上的一些村庄。一座古老的塔，一座几乎成为废墟的建筑，一座废弃的粮仓或教堂，一个羊圈（那里阳光充裕，羊头上沾满尘土和碎草，终有一天将被送往屠宰场），一处被遗弃的墓地（墓地里的石雕天使手指天空），还有林间的野兽和田间的耕牛，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无比兴奋。他们很早就动身，冒着深夜的严寒，赶在黎明之前到达目的地。他们有时能按时抵达。世界充满了青春活力：他们二十五岁的年龄，看上去才像十八岁，埃贡出生在乡下，比让娜更了解农村，能说出作物的名称，能分清田间的野草。天刚亮，他们在牧场的一条小路上停了下来。农民还在睡觉。他们亲眼看见一头母牛顺利地生下一只牛崽儿。牛崽儿在试着站起来，四肢不停地颤抖着。母牛很安详。那里有一段树干，是牛的饮水槽。母牛走过去喝水的时候，屁股后面还拖着一块胎盘，小牛颤巍巍地跟在后面，怎么也找不到奶头。他们俩都把这作为一堂充满智慧的课。母牛喝完水，又开始吃草。第二天，他们在同一时刻又来到这里，这会儿看见的是母牛在反刍，牛崽儿在笨拙地吮吸着母牛热乎乎的奶头。对他们来说，这就像在人类的黎明，一切都那么新鲜，又像变魔术那样简单。他们有时在小客栈吃上一顿晚餐，迟迟不想回城，还去看人们跳舞。男男女女在小提琴师的伴奏下跳起乡间舞蹈，由于地板不时地嘎吱地响着，根本听不见小提琴的伴奏。埃贡有时借用小提琴演奏起舞曲，他们跳得更加欢快。或者他将蹩脚的小提琴还给乡间琴师，拉着一个小伙子或姑娘的手，又拽着让娜，一起跳起圆舞。这时，这位多愁善感喜欢空想的年轻人，立即变成了兴高采烈的活神仙。有一天傍晚，他们来到一个小山丘上，这时正好有一群羊在那里吃草。埃贡大步流星地走过去，捉住那只长着弯曲犄角的羊群之王。他知道，他的星座是白羊。羊群之王灰色的毛，卷成一圈一圈的，力气很大，不停地反抗着。埃贡那天穿着农民式的短衣短裤，裸露着双臂。他们的搏斗简直具有神话色彩。埃贡紧紧地抓住两个有力的羊犄角，一会儿向前推，一会儿往后拽。人和羊扭在了一起。突然，让娜感到害怕了，尽管只是一瞬间。这种怕产生于人和兽皆为神灵的时代，因此，她的怕也是神圣的。羊的眼睛在夕阳的辉映下闪烁着晶莹的光，几乎像蓝色的眼睛。让娜很快恢复了镇静，为自己的懦弱而感到羞愧。她用手摸了摸羊的厚皮毛、螺旋形的犄角和装着执拗的兽类思想的脑袋。她用手绢擦了擦埃贡前额上的汗水。埃贡终于松开了抓住羊犄角的手，搀扶着让娜一起走下山坡。 还有一次，也是黄昏，比那一天还晚。他们正穿过一片森林去找火车站，准备乘地方小火车回城。然而，天已经黑下来了，茂密的森林就像一个魔巢。突然，他们发现两步开外的地方站着一个大约十六岁的少年。少年可能是打柴的，也可能是割草的，或者是捉毒蛇的。少年正准备回家。他漂亮极了。他们看着他，不禁屏住了呼吸。简直是格林或安徒生童话中的人物。粉色的双颊，金黄色的头发，像精灵，像仙女，又像是在林中将迷路的王子和公主引入神奇国度的神仙。少年说话像唱歌，告诉他们火车站的方向，流露出很高兴的样子。太让埃贡惊奇了，他不禁回头又看了一眼这位神仙般的年轻人。少年像一只小鹿，双手拨开树枝，往森林深处跑去了。 最美好的那一天，还是出自埃贡的建议。那是一个夏天，只有他们两个人，坐在森林深处一块孤零零的空地上，整整一天没有说话，全神贯注地注意着周遭一切。黎明时分，他们站在汽船的甲板上，从德累斯顿来到河边的码头，然后徒步行走。他们多次听见大雁洪亮地鸣叫着，像一群胜利者从空中掠过。但是，坐在林中的空地上，他们听见的只是小鸟的欢唱。四周绿树成荫，是小鸟筑巢的好地方，因此还经常看见小鸟出没。但是在这个季节，候鸟也来到这里觅食，贪婪地吃饱以后继续它们的旅程。绿啄木鸟也加入了这个唧唧喳喳的大合唱，它们像木工，急促地凿着树洞，营造未来的爱巢。突然，一个颤音从高处跌落下来，原来是一只松鼠正吊在两根树枝之间，愤怒地发出刺耳的叫声。越临近黄昏，森林王国的国民胆子越大，对一动不动地坐在空地上的两个人不再感到害怕了。一只鼹鼠正在树根下挖洞。一只跑得气喘吁吁的兔子猛然停下来，躲在草丛后面，只露出半边身子。埃贡和让娜同时用手指着一只母刺猬，它后面跟着一群新生儿。他们不禁微笑了。当阳光从树干的空隙间斜射下来的时候，还可以看见地面上绿色的小水沟里长着毛茸茸的青苔，反射出半明半暗的金光，如果用手搅动一下，宛如浓密的若有若无的颤巍巍的触须。一切都如事先约定的那样，他们什么话也没说，手拉着手站了起来。让娜的命运就在那样的一个下午决定了。既然他们这样长时间默默无言地坐在一起，又怎么能不希望继续共同生活在一起呢？ 在城里，由于受到过新教的良好教育，他们都从事慈善事业，因此可以以此为借口经常见面。在本世纪初，人道主义思想非常盛行，对群众的教育也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社会服务事业。尼德梅耶牧师叫他的管风琴师每周为一所少年犯感化院上一个小时的音乐课。埃贡给这些经常令人讨厌性情粗暴的小伙子教一点儿音乐，既耐心又热情，让娜非常赞赏。这些孩子只会弹手摇风琴，在小酒馆演奏手风琴，或者参加大合唱，因此，埃贡很想教给他们一些音乐知识。当有一个好打架的孩子用拳头砸坏了琴键而被埃贡扭着手腕的时候，让娜也同样地赞赏他。有一个星期天，埃贡跟着让娜来到精神病院，让娜是作为义务工作人员前去参观的。大概是在圣灵降临节，为疯女人举办咖啡糕点联欢会。节目包括一两首轻音乐。参加的还有一个魔术师。疯女人们轻轻地摇晃着脑袋，唱着歌。其中有一个女人滑动着脚步，跳起了舞。埃贡将座位让给魔术师，坐到一个晃动着脑袋的女人身旁。那个女人故作娇态地将脑袋歪在这位衣着整洁的年轻先生的肩上，一下子将吃的糕点和喝的黏乎乎的咖啡一股脑儿地吐了出来。埃贡擦干净她的那张老脸和自己的衣服，一点儿也不感到难为情。“凡是和身体有关的，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反感。”他对让娜说。而让娜反而感到尴尬。 过了一会儿，在吃糕点的时候，他们回顾了一下当天发生的事情，便过去现在地聊起来。这好像已经形成了习惯。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越来越亲密了。 “这个疯女人……应该实话告诉您，我祖母越来越年老力衰，在我十八岁那年，我整整照料了她三个月。当然有仆人，但我们不放心，我还有几个哥哥……我非常喜欢祖母，我对鸟类、植物甚至书本的了解，尽管知识有限，都是我祖母教给我的：她还会唱歌，唱得很好，不过声音很小，很弱。我在孩童时期，很长时间一直睡在她的床上。她丈夫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也可能根本就不喜欢女人，据说有四十年的时间压根儿就没进过祖母的卧室。她的笑声，她的歌声，就像今天那个女人的笑和唱一样。我有时劝她冷静一会儿，她经常用两条大腿不停地揉搓着裙子。而当着众人的面，她是不这样做的。这个疯女人使我想起了我祖母。” 让娜没有什么可与埃贡分享的回忆。她在家中的学习，她在海滩上的嬉戏，逗人喜爱的狗，被关在笼子里的鸟，与小姑娘们跳圆舞或单脚跳着玩，这都是不值一提的。当然，她也有值得回忆的东西。例如，大概在九岁那年，但不知道是何月何日何时，她站在沙滩上，口里喊着“上帝”，但她不太明白上帝是什么意思。她现在是否明白呢？总而言之，她相信埃贡懂得每个小孩儿都有的这种虔诚之心，至于其他，一切都尽在不言之中了。也没有必要多说约翰-卡尔的事。埃贡会猜想到。他完全知道，他与之交往的不是涉世未深的懵懂女。 埃贡却相反，据他自己讲，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充满了灿烂的传奇色彩，可以与他们的德国之旅相媲美。他像北方各省的任何良家子弟一样，是在森林和农场里长大的，如同一只小鹿在丛林和草地上跳跃，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一离开城堡的通道就脱光衣服，见池塘就跳进去洗个痛快。如果是在黎明，他总会看见一个老太婆，老太婆问她是否看见了奈克。奈克是生活在湖里的一匹漂亮的白马，它一旦浮出水，就用漂亮的四蹄拍打着水面，唱起歌。它从来不嘶叫。夏天的夜也是通亮的，农场的男子汉带着他去钓鱼。记得有一次，他偶然遇到一个打短工的青年，青年突然用双手把他举起来，两步开外就是一条毒蛇，他那时还是孩子，好奇地俯下身去。埃贡也不怕，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被野狗咬了，被蜜蜂蜇了，都没有关系。茅舍里的老太婆们用药给他治咬伤，还给他饭吃。后来，他帮孩子们将不听话的牲畜赶回来，一起与孩子们玩。他还走钢丝，至于是不是会掉下来摔伤，他全然不顾。他还像孩子们一样，跳在光溜溜的牲畜背上，抓住鬃毛，用双脚磕牲畜的肚子。磕也白磕，因为他没穿鞋。然而，学生时代却大为逊色，不值得去回忆。当然，有时也会发生一些意外事故。至于发生了什么，家里人根本不想知道，或者压根就不知道。“我算老几。总而言之，我只是七个兄弟中的一个。” 埃贡十九岁的时候还在里加音乐学院学习。这期间，他与一个姑娘的相处导致了一场悲剧。直到当时，他所经历的爱情是淳朴的，模模糊糊的，有快乐，有欢笑，也有吵吵闹闹。他们一起捡野果，故意弄翻一篮水果，把脸和手都弄脏了。那一天，他们两个人在野外的丛林里，这个农村小姑娘抽泣着，泪水汪汪，眸子里流露出恐惧的神色。她怀孕两个月了。姑娘掀开围裙，让他摸了摸肚子。“我父母会打死我的。”他对此确信无疑。她出生在一个严守礼教的农民家庭。这种家庭是异教教会的支柱。 “是您的孩子？” “不是。她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反正是一个未结婚的小伙子。可能是我的一个兄弟。姑娘长得太美了，谁都想占有她。一天晚上，我实在没有办法，就趁还来得及带她去小城市找一个堕胎婆。我们先步行了一段路程，又搭一辆破车，然后乘上去里加的火车。我不但替她担心，而且我自己也感到害怕。我所以替她担心，因为这可能会危及她的生命。至于我自己也感到害怕，因为我发现有人向警察局告发我，我可能要坐监狱，受皮肉之苦。我当时还不能利用我的年轻庄园主的身份进行自我保护，也不知道如何使用非法手段对付警察。其实，非法手段比合法手段使用得更普遍。可是，万一遇上一个俄国警察……那天晚上，我把小姑娘托付给一个看上去和善的堕胎婆。临出门的时候，我从我祖母的抽屉里拿了一些卢布，正好够打发堕胎婆的。她叫我把小姑娘留下，第二天早晨再来。多么难熬的一夜啊！我走出这家小酒馆，又走进另一家小酒馆。镇上的小酒馆倒不算少，一共有四家。我不能让人对我产生怀疑。我在那里遇到的人，都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座只有三千个人的小城市，时不时地看见在门槛上放着一盏灯笼。如果拿圣彼得堡和巴黎的贫民窟与这里的贫民窟相比，就根本不能算贫民窟。 “我第二天早晨去接她，她已经做好了离开的准备。她用许多衣服裹着身体，脸色苍白，但堕胎婆说她可以受得了路途颠簸。堕胎婆给她堕了胎，但是我觉得，把她带走以后，她可能活不成了。我把她送到她大姐那里。她大姐的家离她父母有好几俄里，她父母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我又见过她好多次。第二年冬天，她与外县的一个农民结了婚。她现在大概有两三个孩子。” “您和她从来没有……？” “有，只有一次。那是在去找堕胎婆之前一个星期。我们一起坐在青苔地上。她要送我一件礼物，我们就……但那一次，她是不会出事儿的。她漂亮极了。” “您身边的那些女孩子，讲您的语言也都讲得很好？” “有几个讲得好的。我的邻居有个叫卡琳的女孩儿。说我们是邻居，其实我们只是住在同一个地区，相距有五十里。她是一个富有的名门望族的独生女。我父母想要我娶她：我们一起去跳舞。我们的家乡有许多舞厅。她经常去我们家玩。甚至在我离家之后，我父母还相信我过几年以后会回去娶她。我觉得她漂亮，天真，善良。我们的确相爱了。” “那么，为什么？” “您不会以为，我会叫卡琳嫁给一个像我一样的男孩儿吧。”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再多说什么。 又过了几天，是一个盛夏的星期一，让娜浑身上下打扮了一番，准备同埃贡一起乘易北河的汽船，去河边的一家客栈吃饭。这时，有人捎来一张心急火燎写下的字条：埃贡身体不舒服，不能与她一起去了。是不是去看看他？她知道埃贡住在路德教堂三层，管风琴就在那里。房间像一间保姆住的房子。走廊的窗子像隐修院回廊的窗子，正对着本堂神甫住所的花园，从花坛传来馨香的气息。门是插着的。一股热气突然迎面冲来，房间里一片昏暗，她觉得喘不过气来。她打开窗子，掀起百叶窗，拉开宽大的灰色窗帘。斗室里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旅游鞋已经准备好了，但却放在皮鞋上；衬衫刚从身上脱下来，卷成一团，他喜欢穿的农民衫还没有穿好，只套进半只袖子，露着光膀子。埃贡趴在床上，双手抱着脑袋抽泣、让娜坐在床沿，她不是担心，而是激动；她对埃贡爱流泪的性格已经了如指掌。让娜似乎听见他说： “让娜……我给您带来的痛苦太多了……我不知道这个荒谬的社会对我们一起外出玩耍竟会说三道四；您母亲可能会想……啊，我的名誉倒无所谓；我相信没有人……可是，我对您说过，我不希望卡琳嫁给像我这样的男人。” “卡琳可能也像您爱她一样爱您。” 让娜托起他那只耷拉在床边的手，紧紧地握着；埃贡把手指插进她的指缝间，一会儿松开，一会儿攥紧，两个人的手掌紧紧地贴在一起。据说，手掌上长着生命、情感和命运之线；在婚礼上，新婚夫妇首先要把两只手贴在一起，然后握在一起。埃贡坐了起来，面对面地看着她。可能随时会有人进来。让娜情绪镇定。得用钥匙把门锁上，不让人发现屋里的秘密。可是，窗子、百叶窗和窗帘还都大开着。屋子里光线暗淡。这是他们预料到的，是他们所希望的，但也是他们所担心的，就像水下隐藏着暗礁，他们刚刚开始的亲昵举动可能会被撞得粉碎。但是，他们毕竟实实在在地相互体味了一个小时的幸福时刻。这一刻起码一直在照亮着他们的一小段生命。 与埃贡认为的相反，范·T夫人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年轻人的名声、音乐天赋和魅力是人所共知的，正好弥补了他家族不稳定的财源。婚礼决定在德累斯顿举行，仪式将从简。范·T夫人为人聪慧。在荷兰，当约翰-卡尔精神崩溃的时候，她对人们的风言风语或恶语中伤一概置之不理；她也知道，让娜几乎是惊世骇俗的忠诚之举也受到了人们理所当然的指责和嘲笑。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她们母女不希望人们再对她现在的婚事说闲话，闲话之多，就像一把扫帚能在花园的墙旮旯里扫出一大堆脏东西一样。范·T夫人还回荷兰咨询了她的银行业务员和公证人，请人重新装修了在海牙的住宅和斯海弗宁恩的别墅。时装式样在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九〇年期间发生了变化，因此还必须给让娜重新置办嫁妆，或者得把原来的翻新。由于让娜不喜欢羽绒衣和皮衣，她的冬装和首饰倒成了问题。 婚礼本来计划在几个星期以后举行，却往后拖了两个月。起码在开始的时候，让娜几乎每天都想，她明天是不是应该去完成她一直惦记着的那桩大事，起码她认为应该去完成：去看一看约翰-卡尔的生活在这时发生了什么变化。医生告诉她，约翰-卡尔在这几年没有什么变化，病情很少发作，还继续安然地在他收藏的典籍上粘贴藏书标签，这些典籍是在印刷术发明初期出版的。她去看约翰-卡尔，不会带来什么麻烦，但约翰-卡尔也许不认识她了。她最终还是决定不去看他为好。约翰-卡尔认识不认识她倒没有关系，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日子，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东西，总会勾起他们的回忆。但是，在这些事件中，是否还给他留下了一个名字，尤其是一个日期，这是无所谓的。然而有一天，让娜租了一辆出租车，叫司机从疯人院的人字形楼的窗子下面慢慢地开过，但不要停下来。她看见约翰-卡尔正与一个男护士面对面地坐在桌子旁边打扑克。 在回德累斯顿的几天之前，让娜一个人从海牙乘火车去布鲁塞尔。她坐的是有客厅的火车。当时的火车客厅是用桃花心木装饰的，铺的是土耳其地毯。她是作为惟一的女傧相被邀请去参加费尔南德的婚礼的。天上下着毛毛雨。她将面颊贴在窗玻璃上，听着火车车轮的响声，似乎觉得去参加的不是费尔南德与米歇尔的变故多端的婚礼。她当然很高兴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但她此时此刻觉得，火车正载着她走进自己的洞房。她想象中的埃贡，既不是躺在他的斗室里，尽管从幸福的角度来看这斗室还是宽大的；也不是趴在工作台上画二分音符和四分音符，或者微微皱着眉头在读书。如果他在读书，那一定是他们都喜欢的书，例如西里西亚的安杰勒斯或叔本华的一部论著。她就是他。她就是他放在笔记本或书本上的手。她惊奇地发现，从窗玻璃反射过来的她，头发不是金黄色的。她希望他是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而埃贡本人也明白她所希望于他的。她在伴随着埃贡，尽管埃贡看不见她，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她是属于他的。晚上，他们正沿着易北河的一个码头去寻找机缘，尽管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机缘。她已经决定不再自己折磨了。突然，一股无限的幸福感涌上心头，但这不是处于高潮的快感，因为她并没有触动身躯的奥妙之处，而是像躺在床上似的，舒适愉快，悠然自得，云雾飘渺。她头脑冷静地评估着这个似乎与自己无缘的馈赠，她只是时而觉得像奇迹的出现，时而觉得跨越了一道心理障碍，又像变成了两性畸形人。为什么要乘坐这趟海牙-布鲁塞尔普式豪华客车？他也在想她吗？他也与她有同感吗？这一切，她从来不想去了解：别人的幸福与痛苦是属于别人的。但总而言之，他们在分手以前互相拥抱了，尽管隔着她的一层短面纱，而且是在前去德累斯顿火车站告别的领事夫妇目光睽睽之下拥抱的。面纱无法隔绝一对情侣的吻，在他们嘴唇上留下的是心心相印的感觉。 对这个喧闹的上流社会来说，残疾人让娜小姐的房间显得太狭小了。两姐妹本来发誓只请几个朋友欢聚一下，结果还是请了所有人。狭窄的街道上排满了车辆，准备一起开往市政厅和教堂。大家都等得不耐烦了。费尔南德还在楼上。在给她戴面纱之前，理发师给她又梳理了一下不驯顺的头发，一股烙铁的气味儿使她感到恶心。克先生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费尔南德的肩膀上盖着花边，花边上还搭着一条毛巾，叫他过来，把让娜给他作了介绍。 范·T小姐一下子被这个四十七岁的男子征服了。他对人热情，身材魁梧。在婚礼的这一天，人们都拥挤在这个房间里，他显然感到十分拘谨。按照当时的风俗，人们给米歇尔理了个匈牙利式的平头，然而也没有忘记当地的习惯，留着下垂的长胡须。根据费尔南德的描述，范·T小姐发现，这个经常喜欢冒险的上流社会男子，浓密的眉毛下有着一对近似巫师的眼睛，长着一双断了两节指骨的手。但是，他举止大方，彬彬有礼，是地道的由上流社会和法国传统塑造出来的男子，通过费尔南德的信，让娜成为了解米歇尔悲剧的很少几个人中的一个，即他的元配不久以前去世了；范·T小姐更了解新娘的充满泪水有点儿紧张的微笑：费尔南德是她在女修院结交的女友，一个腼腆的姑娘，年龄与她相仿，她总是不自觉地把她看作小妹妹。费尔南德故意选择了这个心中有着阴影的成熟男子。但是，什么样的男子心中没有阴影呢？不管怎样，她的选择是对的。他对这位比利时少女的亲切关怀不是装出来的：他那双深情的大手似乎是专为托起一个女人的生活而生长的。 “您看到了，一切都很顺利。”丈夫诙谐地说，“在一个星期以前，费尔南德还说起穿黑花边衣服的事。” “你穿白花边衣服很好看。”让娜悄声说。 因为时间有限，他们只相互说了这几句话。米歇尔是第一次与范·T小姐见面。差不多二十年之后，从他的讲述可以看出，尽管他当时极力掩饰，但仍然留下惊艳的印象。他事先就知道让娜长得漂亮，但没有想到她有着一张白琥珀似的脸庞，普拉克西特利斯的雕像一样的身形，身穿精心剪裁的粉红色天鹅绒外衣，粉红色的大毡帽下垂着乌黑的头发，两只安详的眼睛中充满忧郁的表情。米歇尔心情激动，但表面上却十分镇静。这位往昔的重骑兵只能默默在心中骂一句粗话：他妈的！要是V男爵夫人，那位正在向他们走来故作媚态的迷人的媒人，想到在复活节期间邀请这位美丽的荷兰女郎与费尔南德一起去奥斯坦德别墅住上一个星期，那该有多好啊！但是，已经玩过的牌不能重新玩了。费尔南德也有她迷人之处；而且，范·T小姐半个月之后也将在德累斯顿结婚。再说，一切迹象表明，这两位少妇以后还会经常见面。而且，令人厌烦的市政厅和冷清沉闷的教堂也不允许他想入非非。米歇尔只是记得，在不到一个月以前，他的任性的小未婚妻不顾任何“规范”习俗，希望陪他去为他的元配和妹妹做岁末弥撒只为了减少他去法国北方乡村教堂做弥撒的孤独之感。去那里做弥撒的人疑神疑鬼，多疑而虚伪，对“这些伤心事”会议论纷纷，胡说八道。当然，他没同意费尔南德陪他去法国，但是那一天，费尔南德对他的关心体贴赢得了他的爱情。 客人开始告别了。临时雇来的服务员将大小客厅的空酒杯和脏盘子撤走了。在新婚夫妇要去火车站的时候，已经三十五岁的残疾人让娜小姐，由侍女和两姐妹过去的老师，年迈的弗罗兰搀扶着下了台阶，走向双座四轮轿式马车的车门。她尽管已经喝得半醉不醉，但仍然神色自若，头脑清醒，并不对新婚之喜（这是当时贞洁女子仅有的喜悦）不属于她而感慨万千（谁知道她是否如此呢？）。在简单地说了几句告别话之后，侍女和弗罗兰急匆匆地把她们的女主人扶进屋，以免她发作，摔倒在油腻的石块铺的马路上。费尔南德的三个哥哥，尽管都是好小伙，但是由于喝了点儿酒，这时无端地笑了起来，把客人的手握得嘎巴嘎巴直响。米歇尔的为人粗暴的母亲，即克夫人，由米歇尔初婚生的脾气暴躁的瘦高个儿儿子、新郎官的妹妹，即为人温顺的玛丽和她的面孔冷冰冰的丈夫陪同，为了赶里尔的火车，都已经出发了。让娜·范·T小姐还站在那里。女修院的两姐妹激动地拥抱在一起，让娜悄悄地将一小瓶十八世纪的盐塞进费尔南德的大衣兜里。盐是米歇尔早上送给费尔南德的一件不值钱的小奢侈品，由于太兴奋，都弄丢了两次。这种小动作不能让克先生发现。但是，香槟酒，既亲切又符合上流社会且有点儿令人兴奋的告别，还有深情地搂着她的腰的手臂，此时产生了所期望的效应：费尔南德的眸子里发出光芒，她微笑着，嘴唇并没有皱紧。两个女友互相吻别了。至于米歇尔，他很注意礼节，但却无视习俗，长时间地吻着让娜向他伸过来的好看的手。吻手礼是专门用于对已婚妇女的，而让娜当时还是一个姑娘，两个星期以后才将正式结婚。 ?Courlande，拉脱维亚里加湾西岸地区。​?Scheveningue，荷兰海滨城市，疗养胜地。​?五月份为圣母玛利亚举行天主教礼拜仪式，称为圣母月。​?天主教纪念耶稣的节日。​?指耶稣诞生的马槽或其模型。​?Goa，印度西海岸的一个邦。​?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Eugène Boudin（1824-1898），法国印象派画家。​?Georges Seurat（1859-1891），法国新印象主义画派画家代表之一。​?Piet Mondrian（1872-1944），荷兰画家，抽象艺术运动“风格派”代表之一。​?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法国诗人，诗歌象征派代表。​?Paul Verlaine（1844-1896），法国诗人，象征派诗人代表。​?Albert Samain（1858-1900），法国象征派诗人。​?Pauvre Lelian，魏尔兰在郁闷中将自己名字的字母错位排列成自己的绰号。​?Pierre Loti（1850-1923），法国作家，法国文学院院士，善于描写异国风情。​?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象征主义代表作家，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英国诗人，著有诗集《诗歌与民谣》。​?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奥地利诗人。​?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诗人。​?Novalis（1772-1801），德国作家，浪漫派文学代表人物之一。​?Henrik Ibsen（1828-1906），挪威剧作家，作品反映社会现实，对现代戏剧影响颇深。​?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爱尔兰作家，作品揭露资本主义的伪善和罪恶。​?Peter I the Great（1672-1725），俄国沙皇。​?Batavia，即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Creole，法国海外殖民地土著人与白人的混血人种。​?Dalmatia，克罗地亚的海岛。​?Texel，荷兰岛屿。​?Vincent van Gogh（1853-1890），荷兰画家．作品以跃动的线条，突出的色块，表达主观的感受和激动的情绪。​?Luigi Pirandello（1867-1936），意大利剧作家、小说家。193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618-1648年在欧洲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国际性战争。​?Riga，拉脱维亚首都。​?Angelus Silesius（1624-1677），原名谢夫勒，宗教诗人。​?Praxiteles（前370-前330），古希腊雕塑家。​ 金色三脚架 我真想拥抱你赤裸的躯体， 攀天穹摘繁星，给你做成项链， 但你那炯炯的目光， 也会使项链失色黯然。 我真想摘取千万朵玫瑰花， 在金色的香炉中燃起千万炷香， 然后躺在你脚下，什么也不想， 只看着你的脸庞，等待死亡。 当死神来临，请吻着我的嘴唇， 让我在那苏醒的时刻， 幸福地体味着你的热吻， 让你给我的温馨在永恒中永存。 一九〇四年秋于斯海弗宁恩 这是一位业余诗人写的诗，尤其是第一节和第二节，之所以说这是一位业余诗人写的，是就字面的一般意义而言，因为专业诗人尽量避免使用现成的说法，例如“天穹”。但从古意上来说，“业余（amateur）”这个词就是“情人（amant）”的意思。毫无疑问，这首诗不是米歇尔写的惟一一首诗；但这是他保留下来并且在去世前几年给我看过的惟一一首诗。当然，不论是因为诗的作者还是所献给的人，这些诗句都使我感动。只是在读到诗的中间，把诗人的想象搁至一旁，我才感受到一首好情诗所持有的颤栗。 至于米歇尔与让娜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他们都避而不谈，他们是情人？我不知道让娜有着什么样的热情，也不知道米歇尔的感情是如何的冲动。用柏拉图式的爱情形容他们显然是不恰当的。但我相信他们是情人。当然这还有其他迹象可以证明，但是，这首诗的最后几句足以让我相信他们的爱情是完美的。诗的最后一句表现的几乎是夫妻之间的亲昵情感，尤其对这种甜言蜜语和热吻的感受耐人寻味，因此我相信，米歇尔在这个世界上享受到了一种为追求永恒而获得的非同一般的幸福。大概在二十年以后，我看到德·乐瓦尔夫人的毫无生气的脸上流着泪水，她还说着这个男人的名字，而这个男人从她的生活中已经消失多年并且不愿意再与她交往了。二十二年以后，米歇尔住进了一家瑞士医院，尽管已经奄奄一息，但看见人们为纪念让娜送给他的花篮，却放声大哭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还难以忘怀，起码说明他们之间确实有过肉体的结合。 由于米歇尔富有上流社会的社交经验，因此，他在去斯海弗宁恩之前，要先去让娜在巴黎的住宅拜访德·乐瓦尔夫妇。他们的公寓在塞奴斯奇大街一幢建于一九〇〇年的新楼房的二楼。室内几乎没有什么摆设：几只箱子是从俄国运来的，箱子外面包裹的稻草还在；一些旧画像还都放在地板上，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悬挂；几件布尔雕刻的乌木家具，有的是从本家族的一座城堡借用的，有的是赠送的，还有的是路易十六时代风格，但都是在巴黎新定做的大路货。德·乐瓦尔先生不在家。在以后的交往中，米歇尔听说他经常不在。德·乐瓦尔夫人在一间临时客厅接待了他：作陪的有几个优雅的荷兰女士。这些女士身上穿着并不引人注目的珍珠色衣服，都对奥拉托利会的布道和慈善事业感兴趣；还有一位意大利年轻诗人，他希望埃贡为他的诗谱曲；让·史伦伯格对自己是德·维特的直系亲属一直非常自豪；还有俄国大使馆的几个年轻秘书，他们像一些被蜂蜜罐吸引而来的苍蝇。让娜一直都是那么文雅美丽而庄重。五年的时间过去了，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但美貌犹在。不过，她一眼就看出了米歇尔在三年的婚姻生活中有甜也有苦，以及再次看守病榻的疲惫神态，都在他的脸上刻下了痕迹。他们没有时间谈费尔南德的事，一切都留待斯海弗宁恩。 勒阿弗尔的博物馆里有一小幅布丹的布画，画上是一群夫人漫步在金光灿烂的沙滩上，背景是阴暗的天空，灰色的海水，映衬着模糊的布衣，模糊的面庞。画的名字叫《斯海弗宁恩漫步》。是不是因为斯海弗宁恩这个地名的法语发音为长音（斯海弗宁恩是荷兰城市的名字，发音与其他城市一样），我才把它作为所有北方海滩的原型来描写呢？在本世纪初的这个时期，具体时间已无经从考证，由于汽车的使用，交通十分方便，有时候，我被送到奥斯坦德的低洼地带，也许是弗尔讷或布洛涅海滨去玩。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相反，从我时常见到的斯海弗宁恩，我不仅找回了我对昨天和前天的回忆，而且也使我追思了我自信是七十五年前的往事。不需要怀旧，因为怀旧是无益的：有关海滨浴场的一切都很可怕，一九〇〇年就已如此。按月或按季租的公寓似乎比以前还多，但有的是旧旅馆改建的。别墅都修建在海滨与公路之间，昨天还是哥特式的，今天就改头换面成了火星风格的，表现了布尔乔亚追求的富丽豪华的建筑非常难看。大型游乐场里有德国式的铜管乐队伴奏，食品丰盛。海风吹拂，令人食欲大增。七月和八月是暑假，正好是宣战的时候，或者干脆不宣而战。新式汽车和可供住宿的旅游车以及老式火车满载着游客蜂拥而至，来海滨度假。另一类人就是军人，他们身穿灰色军装也接踵而至，在那里驻扎了大约五年的时间，在沙滩与陆地之间留下了一些小型掩体和凌乱的铁丝网。小型掩体后来成了人们大小便和从事不可见人勾当的场所。 战前来此海滨的女士们根本没有预料到这些情况，也没有想到骨头被用来勾勒曲线和撑起裙子的鲸鱼竟然也在这一带海域出现了。从上下胡须之间喷出的烟污染了人们前来寻找的洁净空气。男人们穿着至膝盖长的条纹游泳裤，胸部护着船锚图案的游泳衣，或者在波涛中潜泳，或者在水中玩球。女士们身穿海蓝色毛料紧身上衣和色调协调的短裤，短裤还镶着褶边，只遮着半个大腿，站在水里任海浪拍打着。当一个浪头打来，溅得满身是水，短裤里灌满了沙子，她们便叫着往岸边跑去，一副笨重的样子。波浪也感到害怕，往后退缩了。这时，驯服的骏马便拖着游泳者，连同他们租用的有滚轮的更衣室一起往水浅的地方走去。半个世纪以来，从堆积在海滩上的包装锡纸和油纸来看，卖巧克力和三明治的商人应该发了大财。 以目前的眼光来看，当时来这里游泳的人，比现在那些涂得油光光、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更难看。但是，由于海滨十分辽阔，人们只是在旅游季节才来这里游泳，因此人数虽多，也不显得拥挤。到了秋季和冬季，海水一冲，海风一吹，海滩全都干净了。人们觉得，沙丘边缘沉重的建筑物也都摇摇欲坠。无一定形状的海水，尽管被到处修筑的堤坝拦蓄着，但终将摧毁用钢架搭建用石灰粉刷的摇摇欲坠的建筑物。在几个世纪之中，尽管有水流和波涛的冲刷，这里的海岸没有发生很大改变，以后也不会有很大改变。两个最小的孩子，一个叫克莱芒，一个叫玛格丽特，正光着脚在沙滩上走，看见沙子在他们的脚趾缝里冒了出来，感到很好笑。小阿可塞勒还在沙滩上爬。他们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也许是最后的孩子。 范·T夫人正是为了这些孩子，才请人在海滨搭起了这个帐篷。三个女仆，其中巴尔贝来自黑山城堡，正守着他们，无论当他们在睡觉，还是在玩耍。要是孩子玩恼了，不论哭喊还是叫唤，都得哄着他们。当孩子的父母走过来的时候，她们拿起兜在围裙里的毛线球和毛衣针，赶紧站起来。奴仆中如果谁是农家女，还得向主人行屈膝礼。这三个女仆中，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这出海滨喜剧。天还没亮，埃贡很快地洗了个冷水浴。黎明前的大海总是有点儿让人感到害怕，因此他很快地就结束了与大海的搏斗，以免在回到岸边的时候遇上一大清早被海浪冲上海滩的海蜇。被冲上海滩的海蜇活像一摊摊粉红色的痰液。克先生对海水浴总是有一种不舒适的感觉，只游了半个小时，然后在空旷的沙滩上溜达一会儿，也就心满意足了。让娜差不多有着克里奥尔人的身体惰性，不喜欢活动，在整个暑假里老是没精打采的样子，总在睡觉，做梦。快到中午时分，她懒洋洋地来到海边，躺在藤条长椅上，看着孩子们玩。此后不久，是米歇尔，也许是我从前的一个女仆，在谈到当时拍的一些照片的时候告诉我，在那些穿着浅色衣服的年轻人中，有一个很小的女孩儿，头戴大宽边女式草帽，穿着很不合身的英国绣花蓬松长裙，好像她会被海风吹起，吹到大海里去似的。那个满头金黄色鬈发的小男孩儿，穿着英国海军的夏装，这是本世纪初小男孩儿必须穿的军服。这些孩子手里都拿着小水桶、耙子和铲子。三个小孩中最小的那个拿的是短柄铁铲，正蹲在沙滩上郑重其事地挖沟，挖完了又用沙子填上。这个孩子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疗养院里度过的，英年早逝，没有享受到真正的生活乐趣。与他相反，另外两个孩子都经历了漫长的人生之路。他们在走到生活旅程终点的时候，回顾过去，尽量不要遗漏任何细节，对年轻时代有着一个完整的回忆，像所有的子女一样努力破译父母的气质，但总有一些东西像沙子似的从指缝间漏掉了，结果无法找到答案。“玛格丽特，我们在二十岁的时候没能再次相见，没能结婚，真感到遗憾！”“克莱芒，您第一次结婚不久，就大吵大闹地离了婚，您还告诉我，四分之三的人的婚姻都不和睦。我们的婚姻能不能成功也值得怀疑。我们各自从自己的方面来说，过得还不错。”“可是，玛格丽特，请您告诉我，克莱芒不是您的哥哥？”“不是，瓦尔特，从我们的生日来看，我们不是。”因此，不论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好友，我们都极力把一种意义赋予本来没有这种意义的事物；如果可能，还努力解释两个人之间从生命的开始就存在的这种非常薄弱然而魔术般的联系。这时，笨手笨脚的小女孩儿拿着铲子摇摇晃晃地摔倒了，膝盖上擦破了一点儿皮，便坐在地上，没有哭也没有叫唤，而是捉了一只正在沙地上爬的小蟹拿着玩。两个男人不时地说着什么话，还互相递香烟。让娜把阿可塞勒交给女仆看着，站起来领着两个大孩子，慢慢地往大海走去。 小女孩儿的白色长裙和围巾像小鸟展翅，迎风飘扬。但是照片已经发黄，模糊不清：我不知道这件白裙子和领着孩子的那只手是不是我的女仆的。可能是因为我希望这次漫步把我从熟悉的奴仆的小世界带走的缘故，像一次收养，我才喜欢去想象这张倾斜向我的漂亮脸蛋儿，这个比巴尔贝的声音更加甜蜜的声音，这只领着孩子的灵巧纤细的手。让娜放慢了脚步，然后停下来，让孩子去捡贝壳。退潮的时候，沙地上到处是大水坑，就像一面被摔碎的大镜子，碎片撒了一地。两个孩子扑在水里，伸手去抓银白色的小虾。在这种情况下，埃贡也经常离开藤椅，肩上扛着阿可塞勒，走到水边，站在让娜身边。他肩上的阿可塞勒，活像博物馆中赫耳墨斯扛在肩上的小孩儿巴克斯。让娜虽然还没有看见他，却感受到他走近她时的那种甜蜜感觉。尽管他们已经共同生活了三年，但她的这种感觉丝毫没有减弱。这个年轻人还不完全像父亲、丈夫和家长，仍然是一个偶像。 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只银壳手表。 “快一点了。我得去车站接于格。您知道，我们这几天要去杜塞尔多夫演出。” “是的，”她说，“不要去晚了。” 他们讲法语时，有时说“您”，有时说“你”，但一般习惯说“您”。她发现，她在产生性欲的时候说“你”说得越来越少了；如果在其他场合，哪怕是谈到更加隐私的事情，也经常说“你”。 此时，他们俩都感觉到克先生从远处向他们背后投来强烈的目光。他们错了。克先生正在读《法兰西信使报》。 让娜轻易地委身了。米歇尔非常感激她的委身，但也有点儿惊奇。他没想到她的道德准则那么快被冲垮了。然而他并不怀疑她在说谎，或者是虚伪：“您告诉他了？”“为什么告诉他？他给了我这个自由。”“可是，他知道吗？”“我想他知道。”由于没有任何事物是完全符合既有的思想观念的，包括私通，因此，他与丈夫之间的关系也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有什么明确的定义。至于与妻子的关系，在法国就非常简单了，可以随心所欲地划归为神圣而传统的“爱情”。躺在床上的莫德简直是一个神奇的美女，一个迷人的仙女；他从来没有搞清楚莫德与罗尔夫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错综复杂的关系。正是他，已经做了二十五年情夫的他，煞费苦心地猜测这个年过四十的丈夫玩的是什么牌。在“他的两个妻子”中——他有时在心里这样称呼她们——加布里埃尔追求的是顽皮然而甜蜜的爱情，属于当时巴黎报纸上描写的娇小的女人；贝尔特情欲异常旺盛。可是，在这些女人的生活中，她们在赌场和在海滨居高临下地观察的都是什么样的求爱者呢？尤其那位向女人献了十五年殷勤但仍然被米歇尔视为最好朋友的加莱又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位绅士是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看不起女人？难道他只是玩弄那些堕落到最底层的妇女？还是当着贝尔特或加布里埃尔的面，也许当着她们两个人的面，拿纯朴的米歇尔为他提供的卫士的角色开玩笑？这三个人所享受的，不仅仅是共同驰骋在匈牙利的平原上的那种强烈的乐趣。但是，这无法解释两个女人之间为什么有着如此炽热的友情，与其说她们是敌人，毋宁说她们是同谋。除非……这其中另有隐情。无论如何他可以肯定，他是第一个与费尔南德同床共枕的男人，但不能肯定他是她一生中惟一与之同床共枕的男人。这些富于幻想的女人心中，总会对某个俊美的过客保留着一些怀旧之情。毫无疑问，让娜了解费尔南德的不少私事，但她不会告诉米歇尔。 让娜是不是爱他，他没想过。这个看似征服者的男人，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他对女人太谦恭，不好意思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谜终究是个谜。让娜既不是淫妇，也不是疯狂追求异性的女人。她激情洋溢而温存，欲火炽热而柔情似水，在使对方获得满足的同时，也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他也知道，埃贡不是一个受骗的丈夫，因此无需向他作出补偿。让娜是不是仅仅需要几天的空缺时间，就会向一位似曾相识的男人敞开心扉，即使是一位昔日女友的鳏夫？她不属于那种在枕边泄露隐私的女人。“他知道吗？”“他希望我自由。”“是的，可是他知道吗？”“我想他知道。他没说过。”他们沉默了，长时间地沉默着。有关两性关系的约定俗成的公认原则之一是，女性的不忠经常是一种报复的形式，但在他们的情况下，不忠这个词用得并不恰当。报复什么呢？米歇尔没有发现年轻音乐家埃贡追逐别的女人的任何迹象。找不出原因的男人常愿意用阳痿来压制情敌。但是，埃贡的两个儿子长得像他。当让娜说很乐意临时照看一下费尔南德的女儿时，埃贡提醒说她以后可能会有属于自己的女儿，而这位少妇却摇摇头说，他们有两个孩子就够了。在当时，这种话是在女人之间才可以说的，而且得说得非常慎重，因此，米歇尔很赞赏她的直率。同样令他赞赏的还有，他从来没有听见让娜说别人的坏话，也没有听见她轻易地以单纯世俗的观念说别人的好话。在言谈中，他从来没有发现她流露出丝毫的恼怒或讽刺的成分，而且也不过分热情；她对孩子说话也不故意学着孩子的腔调。尤其使他赞赏的，还是她绝对不说那些毫无意义的诡辩的话，不说那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连迂夫子都不赞同的自相矛盾的话，不说“对，但是”或“难道您没想到”之类吭哧出来的话。她沉默不语，并不意味着拒绝。有时候，这位波罗的海年轻人的一道冷漠的目光，一个无所谓的动作，恰恰表现了一个人的难以言状的心理，使克先生发现了另外的线索。但是，米歇尔还固守着关于婚姻道德观念仍然残存的某些美好原则。他无法想象，一个对于所有卑鄙的行径都采取严厉态度的女人，竟然会同意为那个时代的某些行为做掩护，而那个时代的名流社会，或者简单地说，那个时代的社会，对这些行为是无法说清楚的。在偶然谈到埃贡的时候，她也只是为了回忆这位年轻人的童年生活才谈的，当然，对他的回忆，也是对她自己的回忆；她或者带有几分天真高兴的心情说，他的演奏和作曲才华终于成熟了，而从来闭口不提她本人和范·T夫人对他进入大都市艺术音乐界起了什么作用。说到这里，她又沉默了。米歇尔不止一次将这个赤裸裸的好看的躯体搂在怀里，他本能地意识到，要想更多地了解这个女人的隐私是不妥的。但何必要了解呢？最好还是和和美美地共度这难得的夏日良宵。 米歇尔非常清楚，绊脚石就是上帝。让娜也不多谈，但是他能感觉到，她像呼吸生命攸关的空气一样，俯仰之间都心存上帝。她留下的文章的确不多，而且内容短小，也都没有跳出这个范围之外，只不过在很少的几个朋友之间传阅。她又不自觉地受新教老师刻板文笔的影响，因此，文字晦涩难懂。尼德梅耶牧师尽管为人古板，严守他的逻辑学和神学观念，但起码使她远离晦暗的神秘学和宗教式的异国情调，这些破烂货在本世纪初的低劣文学作品中被大加颂扬。她也不会陷入干瘪的唯科学主义的泥潭。让娜满足于远离这个好窥视的上帝。这个上帝是密探，毫无人情味的审判官，曾经恐吓了许多女性和青年的善良之心。而米歇尔从十岁开始，就不再相信这个上帝了。可是，像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他满足于用一种虚无飘渺的东西，以取代这个巨大的讨厌鬼。而让娜极力用上帝取代这个仁慈上帝。对她来说，至高无上的天堂之福，如果把它与驱动我们生活的万能力量同等看待，那么，终有一天会使她处于无人能幸免的两难境地：要么否认邪恶，要么向邪恶屈服。此时此刻，她所感受到的只是幸福，而且，她所具有的和和美美的心境可能就是以此为代价而换得的。她爱埃贡的上帝，埃贡的上帝保护着这位波罗的海青年；她也爱米歇尔，爱上帝赐予她的这位朋友。在炎热夏日的晚上，既不喜欢人也不喜欢跳舞的埃贡躲开了。米歇尔陪伴着这位年轻的夫人去大使馆或名门之家的花园参加晚会。米歇尔并不喜欢这种场合，更不喜欢跳舞。然而，当让娜身穿轻装在灯光闪烁的树阴下翩翩起舞的时候例外，因为她喜欢装束朴素，也许是怕招引众人注意，她不穿名师制作的华丽服装。其实，在任何情况下，她总是引人注目的。米歇尔非常清楚，她被任何一位她仅知其名的随员搂抱着，她都是中心人物，一颗运行在天际的闪烁发光的星星。“您不会告诉我，您在那样的场合会想到上帝？”“人们每时每刻都会想到上帝。”至于他，尽管忍受着痛苦欲望的折磨，他觉得自己已经靠近埃贡，充当着丈夫的角色，而埃贡也欣然接受，并且还给予信任。 任何伟大的爱情都是一座被围墙包围着的花园。Hortus conclusus.所有关于这三个人的私下议论，肯定都是与他们有关的败坏名声歪曲事实的流言蜚语，但他们是无法听到的，可能根本就认不出他们在他人心中的形象。说实在的，斯海弗宁恩的树丛的魅力就在此，栖身在松林掩映的花园里，根本听不到海滩的喧闹，也几乎听不到大海的涛声。所能听到的，只是涛声的余音。在炎热夏日的午后，于格和埃贡没完没了的演奏终于结束了。花园深处的小楼已经改为工作室，再也听不到声音清脆的钢琴与音调尖厉的小提琴的一问一答了。那是埃贡和于格在排练，他们今年秋天将在阿姆斯特丹举办首场音乐会，演奏为西里西亚的安杰勒斯的诗集谱写的乐曲。他的诗是让娜和埃贡第一部共同喜欢的诗集，已经由让娜译成法文，十一月还要在巴黎演出。 大约一点钟，埃贡让他的合作伙伴走了。也许是后者自己不想再演奏了。这个于格有点厚颜无耻，与其说他是过度敏感，毋宁说是不懂礼貌，畏畏缩缩。他讲的英语几乎无可挑剔，夹杂着某些伦敦东区的语调，具有异国情调。毫无疑问，埃贡在上午的排练中用尽了对小提琴家的善意，而且感到气愤，因此，到吃饭的时候一言不发。相反，两个女人却热情地同这位外国人交谈着，尤其因为他不是他们圈内也不是他们阶层的人。米歇尔对凡是英国的东西都持有偏见，强打着精神与于格交谈着。不幸的是，几家大报纸对音乐评论的陈词滥调与已经过时的风趣语言如出一辙。在那个时候，罗尔夫正让米歇尔和莫德在伦敦的苏豪区散步，还为他们在一些有半数空位的音乐厅提供招待票。招待票什么时候都有。刚喝完咖啡，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来过欧洲大陆的于格就消失了，他不是到邻近的海牙闲逛，就是去最喧闹的阿姆斯特丹散心。他对一切都感到新奇：《夜巡》和《犹太未婚妻》、听到演奏鬈发大卫乐曲就痛哭流涕的扫罗（他与大卫长相相似）以及殷勤的大街上穿粉红短裤的小夫人们。钢琴家埃贡很少陪他出去玩。在绿色与金黄色交相辉映的松林里，这位波罗的海青年贪婪地品味着这寂静中的乐趣，但孩子们不时的吵闹却打扰了他的兴致。他躺在吊床上，克莱芒和阿可塞勒想爬到他身上玩；玛格丽特也不甘示弱。米歇尔叫巴尔贝把小女孩儿抱走。巴尔贝随叫随到，但小女孩儿一个劲儿地哭叫着，挣扎着。 还有几次，从别墅传来一种如同蜜蜂出巢似的嗡嗡声。当客人走出屋拥向花园的时候，声音也越来越大。范·T夫人几乎每天都请客设宴；请客人吃干点心和黄油吐司，品味锡兰和正山小种的茶香。茶是女主人根据秘方亲手精心调制的，与松香的味道十分相衬。范·T夫人与男士们所谈的话题都是严肃的。这些男士差不多都是年高的勋章获得者，由于地面高低不平，而且树根上又覆盖着青苔，所以都拄着拐杖以免摔倒。埃贡恭敬地向老太婆们立正敬礼，吻了她们的手，便找借口离开了花园。米歇尔竭尽说笑打趣与阿谀奉承之能事，去逗那些上了年纪的夫人们，但很注意礼貌。让娜对任何人都是彬彬有礼。按照习俗，名门之家都藏有名贵的古瓷器；还有一些小木桶也是很珍贵的，里面装着温热的肥皂水，让娜用手轻轻地蘸了一下。她腰上系着一条花边薄围裙，她不是怕弄脏衣裙，而表明她是负责清洗盘子的。一旦客人的盘子光了，她就拿去先用水洗，再用更洁净的水涮，然后用抹布擦干净，又递给客人。克先生看着她那双洗刷瓷盘的漂亮的手，越看越爱看。瓷盘是半透明的，由海外商人从中国广东购买，远涉重洋运来的。这种家务活是从祖先那里传下来的，她干得非常熟练。爱情的苦恼，思想上的疙瘩，肌肉的酸痛，此时此刻都融汇在一起，恰像维美尔的绘画，达到了色彩与形式的统一。 克先生的汽车留在了黑山城堡，但是，他在海牙临时租用了一辆标致牌汽车。一天，他开车带着让娜去代尔夫特游玩。那里海水平滑如镜。房屋的窗子都镶着玻璃，不挂窗帘，屋内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如同纯洁的良心一样一览无遗。还有一次，发电机出了毛病，他们被困在费勒，费勒就成了他们寻欢作乐的场所，他们在那里一直呆到天亮。尽管费勒给他们留下了无限甜蜜快乐的回忆，但他们本来是没打算到那里去的，当然以后也不会再去。可是，这样的游玩应该是男人的事，他们经常不是陷入泥潭就是迎着尘雾而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要检查好曲柄卡槽，将轮胎打足气，还要看一看是否有螺丝掉了。这一次，只是在小港湾乘一只小船去弗利辛恩海滨兜兜风。 大海在怒吼。于格没有赴约，埃贡似乎也不在意。大海的狂涛使米歇尔回想起了与“他的两位夫人”在弗里西亚群岛泛舟海上的情景。埃贡也非常高兴，使他回忆起了他的国家的小海湾退潮和退潮后显露出来的沙滩。一个小时以后，筋疲力尽的船夫本能地驾船返航。到了岸上，大家与两个男人喝了一些刺柏子酒，便决定踩着沙滩往回走，尽兴地让风沙劈头盖脸地吹打着。他们把多少有点儿不听使唤的标致汽车扔在那里，第二天再去取。两个喜欢大风大浪的男人在大风中肩并肩地走着，大声地交谈着。 “于格溜走了。” “您要是看见他，他可能会吓得面色铁青。这种情景并不美观。” “吃饭的时候，他与您说话，您不吭声。您心不在焉，又嘲笑他。我发现音乐不会改变一个人的习惯。” “您差一点儿在‘习惯’这个词的前面加上‘坏’这个形容词。您不要反驳我。一个聪明谦恭又懂得世事的人（我把所有这些品质都用在您身上），如果他用撬锁或别的什么方式溜进一个我们不知道的隐蔽角落里，居住在那里，自信可以从那里洞察一切，那么，这个人是不幸的。一个奴仆，一个依靠他人生活的人，一个走狗，由于年龄和外貌的不同，会变成一个搭档或一个供奉者。任何合作者或任何朋友，都会被看作是情夫，即使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有着略带黄色的皮肤和油污的头发，也是如此。” “伦勃朗画笔下的大卫也是黄皮肤，头发也是油污的，但是他有本事让扫罗王半个身子躲在帷幔后面啼哭。假设是竖琴变奏曲使扫罗陷入了如此境地。” “扫罗年老体衰，”埃贡违心地说，“我怎么知道我到六十岁的时候会为谁或者为什么事而啼哭呢？” “您的音乐会将在两个星期以后举行，您需要您的合作伙伴。您是不是去伦敦找他？” “谁说他去了伦敦？于格在不高兴的时候，就住在克拉那坡勒斯基旅馆附近的窑子里。谁问他电话号码，他都会告诉，但是已经与窑子的老板说好，老板就说那里是克拉那坡勒斯基旅馆。要是有人与他约见，他就掐着时间换上衣服，穿过小街去旅馆，在旅馆的会客厅里接待客人……我从来不喜欢他演奏的颤音，老是那么悲哀的音调。我倒觉得，西里西亚的安杰勒斯对上帝提的问题，可以说是与回答一样清澈。上帝怎么回答，人们事先都是知道的。” “您为什么娶德·乐瓦尔夫人为妻？” “您是说让娜。要是说一句瞎话，一件本来仅仅有点儿麻烦的事情也会变得令人厌恶。” “让娜，是的。您为什么娶让娜？” “是因为爱情，您可以想象得到。她是我爱的第一个女人，我希望她也是我爱的最后一个女人。我发现，像她那样的女人不多。” “在阿姆斯特丹还有喜欢打扮成女性的男人和装卸工。” “即使您说得对，但也不会像您想象的那样，或者换句话说，惟一感到痛苦的女人就是让娜。” “一个幸福的女人不会另找情夫。” “她希望我自由。她相信自由是相互的。她说得对。起码在我们第一次一同起床的时候，她是这样说的。您很清楚，我不是她生活中第一个男人。但我可能是惟一能给她这种自由的男人。这种自由既不排除爱，也不排除有时产生的情欲，这是她过去的朋友没有能完全给予她的。她经历的昙花一现的艳史，给她留下的是爱的饥饿。我不认为，她自那天早晨以来获得的任何一个自由，是出于对我的怨恨，或者是以怨报怨。（对我们来说，肉欲似乎从来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而且，吃醋不符合我的性格。” “别说了！说得太多太具体，您会感到伤心。” “一个被爱着的女人移情于他人，就像乌云遮住太阳的夏日，当然让人感到心寒。但我相信她更喜欢接近我，尽管她知道我与她（我有时会这么做；我无须说谎）是图一时的快乐。而作为妻子，她从来就不想充当一个酸溜溜的妻子的角色，等着丈夫去尽配偶的义务。我觉得您作为情夫，是第一个与她亲密相处的男人，我不怀疑您是她的朋友，当然也是她的已故女友的丈夫，而且，您不是一个善于勾引女人靠女人的乳头给予施舍的过客。” “一个既不是知心人也不是保护人的朋友。一个只是在无聊的夜晚才会想到的情人。一个被认为是浪漫的鳏夫，总而言之，他没给妻子很多的爱。您以为我适合充当这些角色？” 风在他们周围呼啸，像是大声地说着没有出口的粗话或辱骂。又一阵更大的风吹过之后，两个男人来到一座无人居住的别墅，躲在房檐下的一个角落里。米歇尔硬是把埃贡按到最避风的一张积满尘土的凳子上，然后自己也坐了下来，又用一块旧罗登厚呢短披风遮住他们的身体。短披风是他与费尔南德在奥地利一起买的，只是在天气不好的时候才随身带着。他们小声地说着话，就像在绿色的帐篷里一样憋得上气不接下气。 “你听我说，请相信我，我用‘你’这个称呼，既不是看不起你，也不是与你套近乎。那些你可能不喜欢的东西，即多少被人们看作轻蔑因循守旧而又粗野的话，我不会说给你听；总而言之，我不会劈头盖脸地骂你。你也不要希望我不会钻牛角尖，你也不要以为你的情况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起码在开始过放荡生活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这样想。你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庸俗的，就像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酒吧间里大口大口地往肚子里灌酒一样。人们会意识到他们是否有能力观察和分析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人们更喜欢什么也不要知道，或者把一切都忘掉。如果我在自己过去的垃圾堆里翻找一下（但是我从来不这样做），我肯定会发现一些千头万绪与你类似的情况，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见不得人的东西。至于男女厮混肌肤相磨的事，我不愿意再去回想，但在当时，我觉得我得到了肉欲的满足。当然，我觉得，还是女人在主导。但谈到像卡萨诺瓦（一个特别善于勾引女子的人，只有两三个人能幸免）这样的人，我的意思不是说，男人之间的乐趣是一种有点儿丧心病狂的把戏，可以被忽视，因为我们对所有的性欲满足就是这样下的定义。但结婚生儿育女除外。诡辩者就另当别论了。既然有兴趣、勇气和意志去面对某些风险，为什么不能面对这种欲望（在词汇全集中，这个词总是被忽略，而这正是一个中心词）？我并不是告诉你有一条能够达到既完美又简捷或者不完美但是简捷的肉感的捷径，这不像共济会会员说的一句口令，即是或不是。不能这样说，傻瓜和粗人太多了，真假难分。我只是想说，我们并不像你以为的那么对比鲜明，那么互相对立。我们所处的时间相同，所处的地位相同，我们讲着两三种几乎相同的语言；我们本来应该暗自进行一些类似的探索。我比你大二十岁，但我们不是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的人物…… “我被看作一个追逐女性的男人；的确，我有五六个女人，她们有幸福的，也有不幸福的；另外还有四五十个，她们有感到厌倦的，有感到被戏弄的，也有感到高兴的，但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以卖淫为生的。我惟一没有做成的一件事，就是没找到一个供养我的人，因为在你这样的年龄，我有时需要别人供养。对于这些女人，真没有什么好说的：她们占据了我的生活，毫无疑问，在我去世之前，她们都会占据我的生活。但是，假如我乘的船在一片危险的沙滩上搁了浅，船根本没有再被海水浮起的希望；或者船被上涨的海水冲到了岩石之间，被死死地卡在里面，我没有发现身边有一个顺眼的女人，我肯定会拼命地抓住一个美貌年轻的船员，两个人搂抱在一起，互相温暖着身体，共同度过这个实际上短暂但似乎漫长的时刻。而从你的角度来说，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而没有任何男同伴在身边，你会找一位助人为乐的女乘客。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但是我们的选择却相反，这就像过去的军事教材所说的，站在原地向左转半圈儿，与向右转半圈儿是一样的，只是方向相反而已。” 在此，我插入一段叙述者的按语。这些话，还有一些其他差不多类似的话，都是米歇尔在斯海弗宁恩对埃贡说的，但他的话可能并没得到这位年轻人的同情：如果说人们最隐秘的情欲与所有人的情欲没有什么区别，这种说法很少会使人感到高兴。那几天，这两个男人谈论的观点非常模糊，但我能肯定，上面叙述的话都是米歇尔亲自说出的。二十年以后，当我们坐在昂蒂布的海滩上看着大海的时候，他告诉我的差不多也是如此。但与他所说的相反，历史的记载才是可靠的。大约是在一九〇五年，他们坐在斯海弗宁恩的海滩上，他觉得这位三十岁的年轻人几乎还不了解世界，就像一个二十岁的女子遇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年轻人而神色惊慌，而米歇尔总是看不起他女儿的朋友，不屑让人给他作介绍。他只是提醒我不要把生活戏剧化了。但是我已经思考过了，也幻想过了。结果，我在一九二八年创作了《阿列克西》，为了将我单薄的冒险推回过去，我采用了让娜与埃贡以回忆的方式提供的材料。米歇尔在临终之前阅读了《阿列克西》这部著作，并且还在书页的空白处作了批注，说这是再“纯洁不过了”。这样的评语至今还很使我感动，但也说明在米歇尔的嘴里，“纯洁”这个词和大多数父亲所指的不一样，具有另外的含义。在昂蒂布的交谈没有继续下去。在这两种情况下，米歇尔为了使心灵和被搅乱的思绪得以平息，提醒道任何事情都不真正是不可能的，不真正是不可接受的。他说的并不是体己话（米歇尔从来不说体己话）。这就是证词。他认识的生活就是如此。他那个时代的人的声色趣味，他是了解的，也是人所共知的，还有小报刊登的“风俗逸事”，他都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对他的微小的个人刺激都会使他产生新的成见。从社会角度来说，一个“性欲倒错的人”（我们所处的是普鲁斯特的时代，用的也是他的说法）是可笑的，令人反感的，很快就被绘声绘色描写出来，就像这位希伯来天才的赞美者称一个可疑的医生为“肮脏的犹太人”似的。米歇尔开始还同情让娜的丈夫；恼怒和厌恶是后来才产生的，但最终也全然消失了。 “我对此的认识是，”埃贡只是（这是可能的）听到米歇尔的一部分话，边走边说，“我们的注意力仅限于此，就是在您到了三十岁的时候，还没有找到一个供养您的女人。而且我想，您也没用心去找、但是，请您看着我。您采用断章取义的做法影射违背道德的习俗，这难道不是您私下做出的判断？请您想一想，一个外国人，他还年轻，尽管有姓有名，但不为人所知，不能靠一个一向贫穷的家庭来维持生活，即使有钱，也不能汇出国外；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古怪音乐家，即使有人知道，也只是一些传闻；而现在，我在城里有一套房子，在海滨有一套房子，在巴黎有一所公寓；有一辆双篷四轮马车，以后还会有汽车；要是我偶然举办音乐会，还可以发布新闻公报：又有两个孩子、一个所有人都羡慕的妻子和一个仁慈的岳母，所有这一切都在生活中为我竖起了一系列的金色屏障。您不认为所有这一切的分量是很重的吗？甚至爱情……当我向让娜谈起我自己的时候，我所说的几乎都是实话，也就是说几乎是低三下四的；我和她都知道，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是明明白白接纳我的一种方式，我们所做的并不是出于内心，我们似乎都在互相制造一些神话。另一方面，我所以对此保持缄默，我的缺席成了我的在场，成了一种拒斥，我被锁住和藏起来的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关系突然疏远了，就像我们之间的气氛凝固了似的，谈情说爱和性行为也就无所谓了……但是，我有时想，我不必把事实告诉任何人，我的音乐也一钱不值，我似乎被淹没在易北河里……” “因此，您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她。” “噢，上帝，不是。也不应该归咎于我。” “如果您这样想，我劝您还是离开吧。” “我离开过一次，三个星期以后又回来了。结果情况更加糟糕。” 到此，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尽管什么也没说——背景也发生了变化。这里是一片松林，三面都是华丽的别墅高墙，风吹不着他们。前面是一条人行道，就像郊区的大道。 “您说得对。”埃贡突然承认，“您告诉让娜，我今天晚上不回来了。您刚才所说的，在我的思想中掀起了一阵风暴，我需要平静一下。假如您说的属实，那么，您和我也都是无足轻重的人了。” “这对我们都更好。”米歇尔心想。但他没有说出来，因为他不想下结论。 回来以后，他写了一张字条塞在让娜的房门下。她像平时一样按时下了楼。范·T夫人进城吃饭去了。米歇尔和让娜都没有多说话。他今天夜里不想打扰她。 ?André Charles Boulle（1642-1732），巴黎细木工，以用贝壳和铜镶嵌家具著称。​?Bacchus，希腊神话中的酒神。​?拉丁文，封闭的花园。​?《夜巡》和《犹太未婚妻》都是荷兰画家伦勃朗的油画。​?David（？-962），古以色列国国王，公元前11-前10世纪在位。​?Saul（活动时期公元前11世纪），古以色列开国国王，公元前11世纪后期在位。​?产于中国福建省的一种红茶。​?Johannes Vermeer（1632-1675），荷兰风景画、室内画画家，追求光线和色彩的协调。​?Antibes，法国北部的海滨城市。​ 裂痕 这年秋末，米歇尔决定带女儿去蓝色海岸。由于海边的空气有益于健康，小女儿现在身体健壮。虽然从黑山城堡到蓝色海岸路途遥远，但她的身体是可以承受的。他们路经里尔，诺埃米接待他们过夜。诺埃米比以前说话更加尖刻，更加辛辣，她住在华丽的住宅里，像过冬天一样不出大门。五十年以来她一直住在那里，房子还是那个老样子。第二天，他们乘快车去巴黎。他们随身带了许多行李，有衣箱、帽盒和包裹，其中包括两个保姆的衣物。克先生认为，给孩子带两个保姆是必要的。为了避免睡在旅馆的床上传染疾病，还带着我的有护栏的小孩床、床垫和被褥。 我们在巴黎住了两三天。这段时间足以让米歇尔和让娜重建他们在斯海弗宁恩建立起来的炽热而平静的亲昵情义。让娜也准备上路了，她陪同埃贡去圣彼得堡。埃贡去圣彼得堡排演由他创作的芭蕾舞剧《湖畔白马》，尽管人们对他的新派乐曲议论纷纷。这位年轻的作曲家还没有意识到，在欢迎还是反对他这位新来的作曲家的问题上，乐队指挥、舞蹈编导和舞蹈演员的世界是如何尔虞我诈，相互争斗的。让娜对她所喜欢的人从来不食言。她曾经答应米歇尔，她一旦从俄国回来，就去南方小住几天，亲眼看一看孤身一人的他是如何安顿保姆和孩子的。克先生总是爱冲动，一得到让娜要来南方的允诺，便租下了棕榈别墅，租期为五个冬天。 这所住宅很华丽，但略显破旧。尽管在费拉角和爱勒角还有更宜人的住宅，但米歇尔偏偏喜欢这一座。因为这里靠近充满危险性的赌场和具有异国情调的公园。公园的树荫正好遮住了别墅花园的一个角落，因此对他颇具诱惑力。许多年以后，我在戛纳找到了德·库埃瓦斯侯爵。德·库埃瓦斯侯爵行踪诡秘，为人可爱，他很喜欢我的一些作品，未经我允许，就把我的著作改编成平淡无味的芭蕾舞。他与他十几只白狮子狗住在一所类似的建筑里。大门的两侧各有一排棕榈树，一条车道从门外一直通向台阶。屋里的家具好像都搬走了，只在餐厅里摆放着一张大理石餐桌和十几把瓷漆藤椅。客厅很大，里面有一张长沙发和几把扶手椅。有卧室两三间，每间里都有双人床、梳妆台和镜子；还有浴室，但热水器不太好用。银白色的水龙头是仿制的。客房用来为随时可能破产的赌场庄家和半老徐娘式的著名歌女提供住宿。米歇尔觉得这无所谓。他除了在赌场度过一些刺激性的时刻，一直都在工作。 让娜建议米歇尔将一部捷克古书翻译成法文。他们都读过这部书的英译本。是一部讽喻游记，属于十七世纪虔信派文学作品。作者是摩拉维亚一位伟大作家，叫夸美纽斯，也叫考门斯基，黄金时代流亡荷兰，创立了一个虔信派抵抗运动的小团体。他的这部辛辣讽刺时世的作品，是在阿姆斯特丹还是在布拉格创作的呢？讲的是某公外出求学，在路上遇到一个惯于阿谀奉承的人。此人给了他一副玫瑰色眼镜，戴上这副眼镜，看什么都是美的；又用蜡给他封上双耳，他听见的声音也变得微弱了。因此，某公觉得万物都是美好的。但有一天，他从眼镜框底下一看，又把塞耳朵的蜡往外拽了一拽，发现世界瞬间变成了一座被围墙包围着的城市，从远处看很漂亮，但走近一看却是一座可怕的迷宫。迷宫里一片狂叫和狂笑，但笑声比叫声还难听；醉汉傻里傻气地唱着歌；江湖骗子在广场上大吹牛皮；学者小声鼓吹着荒谬的理论。房屋低矮，从敞开着的门窗可以看见，金子堆上坐着守财奴；垃圾堆上坐着好色之徒、戴绿帽子的丈夫、背叛丈夫的妻子，那些根本不配做父母的人及其反叛的子女；地牢里关押着主张言论自由的人，连判官也要接受审判。人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虚假的。面目狰狞的荡妇提着沉重的钱包站在秤杆的一端，另一端站着寻找富有女继承人的年轻漂亮的小伙子；瓶子被学者塞满了东西，而另一些学者还在偷偷地往瓶子上贴新标签，里面装的东西，也被他们调换了。再往远处看，荒蛮的海洋里只有几只歪七竖八的沉船；近处，敌人正在砍伐树木，用火进攻碉堡。这部散文著作文笔犀利，与勃鲁盖尔的绘画风格形成鲜明对照，目的是让我们得出这样虔诚的结论：在略显得暗淡的光线效果下，一个对上帝过分虔诚的秘密组织，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其圣徒和教徒能免受人类灾难。《心灵的天堂》：米歇尔马马虎虎地翻译了最后一章。 埃贡（他们三个人在斯海弗宁恩议论过这部著作）觉得，我们在善与美之间都会不知不觉地遇到邪恶，我们不是邪恶的帮凶，就是邪恶的受害者，因此，前面所列举的邪恶与之相比，那是太一般了。米歇尔也添油加醋：他认为，任何邪恶本身就包含着美的渣滓，任何美也都具有邪恶的一面。让娜在年轻的时候与费尔南德一起读过这部著作。那是一个夏天，她与女修院的女友费尔南德结伴出游。让娜还记得，她们好像是经过一座城池，当时感到又好奇又害怕。那里正在庆祝主保瞻礼节，人们饮酒狂欢，互相打骂。地上满是泥泞，还有呕吐的脏物，她们走路只好撩起裙子。最后一章就像一座温热的小教堂，可以躲避大街上那样狂热的谩骂和吵闹。费尔南德……让娜不大对米歇尔谈起她，就像她没有经常向埃贡和米歇尔谈起约翰-卡尔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忆，都有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意念。埃贡还懂得音阶的七个音符，他考虑得远，想的是如何以故事的荒诞离奇情节作为脉络，谱成一首不协和的乐曲，描写生活的那些愚蠢粗俗，其中有快乐也有阳光，但结尾不是狂欢和祈求之类的合唱，而是抒情独唱。然而，他并没真的准备好谱写成乐曲。他可能在一生中也没有真的准备好谱成乐曲。 今年的冬天比往年稍长；米歇尔赌纸牌或赌轮盘有输也有赢。输赢都无所谓。他集中精力翻译夸美纽斯的著作。他觉得这部书有时很刺激，有时平淡无奇（是荒谬，但人们都相信，他在写给让娜的信中不会用这个词）。这个米歇尔写了几首诗，有时写得还很好，但除一首之外，都在未写完之前扔进了纸篓，在费尔南德去世以后，他还着手写一部枯燥乏味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写完第一章就停止了。后来他把书稿给了我，叫我改写成短篇小说，而且署我的名字。他终于实现了文学夙愿。他第一次意识到，玩弄文字，斟字酌句，推敲字意，也是一种做爱的方式，尤其在受到某个人启发或为某个人而写作的时候。让娜是他的情妇，更是他的女友。但长期以来，米歇尔所缺少的从来就不是风流韵事。他在里尔认识了一个天主教徒律师的妻子。律师在卢尔德当担架兵，每年干得都很出色。这位丈夫常喜欢说，他这是锻炼肌体，并保证日后在天堂里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莉娅娜正准备与他分手。米歇尔很快说服了这位少妇陪他到南方住上半个月。那里离她的一个姑妈不远，姑妈可以充当她的屏风，以遮人耳目。莉娅娜年方三十，肌肤细腻，似乎是时代潮流的赐予。她的衣服好像是服装大师新近制作的，起码也是巧手精心仿制的。米歇尔又给她买了几件长裙。出于慎重，米歇尔安排她住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尽管米歇尔怀疑她私下另有所爱，但她仍然感到无聊。这位高贵的布尔乔亚女郎总是想着她的坐落在尼格利埃大街的住宅。在她属于自己的“日子”里，她邀请女友聚会，大吃特吃花式蛋糕，互相留下蛋糕商的地址，还说一些不在场的女友的坏话。她使用很多香水，因此，这位喜欢原汁原味皮肤的男人无法容忍。他们的这段插曲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分手的时候都非常高兴。至于我，我给女客人留下的印象，无疑是一个怕生的女孩儿，当父亲叫我拥抱这位俊俏女子的时候，我没有遵从。 我再一次对孩提时代的日期问题一筹莫展，只是觉得像置身于一幅巨大的风景画的画面里，所有的东西忽近忽远，一片空旷。说是空旷，倒也不见得，但画面里的人物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所了解的画面中那些或近或远的人物，有的是今天上午才见到的，有的已经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人物了。我从小就缺乏时间概念：不论今天还是其他任何时候，对我都一样。我知道，起码有两个夏天的部分时间是在斯海弗宁恩度过的，棕榈别墅租期为五个冬天，也就是说，起码要在这里住两三年的时间。这是发生在我三岁至六岁之间的事。像我在其他场合所说的，如果不是年轻时代的照片和故事起到备忘或伪备忘的作用，那么能将回忆的具体时间界定在什么时候呢？首先，我的纯粹属于我个人的回忆发生在秋天。我当时可能才两岁半，最多也不过三岁半。日期是够早的，但我不清楚应该如何放入我的童年记事本里，还有放在哪里。我在黑山城堡的晒台上用七叶树果搭金字塔玩。我被带去吃晚饭。第二天一大早，我下楼一看，我用好看的闪闪发光的棕色圆球搭的金字塔都神秘地变成了白色，还覆盖着一层冰凉的好像被研磨成粉末的糖似的东西。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们每年很早就去南方。我没有再看见过雪。在一九一〇到一九一四年的冬天，我有时在巴黎看见过，后来在战争期间的英国也看见过。我所能回忆起来的只是城市里的泥泞。以后我又在瑞士看见过雪。那时我穿过森林去让娜的墓地，森林里的雪很洁白，裂着横七竖八的缝隙；雪有时也是松软的，一阵风将雪卷起，吹到一个家庭式膳宿公寓的门前；我们住在这家公寓，有时在夜里等医生来给米歇尔看病，我觉得每等一个钟头，似乎是好几个钟头，但仍不见医生到来。 棕榈别墅的夜是阴暗的。我的小床放在一间大屋的中央。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家什。两个保姆都睡在角落里。屋里一片昏暗。她们的弹簧床喀嚓喀嚓地直响，使我感到很害怕。她们床头的灯照不到我这里。剩下的蜡烛很快被吹灭了，悬挂在房顶上的电灯也关了。电灯是用灯罩罩着的，因为灯光太亮，刺得眼睛难受。壁炉里彻夜生着火，火光很强，照在白色的墙壁上。我对火光有时感到害怕，有时又觉得很好看。《尼斯童子军》中的一条社会新闻长期被巴尔贝和胖马德兰议论来议论去，好像是一个女人被丈夫或情夫碎尸后又焚烧的故事。我还想象，我每天从门前经过的那家理发馆里，有一个半身蜡像，黄色的头发被火烧着了，蜡一滴一滴地滴到木柴上。另一些时候，这座积满粉红色炉灰的宫殿似的壁炉，竟然变成了一座童话故事的城堡。米歇尔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来坐在壁炉旁边给我讲故事，安徒生和格林的童话几乎都讲了一遍。晚饭前讲故事已经形成了习惯，很少遗忘。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欢这位大高个先生。他是出自内心地喜欢我，从来不指责我，有时还满脸堆笑。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大人物，我生命的机器总是围绕着他旋转，在黑山城堡的时候，我的两个保姆和修道院的女修士就指导我读书，她们经常告诉我，在父亲去世的时候，我的情况就不同了：寄宿学校的修女身穿黑色毛料长裙和围裙；做祈祷多，吃甜食少；禁止我把四条畸形腿的特里埃先生带进去，如果违抗，我的手将会挨板子。“为您出钱的将不是您的同父异母兄弟。”我对父亲的死并不感到担心，因为我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大多数小孩儿认为大人是不会死的。使我感到害怕的，是父亲不在身边。毫无疑问，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养成了尽可能晚睡觉的习惯，希望听到米歇尔踩在花园石子路上嘎吱嘎吱的脚步声。很久以后，当我长大成人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有时我又回想起了儿时熬夜的情景。 但是，几乎天天都是美好的。房后的深草中有几棵被遗忘的橙子树和柠檬树。还不是橙子成熟的季节，在我去花园散步之前，父亲就将几只橙子挂在橙子树的枝叶间。他漫不经心地把我领到好看的橙子树下面，橙子味香汁多，我吃得满嘴直往下流。这个花招很快被我识破了，尽管我还是孩子，但出于礼貌，我也装模作样地相信这些金色的圆球是真的长在那些橙子树上的，这就像尽可能地相信十二月二十五日那天的礼物真的是圣诞老人放在壁炉旁边的。从房顶之间看见的大海几乎总是蓝色的，好看极了。大海和别墅之间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好像是专为人们欣赏而形成的，但不是让人们与之友好相处。大海并不总是风平浪静的，但也只是偶尔耍一点儿威风。人们对大海产生的亲切感，来自潮起潮落，还有被冲上海滩和小水坑里的贝壳和半透明的海虾。波涛此起彼伏，咆哮着，然后又恢复了平静，在沙滩上留下一片片花边似的泡沫。我不相信父亲曾经在这样温暖的冬天里带我来过这里，让我赤着脚在岩石裸露的海边散步。米歇尔也没有向我讲述特里同海神和塞壬的故事；他也没有教我背诵荷马史诗，“风，我的伴侣”，“紫色的大海”，这些诗句像羊皮袋里装的美酒，一直飘溢到海天相接的远方；而最感动我的还是“孤独的大海”这句诗，因为我在漫长的漂泊生活中，几乎总是处在无限空旷的空间。大海既通人性，又具有神灵。置身于大海之中，半裸着身躯，随着波浪一起一伏，让海水抚摩着，漂浮着。后来，在跨入青春期情窦初开的时候，我才体会到大海的美。这没关系：我有了第一张蓝色的床，这不禁使我回忆起地中海的彼岸，这张蓝色的床终将帮助我重新找到哈德良海，即卡瓦菲斯的尤利西斯之海。 现在，我的所有喜好都集中在那些瘦长的绿蜥蜴身上，它们吐着长信子，从墙洞里爬出来晒太阳。我也喜爱鸽子。鸽子落在高大的棕榈树上，颤颤悠悠的，像站不稳的样子。要想看到成群的鸽子，还得到花园里或赌场的人行道上去。鸽子总是忙忙碌碌的，充满自信，但几乎是下流的样子。为了将地上的大麦粒吃光，它们有时还一直啄到我的白靴子的靴尖。在那时，有一些流动摄影师赶紧为可爱的男孩儿和女孩儿拍照。这些富有人家的孩子，穿着漂亮的衣服，举止拘谨。摄影师拍完后，当着他们父母的面将照片交给孩子，博得家长的称赞。我戴着荷叶便帽，穿着白色紧身上衣和绣花短裙，手里拿着一个用报纸折叠的圆锥纸袋，从里面抓出大麦粒喂鸽子。我用自己的大麦喂鸽子，觉得我在与鸽子共同进餐。其中有一张照片被保留了下来。这张照片有明信片那么大，背面分为两栏，一栏写留言，一栏写通信地址。米歇尔在通信栏内写的地址是：巴黎塞奴斯奇大街十四号，德·乐瓦尔男爵夫人收。留言栏里只字未写。毫无疑问，他已经得到了让娜即将到达的消息。 记忆要么是意味深长的，要么是毫无意义的。米歇尔对莉娅娜感到厌烦，一时又想起了让娜，就如同想起了任何一个情妇一样。问题不再是爱不爱她的问题，而是值不值得爱她的问题。一看到她走下火车，黑色的靴子踩在月台上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记忆中的这个女人只不过是一张大为逊色的移印画，而现在的她才是绝无仅有不可替代的女人。到哪里去找她那一对看似平静而实为炙热多情的眼睛呢？就像在希腊雕塑的伟大时代，柔和的线条与匀称的体形达到了完美的结合，还有一种我说不清的灵性。这位多情的男子再一次拜倒在她脚下。她毫不迟疑地同意住在棕榈别墅。至于其他安排，她觉得只是不体面的花招而已。保姆都非常熟悉夫人。她既然来这里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孩子，那就应该尽力而为。米歇尔没有谈起那个不值一提的莉娅娜；相反，巴尔贝不能不提及她的存在，但让娜倒觉得这个女人只是供他解闷而已，算不了什么。当然，克先生可以我行我素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这天晚上，他们在巴黎旅馆的餐厅里，米歇尔微微向她倾斜着脑袋。他心想，这团温柔的情火似乎还在她的身上燃烧着，这就是永恒的爱。是对埃贡的爱。他经常反复地提出这个问题，现在不再怀疑了。是对她的两个儿子的爱。这种爱还具有强烈尊严的成分，他们终将会长大成人的。是对玛格丽特的爱。因为她对自己的亲生骨肉与已故女友的女儿一视同仁。是对穷人的爱，尤其是对老人的爱。在巴黎，她与埃贡每个星期抽出几个小时的时间照料老人（巴黎的老人似乎比其他地方的老人更贫穷）和一家隶属奥拉托利会新教孤儿院的几个孤儿。米歇尔不禁自问，埃贡的动机是否也是大公无私的。这种慈善之爱，也就是上帝之爱，人们往往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至于神圣之爱的其他方面，米歇尔知道是存在的，就像在平静的水面上形成的一些同心圆，一环套着一环，又像夜晚星空的层云，一层叠着一层。那么，对他米歇尔的爱呢？现在从这方面来看，肯定也会有他的一份儿的。而对她可能在那里遇到的其他人（谁知道呢？）呢？他想，只要更加亲密地与让娜和埃贡相处，爱与不爱并不重要。但是，他们还没有达到情深意切的程度，而肤浅的交谈，很快将会变成像这个餐厅里社交式的平庸无味的喧哗。 “我想，您认识您左边第二张餐桌的伊莱纳大公夫人，就是那位低着头的红棕色头发的女人。昨天她向我借了五十个金路易，她说是碰运气。” “埃贡和我与王公贵族都没有往来。” 然而，当年轻的音乐家埃贡被介绍给沙皇陛下夫妇的时候，他们与沙皇和皇后还交谈了几句。沙皇宽脸膛，五官端正，既像普通人，又像军官；皇后很威严，但嘴唇微微颤动着，就像神经过敏的英国人一样。她的这个毛病好像是由于皇亲的血友病引起的。然而，对簇拥在陛下周围的那些佩戴高级荣誉勋章的男士及手上戴着钻石戒指和大块绿松石首饰的女士，他们都不感兴趣。他们出生在路德教的家庭，生来对东正教没有好感；某些教会明目张胆地鼓吹尘世之国，使让娜颇为反感，但他们最终还是向教堂唱诗班既诱人又肉麻的合唱妥协让步，对某些纯正的童声和雄浑的男低音合唱给予了好评。对于人民大众，他们只认识大公寓里的那些卑躬屈膝的奴仆。他们与埃贡的弟弟都住在公寓里。他弟弟是近卫军军校的学生。如果全家人偶然去首都，也都住在公寓里。他们还看见住在城市四周的一些乞丐。有一些人的名字也悄悄地变成让娜的故事中的人物。后来，西欧对这些人物也都知道了。例如费利克斯·尤素坡夫，他当时还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时髦小伙子，一个利欲熏心的修士，现在家私万贯，尽管自称集各种恩德于一身，却无法治愈病魔缠身的小皇子。尤素坡夫是他们的近邻，有一天，他（他追求所有的女人）希望见到“年轻的男爵夫人”。仆人把他赶走了，还恶言恶语地臭骂了他一顿。不过，他们的臭骂比这个教士的下流勾当还要文明。 这些趣闻逸事足以增加他们交谈的热烈气氛。米歇尔像他同时代许多素有教养的男人一样，对这个他还几乎完全陌生的神奇世界感到好奇。让他感到好奇的，还有那难忘的更加激动人心的乌克兰的春天和夏天。就好像他所到之处，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米歇尔都要寻找对一个人的回忆，例如加莱，那位赌徒加浪子的匈牙利男爵，匈奴式的骑士，乌克兰的大财主，一直是米歇尔生活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许多事情上，米歇尔仿效加莱，做加莱式的人物；甚至当丧失生活乐趣想自杀的时候，他还把加莱在阿巴西耶的所作所为当成楷模。阿巴西耶是亚得里亚海沿岸一个岩石裸露的小海滩，如果开一枪，由于浪高声大，根本不会有人听见枪声，尸体被波涛卷入大海，就永远无法找到了。米歇尔不止一次地向让娜谈起加莱，但迷宫中的回廊纵横交错，这个她陌生的男人，从母亲方面来说还是俄国人，而且米歇尔在给她的第一封信中提到过他，因此使她多少产生了一点兴趣。因为让娜的丈夫是波罗的海人，与俄国也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这年冬天，让娜和埃贡在圣彼得堡的生活集中在戏剧方面，尤其集中在芭蕾舞上，舞台的走廊为他们打开了一个世界。这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新舞蹈的世界，这个世界在当时还不为人所知，或者引起人们的争议。伟大的舞蹈编排家佩季帕，凭借自己半个世纪的艺术专制一直不把这种新舞蹈放在眼里，但是，这种新舞蹈在今后的两三年内却征服了欧洲。埃贡的这个芭蕾舞风格新颖，音乐奇特，得到了年轻的舞蹈编排家福金的热情赞许，但由于舞蹈动作难以与音乐配合，使许多男女舞蹈演员望而却步。围绕着《湖畔白马》的演出，人们大耍阴谋诡计。支持者越来越多，反对者也人数骤增。不能让年轻姑娘帕伏罗娃担任女一号，她只担任了次要角色，出场很少。这个角色由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伊达·格雷科夫担任，她热情奔放，从某个方面来说，使演出面貌焕然一新。男一号的选择也没少引起纷争；埃贡的天生魅力，还有让娜的美貌，这些是米歇尔知道的，足以平息纷争的硝烟。舞蹈演员和部分观众的热情不在于演出本身（埃贡本人现在看到的尤其是不足），而在于风格的新颖，因此，人们对这部舞剧的态度要么喜欢，要么讨厌。埃贡起码坚持住了，没有轻易让步；例如，由于对远东戏剧的了解，他坚持不使用舞台灯光或镜子反射的手法产生湖水波浪的效果，而是用配角演员身披几米长的白色平纹细布，在马的两侧一起一伏，宛如波浪，让马不停地乱踢乱踹，激起团团浪花。虔诚的宗教女信徒走出教堂，在湖畔跳起《波洛涅兹舞》，动作笨重，又不协调；牧师的滑稽舞蹈，动作笨拙，音乐刺耳；陡峭的湖畔，冒险的基督教徒，这种场面的安排，都受到了非议。伊达的出场粗俗，又半裸体，也引起议论纷纷。白马极其俊美，白色的长鬃毛，白色的马蹄，长长的马尾拍打着湖岸，跳跃回转。那个多情女子故作媚态，一下子被卷入急流之中，又翻身上马，骑在背上，活像古画中被公牛劫持的欧罗巴；然后又双手勾住马颈，像一捆水草随之浮出水面，跳跃下马，立在地上，在白色平纹细布的急浪中时隐时现。在一片神秘的哀歌之中，两个舞蹈演员的激情表演，竟变成了一个女人与一匹神马的求爱，枯燥无味。 另外几场演出也如期举行，除了古典风格戏剧的爱好者在落幕之前就退场外，没有出现其他事件。艺术界的恭维和批评总是那么老一套，见解一个比一个肤浅，使埃贡和让娜感到索然无味。但俄国人出自内心的热情与兴致，最终占了上风。作者、演员和舞蹈爱好者中的几个朋友，似乎感到难以依赖彼此。一些小型聚会还是必须举行的。强烈的欲火从舞台燃烧到了现实生活之中。一次比在舞台上更大胆的模仿中，伊达穿得更加裸露，向她的神马情夫肉麻地调情；神马安东·加尔萨彦不穿紧身舞衣，而是浑身涂抹白石膏和白粉。堂区的几个性格刻板的女教民喝了一点伏特加酒竟酩酊大醉，大发神经。音乐不停地演奏着，人们的脚拍打着地毯，发出沉闷的声音。让娜陶醉在这狂欢的气氛之中，比喝了几杯香槟酒还飘飘然；如果有人——也许是埃贡——把她拖进卧室，脱去她的宽大的黑裙子，她也不会拒绝。过了不一会儿，她让安东（真的是安东？）贪婪然而敬重地吻着她的嘴唇。她觉得有两个金球顶在她的胸部，这是伊达的正在跳动着的乳房；她沉浸在这双性的狂欢之中。时间停滞了；这瞬间的时刻占据了她心中一个无法磨灭的位置。这可能是一场梦。她不希望这种情况再度发生；但她也没有设法避免这种情况不再发生；有的灯被熄灭了，人们的面部笼罩着一层阴影；她在爱情中看到的总是一种仪式，即身体的亲近，尤其是在肉体上与埃贡的亲近，她知道，这种男女混杂的场面总是具有吸引力。埃贡过来紧紧地拥抱着她，将她从其他的幽灵中拯救出来；他为了拥抱让娜，轻轻地推开伊达，来回地抚摸着她的印度女神似的胸膛；让娜觉得，埃贡对所有女人的那种动人心弦的敬意，对她的忽视倒在其次。现在，只有他们两个人，他机械地从地上捡起一只裂了缝但尚未破碎的玻璃杯。两个人都困了；她在靠近埃贡的床的那张床上安静地睡着了。 这个夜晚的场面，她没有告诉米歇尔。这种事很难说出口（也很难在信中如实告诉他）。对她来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夜晚，而米歇尔将永远对此一无所知。让娜在心中苦涩地想，他是不会理解的。她可能想错了。在沉默片刻之后（因为这场电影重新闪现在她的脑海时，他们的交谈已经转了话题），他突然又想起了——谁知道为什么？——这个乌克兰村庄。那是十二年以前，他在那里逗留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场面是让娜不知道而且或许不敢对她谈起的。这一幕的景象更加暗淡，更加粗野。那个用作全村公共浴池的小木屋很简陋。那是在一月份，也许是二月份，总之是一个宗教节日的前夕。所有人都去了，其中还有三个从法国来的人。空气好像也沸腾了。屋内热气蒸腾，刚进去时，很难看清那些粗俗的赤裸裸的肉体。在一把凳子旁边，有一些人摇晃着身子，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几个男男女女用桦树棍鞭打着自己的身体取暖。有的人浑身通红，还流着汗。蓬乱的胡须，蓬乱的头发，在夜间看上去像一堆堆的乱棕毛。开始的时候，人们还对那个法国男人和两个法国女人报以怀疑也许是仇视的目光，但是，昏暗的光线、憋人的热气和赤裸的身体，使每个人都毫无差别了。有人递给米歇尔一瓶凉水。瓶子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水一会儿就光了，接着又是一瓶。还不时地有男人走到房外，站在雪地里凉快一下，放松放松身体。随着人们的出出进进，一股冷气吹进屋内。屋内人多拥挤，三个法国人被挤散了。米歇尔似乎多次听见了加布里埃尔的短促尖锐的笑声。回到城堡以后，她说她被人们托起，从一个人的手上传到另一个人的手上。她可能是撒谎。有人给贝尔特喝了烧酒，出来的时候她全吐了。至于米歇尔，他在竭力回忆那个漂亮而轻佻的姑娘。她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也许是棕红色的，被大胡子父亲或丈夫嘟嘟囔囔地带走了。有关性的体己话总是令人尴尬的，但在已经建立起爱情关系的男女之间就无妨。起初，人们有时走得很远，就像走到一个水潭旁边，双方不知道潭水有多深，但都因感到好奇而进行试探。然后，这类倾诉很快建立起一套惯例，就像互相抚摸一样，但并不全盘托出。杯子里的咖啡凉了。饭也吃完了。 冬天就这样结束了。米歇尔教让娜赌博。她本来不想赌博，即使一个金路易也不赌。她讨厌那些赌徒，不论表情紧张的，还是无所谓的。他们都是赌场常客，早将希望与恐惧置之度外，机械地一次又一次地投下赌金。更多的人则是匆匆过路的游客，面无表情，他们都预先准备一部分钱，输赢听天由命，像在各地一样，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她觉得，米歇尔在捡起钱耙刮到他面前的金币时，身体也矮了一截。他自己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便提出到海边或内陆，骑马去真正还没有遭到破坏的普罗旺斯乡间转一转。孩子有时也同他们一起去。乡间环境优美静谧，悠闲地漫步在小路上，这种感觉使我永生难忘。让娜对埃贡从不挑剔，拐弯抹角地指责米歇尔花钱无度，说这个别墅豪华但不实用，他住在里面像外国人住在帐篷里，生活也缺乏情趣。她还真情实意地提醒他，在费尔南德在世的时候，他三年没有赌纸牌也没有赌轮盘： “您不能也这样对待我吗？” “我的朋友，因为您很少到这里来。” 这一次在巴黎住的时间比以前长。此前，让娜建议米歇尔将已经完成的译稿交给巴黎的一个大出版商。新法兰西杂志出版社还没有创立，但让娜将惟一一份手抄稿送给了让·史伦伯格。让·史伦伯格是一位年轻的新教徒，米歇尔在让娜家里见过他。年轻的史伦伯格夫人与让娜的一位女友琳达·德·比兰特很要好。比兰特与让娜是表姊妹，与她同在一个绘画班学绘画。史伦伯格也写诗，还羞答答地写了几部小说，不过很少有人读。但他雄心不小，尤其想把文学界所有人才集中在一起，出版一份杂志，由与他多少沾点儿朋友边的安德烈·纪德任主编。纪德年龄比他大，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他们很喜欢夸美纽斯的慷慨激昂的说教式的言谈，但还不到出书的时候。米歇尔觉得巴黎最大最优秀的出版商都是纸商。他按照字母顺序依次与出版商进行接触，但并没考虑这些出版商的系列丛书是否能收录他翻译的这位十七世纪神秘的波希米亚人的著作。由于没有预约，他几乎到处吃闭门羹。即使偶尔有人出面接待，这个无名的凡夫俗子（对他们来说是如此）也不会引起卡勒曼-莱威、法斯盖勒、佩兰和菩龙等出版社负责人的特别兴趣。 米歇尔对《法兰西信使》杂志及其出版社颇感兴趣，终于受到了接待。他将一大摞手稿往瓦莱特的办公桌上一放，还当场给他读了几页，然后概述了其余部分的内容，便等着对方当即发表意见。米歇尔勉强同意将手稿转交瓦莱特，由后者决定是否出版。米歇尔的时间很紧，后天就得离开巴黎。瓦莱特声称，如果没有审稿委员会的意见，他不可能做出任何决定。而且在法国，除了一两个专家，还没有人了解这位夸美纽斯，出版他的著作肯定是赔本生意。这没关系：米歇尔主动提出承担印刷费用。我不知道该出版社当时是否接受这种安排；不论如何，瓦莱特还是摇了摇头。米歇尔回到里尔以后，将作品交给一位印刷商印了五百本，其中一半寄给了让娜。正如这位少妇因厌恶赌博而离开赌场一样，米歇尔由于多次碰钉子，觉得自己的手被巴黎文学界这个厨房弄脏了。几年以后，埃贡根据《心灵的天堂》故事情节谱写了一部音乐作品，但因无调性音乐还没有登上舞台而告吹。这时，米歇尔与埃贡夫妇的关系已经失和，他并没有马上得到这个消息。然而，这无所谓。很久以后，也就是在七十岁高龄的时候，米歇尔收到捷克斯洛伐克文化部的一封充满热情的信。那时，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来信感谢他把一位捷克爱国者的代表作翻译成法文。像看到一株枯萎的灌木又发出新芽，米歇尔感到非常高兴。然而，让娜已经去世了，尽管他不知道。 这年夏天的斯海弗宁恩，有几个星期的天气特别温润。埃贡不在那里。他去了西班牙，到最偏僻的地区去研究古代伊比利亚音乐。古代伊比利亚音乐是割草人、牧马人或孤独游人吟唱的一种旋律单调的歌曲。这种歌曲流行在罗马远征之前，比教会歌曲还古老，是随着部落迁徙从中亚流传而来的，源于茨冈人以悲剧性事件或传奇为题材的民歌。从时间上看，比文艺复兴时期的弗拉明戈音乐还早得多。但是，在这个以本地人为主体的国家，尤其在最偏僻的地区，这种歌曲早就被遗忘了，甚至在一九一〇年之前就没有人会唱了。有的地方在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偶然有一种忏悔歌像飞箭离弦脱口而出，音调尖厉。这是发自内心的歌唱，像喷泉突然喷发，经常是在旅馆附近的人群中唱给外国人听的。在加波尔山林，偶尔有两位年老的砍柴妇燃起篝火，唱着颤抖沙哑的歌曲。这种歌曲，似乎是已经过时了。在格拉纳达简陋的咖啡馆里，一个并不年轻的女歌手，嘴唇涂得红红的，唱着哀婉的曲调，如泣如诉，不讲究节奏，不讲究调式，结尾如同受伤的动物发出的嚎叫。巴黎一个民间歌手，叫德雷科吕兹，懂得当地语言，陪同埃贡去采风。米歇尔很快发现，让娜最激动的时刻就是收到信件。她急急忙忙地拆开信封，先心急如焚地看一遍，脸上便绽出了笑容，然后再一行一行地读，有时还高声地读给米歇尔听。米歇尔似乎意识到，在她与埃贡之间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就像在蔚蓝的天空中飘浮着一片乌云。但是，让娜对他说的总是一片光明，没有丝毫阴影。 在棕榈别墅的时候，米歇尔就发现让娜的右脚踝骨部位有点肿胀。夏天的这几个月里，在从花园到海滨的路上，他看到让娜走在高低不平的台阶上，在沙滩上遇到一个坑或一段从海上漂来的木头，都非常小心。让娜解释说，她在回法国的路上发生了一点小事故，才延误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而米歇尔认为，正是埃贡成功留住了她。的确，他们在此期间回爱沙尼亚看埃贡的父母去了。让娜和埃贡自在德累斯顿结婚以来就没再看见两位老人。 在附近一个小镇的集市上，让娜被人群挤倒，摔在冰冻的地面上，被一辆四轮马车压了小腿，幸亏马车装的东西不重，只是压裂了踝骨，膝弯部划了一长道伤口，又感染了。为了尽量避免乘坐马车，少受颠簸之苦，埃贡将她临时安顿在管家的旧宅院里，这里距离村子比城堡近。而且他知道，让娜对他的亲属来说还是“外国人”，而在某种情况下，就连他本人也成了外国人。让娜被车轮压伤，会引起很多混乱，比起她能给他的照料和关心来，得不偿失。 管家的住宅有点土里土气，但住在这里，比住在宽敞豪华的住宅更舒适。临时为他们提供了两个知识不多但为人善良的女仆。还从塔林请来一位医生，医生随叫随到，很快成了他们的常客和朋友。埃贡叫人把大床从楼上抬到楼下的大厅里。只有大厅里有一只很好的铸铁火炉。他又借了一张行军床，夜间睡在让娜旁边。他在行军床上作曲，读书。让娜的腿疼痛，不禁时常呻吟，弄得他睡不好觉（这是她后来才知道的）。为了不让她的脚着地，或拄着拐杖一只脚跳着走路，埃贡每天背她到浴室。浴室里有柴火，有浴桶，可以烧水洗澡。洗完澡后，女仆把脏水倒掉。埃贡知道，一点人体的温热具有何等价值，因此，他每天晚上钻进让娜的被窝，在她的左侧躺一会儿，小心翼翼不要碰到她受伤的腿。让娜摔倒的时候，脸上也划了一道伤痕。埃贡取下挂在墙上的小镜子，以免她看到难过。她还是要来镜子，看到自己毫无血色又浮肿的脸和脸上的伤痕，不免觉得感激与羞愧，原来丈夫每天吻的竟然是这样一张脸。她膝弯的伤口迟迟不痊愈。埃贡每天给她擦干脓血，洗净伤口，待晾干后再敷上医生给他留下的药膏，然后包扎好。让娜想起了他在德累斯顿说的一句话。“我对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感到厌恶。” 但是，当向米歇尔讲起这件事的时候，她对这些细节避而不谈。她有时觉得这比肉体的快感更隐秘不宣。“他对我照料得非常周到。”她满足于这样说，当脚伤快好的时候，尽管还包着纱布，但可以着地了，她每挪动一步都要靠在埃贡的肩膀上，或由他用手搀扶着。在她的记忆中，那个艰难的冬末与在德国度过的一个春天是何其相似，是曾经失落而且现在又找回来的伊甸园。这里还是一片积雪。埃贡发现了一块桦树皮，是被风吹落的。他在树皮的反面刻了几个音符，给了让娜。他还告诉她，树下还有一圈青苔，因为树下暖和，返青早；离房屋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溪，冰已经融化了。埃贡搀扶着她一步一步地向小溪走来。一只旱獭钻出洞穴晒太阳。同时，让娜还去游览对她来说仍然是神秘的名胜古迹，拜访埃贡的亲友。昔日与埃贡在一起玩的那些小伙子，现在也像他一样，都是三十到三十五岁的人了。至于那些过去要请他们夫妇吃饭的老太太，现在都已经老如枯根。在一次乘坐敞篷四轮马车游玩的时候，她遇到了卡琳。让娜过去见到卡琳的时候，她快订婚了，这会儿也乘坐敞篷四轮马车，由年轻的子女陪着游玩。这次邂逅，不禁使她一时想起了经常与自己的亲人分离的痛苦。但对她来说，埃贡既是情人又是儿子，尽管年龄相同；她还把他看作兄长和神灵。她甚至认为，埃贡有时是一个被贬谪的神灵。 让娜出于正直，也没有把那些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可怕场面告诉米歇尔。她这样做，也许不对：在性行为上，她对埃贡采取放纵的做法，这种做法不知道会引起多少女人的反感，看到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回到家里，难道她们也会毫无怨言？但她总觉得，肉欲既取决于命运，也取决于选择，精神上的需要和肉体上的需要都是一致的。相反，喝醉酒可以消除精神和肉体的欲望。埃贡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像死人一样，清晨由弟弟送回在圣彼得堡的家中，还得把他搀扶到楼上，给他脱衣服，扶他上床。弟弟请他吃饭，喝得酩酊大醉倒没关系，他第二天醒来，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住在这里，自从让娜伤势大有好转以来，埃贡晚上就把她交给女仆，自己去城堡看望亲属，往往一两个小时也不回来。这才是他此行的目的。他有几次回来，倒没喝醉，但精神异常兴奋，两眼神态失常，满嘴胡言，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他说，无论评论界还是爱好者对他的赞扬都是空话，还尖刻地抱怨那些企图诋毁他的作品的人；而对一些尚未出笼的雄心勃勃的设想，他却以为已经大告成功了；他磕磕巴巴地说着这些语无伦次的话，就像爬楼梯一样磕磕绊绊的，直到唠叨困了才住嘴。他有时还做着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动作，如同笨拙的接吻的样子，这其实是对爱情的拙劣模仿。“我们家里人都喝酒，我与他们在一起也不得不喝。”第二天早上，他看见让娜的眼睛哭红了，于是就这样说。但让让娜感到伤心的，正是他这种放荡不羁的态度。“我不知道您原来是这样一个清教徒。但为了使您高兴，我会克制自己的。” 大部分时间，埃贡的确是自我克制的。但也有反复，甚至在他回到法国之后还发生过。那是朋友们在凡尔赛请他吃饭，在入席的时候，不知道他为什么很伤心，竟说让娜身体不舒服，必须回去。米歇尔也应邀赴宴。大家看着他们神情慌张地乘汽车走了。汽车是埃贡刚买的，车篷可以折叠，也可以拆卸。让娜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是发现他刚才还颤抖着的双手，一下子有力地握住方向盘，就像摁在钢琴键盘上。到了晚上，埃贡说，那是因为他在最后时刻才得知，圣彼得堡的舞蹈演员加尔萨彦也应邀出席。“他们为什么不早说呢？他出席会使我受不了。”“是由于我的原因？”让娜问，这时她才想起了那一伙人在一天晚上的放肆行为。“不是，是大家不和睦，根本与您无关。”但是，回到家里以后，他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摔碎一只他心爱的陶土花瓶，喝一大口伏特加酒，然后倒在地上大哭。让娜对所发生的事情知之不多。但由于凡尔赛的不欢而散，也无法对米歇尔掩盖事实的真相了。 除了这杯苦酒，还得算上谎言阴险的余味。在爱沙尼亚的几个星期里，埃贡有时叫她晚上不要关门，不要挂门钩，不要上门闩，以免他回来的时候吵醒她。只有一次，已经过了午夜，让娜想埃贡不是同父亲下棋就是与母亲打扑克，一时回不来，由于害怕，就上了门闩，埃贡大约在凌晨两点钟回来了，脸比喝醉了酒还红，但走在白霜覆盖的森林里，头脑清醒了许多。然而回到家，他见让娜正站在门内，不由得发了火。让娜还听见一些年轻人说说笑笑地离开了，其中有一个现在当了护林员的老同学。 “您夜里是与若纳斯在一起？” “这与您无关。” 埃贡没有再说什么。但他第二天告诉让娜： “我昨天是在若纳斯家里过的夜，但不像您听说的那种风言风语的事。他有许多朋友。我们一起玩，往冰块上浇热果汁，仰面朝天地往雪堆上摔。这是玩天使游戏……森林里光线很暗，我的脚踩在一个坑里，把沾满泥水的靴子丢了。难道您没看见我回来的时候光着脚。可以说，脚上的冻疮是对我的惩罚。” “是谁对您的惩罚？不要说惩罚这个词，我在责骂克莱芒的时候也不用这个词。我看见您进来以后就穿上鹿皮拖鞋，我以为您把靴子脱在门口了。” “昨天晚上是您不对。要是您两天以前说这种话，您就对了。” 让娜对这种很快戳穿的谎言并不记恨在心。但是，对于在路易十五大客厅下棋和玩牌的猜想也就真相大白了。在斯海弗宁恩，从德雷科吕兹教授所说的几句有分寸但并不引人注意的话语中，她知道，除了两个民间音乐爱好者，在他的巴塞罗那之行以后又冒出了第三个人，但埃贡在信中没有说过。此人叫弗朗兹·冯·斯托勒伯格，一个年轻的巴伐利亚人，他在几年之内跑遍了欧洲。因此，德·乐瓦尔夫人这才明白，一向过着俭朴生活的埃贡为什么向她要补贴，这曾经使她百思不得其解。 当心爱的人采风结束，满面黝黑地凯旋的时候，她将笨拙的德雷科吕兹的信交给埃贡，一派不在乎的神气，以免显得对他只字未提这位新伴侣的事感到惊奇。 “他也是音乐家？” “不是。但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运动员，出色的骑士。我们经常一起骑马。今年冬天您会在巴黎见到他，他将重返巴黎大学学习。” 让娜不再说什么了。总而言之，埃贡没有必要继续对她唠叨个没完没了，就像过去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伴侣都告诉她一样。但是，他们之间原本无可指责的互相信任出现了裂痕。一个秋天的晚上，松树林里只有他们俩。米歇尔已经回黑山城堡了（他从来不请朋友去黑山城堡，任何人都不请，因为诺埃米的缘故）。范·T夫人非常怕冷，十月午后的空气太凉，呆在房间里不出来。埃贡躺在自己做的吊床上，漫不经心地说： “我们回塞奴斯奇大街，我很高兴。我还是把我的一点心意留在了巴黎。” “是因为弗朗兹也在巴黎？” “不是。我只是说，我喜欢巴黎。” 这一切听起来都是虚假的。就像让娜没有能够深入约翰-卡尔封闭禁锢的内心世界，她也没有能够轻松自如地往返于这些起初似乎是如此光明如此宽广的道路。人们会说，埃贡就像某些小灌木，只有在阳光下才能生长，才能开花。而对埃贡来说，她难道只是一个温柔的阴影？埃贡的喜悦，或者本来就不多的欢乐越来越少了，他消沉了。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创作了他最优秀的音乐作品，例如根据诺瓦利斯的著作创作的《夜之颂歌》。这部作品受到广泛好评，他也因此获得了殊荣。但是，这种殊荣，首先使他飘飘然地进入了创作意境，然后又使他投身于粗野的放纵。在森林里骑马远游，荒野奇遇，结交无名小卒，彻夜不归，放荡不羁。让娜现在才明白，所有这一切，使他走到了危险的境地。对他来说，正是这种危险，部分地刺激了他当时不可明言的生活情趣。而且一旦挑明，将会受到众人耻笑。如果说，这不是他的全部价值所在，起码也是他的美。他多少次对让娜谈到塞纳河畔一幢在建的楼房，但不知道为什么又放弃了。根据他的设想，楼梯不要扶手栏杆，楼板要摇摇晃晃，或者铺设跳板。楼房建好后，今年冬天一些也像他那样走火入魔的人将在此聚会。“是一个皮拉内西。”他肯定地说。让娜经常悄悄地听见他回来，先呆上一会儿再回自己的房间。埃贡喜欢单独住，房间与她的房间相邻。两个房间只隔着楼梯的一个梯级。楼梯是巴黎建筑师心血来潮的杰作。她踩在楼梯上，轻轻地迈着小步，尽量不发出响声。她知道埃贡已经入睡了。他经过长途而且有时是无目的的行程，太劳累了。他每天夜里睡觉都光着身子，将长长的双臂搭在床的边沿，一边一只。如果她这会儿去拥抱他，或者抚摸他一下，那都是违反君子协定的。她还没走到他身边就退了回来。“真是一个痛苦的男人。”她心想。对于天主教徒来说，“痛苦”这个词是亵渎圣灵的。这个承受着肉体痛苦的男人，在恣意地满足着肉体的欲望与幻觉，在这座长夜漫漫的城市里，用自己的肉体去冒各种危险。 自一些时间以来，喝酒在埃贡的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了。让娜不知道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是否以轻度酒精中毒作为会友的起码条件，尤其不知道一个孤独奋斗的人是否都要杯不离口。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她时常闻到一股隐隐约约的气味儿，由于隔壁的房间开着窗子，气味儿一会儿就挥发了。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时感到不知所措。这当然不是她的过错。是兴奋剂，也许是镇静剂。这不过是一种遮遮掩掩的说法而已。但不管是什么剂，肯定会产生副作用。总而言之，她担心着一个人，她还不能诚心诚意地断定这个人是吉是凶。 埃贡在巴黎又见到了弗朗兹。弗朗兹过着古怪的生活，一会儿穷困潦倒，一会儿腰缠万贯。他说他在十六区一个朋友的家里已经住了两年。他的朋友回德国去了。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批绘画，靠卖画为生，因此过得很潇洒。但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干任何事都会很快传开，尤其在这个外国人的圈子里。弗朗兹的父母（父亲是巴伐利亚州一个收入微薄的公务员）好像还活着，他们家里没有任何绘画大师的作品。在这片充满谎言的波罗塞连德森林里，他被认为拥有的财产改变了形式；而现在又声称是稀世珍品的集邮册，出售以后能给他带来一小笔财富。大学里的注册还没有开始。让娜既不知道那条大街的名称，也不知道门牌号，只知道他住在地狱路附近。埃贡没有向她介绍他新结交的这位旅伴，只留给了她一个电话号码，如果有人找他或孩子有什么事，可以与他联系。让娜猜想，埃贡可能在他那里呆上好久。然而有一天，他完全忘了与一个外国经纪人的约会，打电话找他，他根本不在那里，也许他不接电话。让娜不久以后又得知，弗朗兹吃住在巴黎郊区的农舍，一个时髦英国女人的家里。这个英国女人是艺术保护人。埃贡很久以来就很欣赏她的花园和苗圃。但让娜觉得那里不可靠，因此很少去。埃贡今年冬天经常去，一般还都在那里过夜。随着让娜担心的日益增长，他们也在玩弄着小伎俩，一方面伪装善意，另一方面又私下密谋，这两手都同样是残忍的。他们对她谎话连篇。那个英国女人的女伴很迷人。在那些日子里，“为了免于忍受周末的孤独之感”，让娜有时请她来家做客，她有时也请让娜去伦佩勒马耶家做客。让娜发现这个女人的眼睛里有一种讥讽的神态。一天晚上，女人又主动请她，但她没有赴约。当然让娜知道，有关弗朗兹的情况，她只字不会吐露。 然而，事情发生了变化。埃贡终于把他的朋友介绍给她了。此人很快成了他们的常客，经常出入他们在塞奴斯奇大街的公寓。这个幽灵原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伙子，但搅得让娜心神不宁。他长得很漂亮，既具有阳刚之美，又柔弱无依。让娜无法说清楚他长着什么样的眼睛，因为他从未正面看她一眼。他每次来几乎都带着鲜花。他最经常带的花，是从英国女保护人的花园里采摘的。他嘲笑这个女人野心勃勃，一心想钻入上层社会。让娜马上转了话题。小伙子一会儿说自己二十六岁，一会儿说三十岁，高兴的时候还流露出一副孩子气。克莱芒和阿可塞勒就喜欢看他把几束玫瑰花放在一只银的水盆里，玫瑰花头朝下，花瓣泡在水里，再在每一支花上竖插一支花当作上身，活像一些身着舞裙的芭蕾舞女演员。只要轻轻地搅动一下盆里的水，这些芭蕾舞女演员便活动起来，有的前进，有的后退。有时，一个芭蕾舞女演员沉到了水里。这个德国小伙子一边用手拨弄着花冠，一边说着自己的事，有时像朗诵田园诗，有时像讲鬼怪故事。弗朗兹是私生子，出生后就没见过他父亲。他可能是茨冈人，这从他的黑嘴唇，古怪的虎纹眼睛可以看得出来。但他很快把茨冈父亲忘到脑后了，第二天又说他是一个十四岁少女、即他的同胞姐姐乱伦所生。他的亲姐姐二十岁那年去世了。他十三岁离开了学校（他有时说是被开除的）；他有时说自己是一个大饭店的服务员，有时又说他开高级妓院。他十九岁在莱茵河地区娶了一个会体贴他的农家女为妻，妻子就像易卜生笔下的索尔豪格，一直在等着他回去。再不，他就沉默不语，几乎问不出半句话来。当埃贡与他在一起，他就唧唧喳喳地说个没完没了，声音很小，还夹杂着笑声，而让娜一走过去，他就停止了。他甚至不屑抬头看她一眼。要是让娜温和地责怪他为什么不说了，埃贡就替他回答，一副傲慢轻蔑的神气，就像过去对待于格一样： “我看不出他为什么要把这些胡说八道的话告诉您。您就只当他在谈论衬衫领带的事得了。” 但是，让娜似乎觉得，弟弟有什么事在影响着哥哥。在剧场里，弗朗兹坐在一个胖女人身边，一边哈哈大笑，一边用手比画着。演出结束时，胖女人闻了闻他的手绢。埃贡放声大笑，他以前从来没这样大声笑过。有什么力量剧烈地驱动着他。一天晚上，让娜同弗朗兹乘出租车去饭店与埃贡一起吃饭，司机拒绝载他们，也许因为他不知道饭店在什么地方。弗朗兹把司机摁在座位上，要抬手揍他。他们被过路人拉开，让娜从手提包掏出一个金路易，才把事态平息。这时让娜又想起来，自己摔下来受了伤的那天，埃贡差一点儿把车夫掐死：这不是不可能的。弗朗兹现在像在家里一样随随便便。有一天，他遛马回来，冲完澡走出浴室，光着上身去隔壁的房间找衣服，让娜看见他脖子上挂着一串假宝石坠子，垂在双乳的周围。她无意识地发现一些符号，不知道他加入了什么野蛮人的秘密会社。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埃贡，埃贡的回答不仅使她感到吃惊，而且反感。 “这没什么。”他说，“不过是年轻人的色情受虐狂而已，他越受到女人的性虐待，就越感到愉快。” 埃贡第一次产生了爱。让娜想起来了，他曾经自我吹嘘说，与女人玩上一个小时才能体会到一种模模糊糊的快感；有时候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怜悯，或者即使产生反感，但由于性欲一时冲动，也就不在乎了。对他来说，爱似乎是自身的赠与，谈不上什么快感，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所爱，也就是说，是为了证明两个人完全融为一体。他说他爱让娜。 埃贡或许觉得，如果一天晚上遇到一个人，就随随便便地产生爱，那是不可想象的。当他们在无拘无束地谈论这些事的时候，让娜有时不赞同他所说的要在他人与自己之间划清一条界限的说法；如果拒绝这种爱，这似乎是一种清教主义的表现形式，就是将某些人或某种行为孤立于自己的生活之外，然而这种拒绝是不情愿的。现在，他也像其他人一样，成了一种痛苦爱情的牺牲品，而这种爱情却献给了一个她既不了解也不爱的人。“他有时使我感到吃惊。我同意与他一起进行一番肉欲的尝试。我一生中都在寻找这个纯粹肉欲的美好的东西。”难道弗朗兹就是这样美好的东西？她心里在琢磨，一些本来既平庸又无所谓的喜好，经常在进入青年期就消失了，但对某些人来说，怎么竟然变成了一种比存在本身还重要的生活与思考问题的方式；这是一种解放的形式，或者相反，是一种奴役的形式，再不就是二者轮流出现的形式。为了纵欲，难道存在着不达自身目的誓不罢休的狂热？这种狂热是有钱男人的狂热，为了追逐更大的快乐，直到油尽灯灭；这是艺术家的狂热，为了艺术而耗尽心血；这是神秘主义者的狂热，为了拥有上帝，身败名裂。而她呢？难道她不也是这种显而易见的狂热的牺牲品？埃贡在解放她的同时，也给她套上了锁链。 ?17世纪兴起于德意志信义宗的派别，它针对教会内的世俗化而强调个人信仰。​?John Amos Comenius（1592-1670），捷克文学家、教育家。​?Jan Bruegel（1568-1625），佛兰德画家。​?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地区的乡村节日。​?Triton，希腊神话中的人身鱼尾海神。​?Europa，据希腊神话故事，主神宙斯化作公牛将腓尼基公主欧罗巴劫持到一个海岛并娶她为妻，此海岛便以她的名字被命名为欧罗巴。​?André Gide（1869-1951），法国作家，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民间音乐。​?Brocéliande，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的一片辽阔森林，流传着中古代圆桌骑士的故事。​ 忠诚 “亲爱的，您同不同意让弗朗兹陪我们去罗马？” 圣塞西勒文艺协会已经将埃贡的《夜之颂歌》列入了演出日程，两次向他发出邀请，因此他们五月份要去罗马，为期两个星期。他们在德累斯顿结婚之前，当埃贡问她是否能尽可能经常见到她的时候，让娜就发现他的嘴唇这样神经质地颤动着。真是风水轮流转啊！但让娜非常清楚，如果她说不，埃贡的胆怯将会变成愤怒，或者化为一股憋在心里的怒火。此时此刻，不仅不能招惹男人，尤其不能招惹音乐家。 “只要您愿意就行，我亲爱的。” “我知道弗朗兹有时古怪。但我向您保证，他不会做出任何让人担忧的事。他会好自为之的。” 弗朗兹的确好自为之。埃贡没有把他引见给任何人，他也很少与他们这两个外国人在一起，说得更确切，他根本不抛头露面，但毫无怨言。弗朗兹对博物馆和教堂不感兴趣；他一个人在大街上转悠，要不就到博尔盖塞公园骑马。让娜此前还从未来过罗马，但圣彼得大教堂的富丽堂皇多少使她感到有几分失望。圣彼得大教堂让她想起了十九世纪东正教大教堂的豪华风格，它是为国家但不是为上帝的荣誉而修建的。然而，她将在古老的小教堂里，例如圣阿历克西教堂、圣萨宾教堂、四王受冕教堂里——长期地幻想着——可能以自己的方式祈祷着。埃贡经常陪着她游览；他们因而找到了初次旅游的感觉。一天下午，他们租了一辆汽车，决定去阿德里亚纳别墅。当时的阿德里亚纳别墅不像现在被川流不息的游客糟蹋得不像样子。别墅里很肃静，柏树掩映着漫长威严的大道。这是通往翁布里亚人家园的胜利大道。费德伯爵是这座十八世纪庄园的领主，大道两旁的柏树就是他亲手种植的。埃贡和让娜被这座别墅的景色陶醉了。高耸的围墙还基本保存完好，在花园的小径上投下黑影。地面上铺着镶嵌画瓷砖，覆盖着一薄层尘土，园丁扫去尘土，立即显出了鲜艳的画面。大理石堆砌成的小岛，昔日池水映照，现在已经排干。这是为了让池子休眠，进行整修和研究，或者让人来此谈情说爱。一座曲桥通向岸边，两边的护栏还在。到处是一派乡间的静谧景致。他们对修建这座别墅的主人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旅行家，伟大的艺术品收藏家，他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只知道他爱着一个人，一直爱到此人命归西天。他们尽管对其知之甚少，已经足够尽情地发挥想象。 回来的时候，他们正沿着柏树大道往门口走。车子在门口等着他们。这时，让娜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幻觉。在日落之前最后一批进入别墅的游客中，她相信看见了米歇尔。肯定是他。此人头戴巴拿马草帽，身穿薄毛料衣服——今天天气热——他有了好衣服，总是穿不离身，一直穿到褪了色。据说，英国过去的纨绔子弟的服装，在还未穿之前就是这个样子。这张老成持重的脸，微笑仁慈的眼睛，眼角上还横着几道细小的皱纹。他手上拿着细长的拐杖，拐杖是钢制的，上端为圆形，被手磨得十分光亮。米歇尔曾经开玩笑地说，这根拐杖可以当作防身武器，需要的时候也可以用来进攻。他在长时间地欣赏美丽的风景或遥望航行在大海上的小船的时候，往往喜欢拄着这根拐杖伫立着。当让娜看着他的时候，他已经走过去了。让娜匆忙转身往回走，几乎是跑着追出了一大半截路，只能看见他的脑袋，他已经大步流星地超过了大多数游客。让娜又转回到废墟中的那条路上，顺着有绘画门廊的高墙往前走，绕过浴场，一直来到那座奇特的半坍塌的卡诺菩小教堂附近。那里本来有一个长方形大水池。水池曾经重新整修过，还灌满了水，但现在地面已经微微下沉，上面长了一层矮草，到处散落着一些破碎的斑岩石块。她最后来到小岛旁边，她相信米歇尔正在石柱下转悠，甚至似乎看见他走上一道不知道通往何处的台阶的顶端。但此人不是米歇尔。也不是其他什么人。难道是她凭空想象的一个幽灵？让娜觉得，她有什么东西需要别人来支持、安慰、救助。但这个幽灵对她无能为力。如果真是米歇尔，她有什么求助于他呢？德·乐瓦尔夫人又回到了夕阳映照的金色柏树大道。她慢慢地迈着步子，显得些许羞愧，些许疲劳。她走出大门的时候，埃贡正坐在车里等她。 “我以为见到了一个熟人。” 让娜没说这个熟人是谁。埃贡也没有问。 米歇尔好像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是让娜的一位年老的女友告诉我的。我当时正在计划“某一天写哈德良的故事”，我在二十一岁那年去游览了阿德里亚纳别墅，因此，这计划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米歇尔也许知道，因为我一开始就把我的写作计划告诉了他。一九〇九年五月，是让娜产生了错觉，她根本没看见克先生，克先生是在十五年以后我请他与我一起去的时候，才游览了这座别墅。这就像是一面镜子，由于光线的入射与反射现象，在人与时间上存在着偏差，影像与实物之间不一致，所看到的物体模糊不清，又不稳定，所以不可能用言词来界定或定义，哪怕稍稍提及都是可笑的。这种现象可以用巧合这个词来解释。但我仍然感到惊奇，让娜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错觉。 几天以后，倒霉的事情发生了。圣塞西勒文艺协会的音乐演出获得了全面成功，甚至出乎举办者的意料。人们喜欢这部特别刺耳然而纯真的音乐。第二天，荷兰大使馆设晚宴招待埃贡夫妇。大使馆官员是他们的老朋友。他们回到旅馆已经很晚了，埃贡又由弗朗兹陪同出去欣赏罗马美丽的夜景。他们去的地方，按当时的说法，是一处乱七八糟的地方，但很出名。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天夜里，警察正巧来这里搜查。埃贡和弗朗兹同其他许多人被带到了警察局。大多数人都是无名之辈，有几个是罗马社会的名人，埃贡见过他们，还知道其中几个人的名字。在当时，意大利警察——在其他时期可能也一样——如果私下没有得到好处，对人很粗暴，甚至得到好处也是如此。在忍受了几个小时的疲劳盘问以后，埃贡被释放了，而弗朗兹因涉嫌持有并贩卖毒品被拘留。埃贡在凌晨回到旅馆，让娜像往常一样，已经等了他很长时间。他将发生的事情简略地告诉了让娜，还请她帮着把弗朗兹和他的房间里的禁用品和可疑品留下的所有痕迹都清除干净。他们的两个房间是相通的。白粉、安瓿、注射器以及烟末似的大麻都被水哗啦哗啦地冲没了；还把一些刺激性欲的糖衣丸剂也扔了。让娜从来就反对埃贡为她服用这些玩意儿。让娜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她知道，她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而在巴黎甚至比在罗马发生的可能性更大。但是，这不仅使埃贡担惊受怕，而且也让让娜坐立不安。 弗朗兹的房间当天上午被搜查；先生和夫人受到了非常有礼貌的待遇。埃贡为弗朗兹请了律师。晚上，律师来与德·乐瓦尔夫妇商谈为他们受指控的秘书辩护之事。律师来了好几次。最糟糕的是，在这次被捕的人当中有一个斯巴达伯爵，是著名的收藏家，埃贡曾经在上流社会的聚会中见过此人。斯巴达伯爵一眼就认出了弗朗兹，再次指控他两年前的偷窃行为。弗朗兹在与这位风雅之士亲密相处了将近一年之后，从他的一本画夹中偷走了三幅十八世纪的意大利素描，便逃之夭夭。是提埃坡罗的一幅红粉笔画和比比恩纳家族的两幅舞台名画的草图。不知道为什么，弗朗兹对此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当即承认了偷窃行为。这是他的一贯做法。（也可能是拳头起了促进作用。）但不管怎样，贩卖毒品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许多买主出面作证。至于偷盗素描的事，弗朗兹供出了一个古玩商的名字，古玩商证明他没有责任，而且还有斯巴达伯爵的签字。这份证明显然是伪造的。问题是谁模仿伯爵的笔迹签了字。弗朗兹对艺术品是外行。非常可能是奸诈的古玩商把所赚的大部分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让娜，”警察走后，埃贡还仍然胆怯地对她说，“弗朗兹做事像个孩子……” “他当时已经二十七岁了。”让娜心平气和地回答。 “……是像个孩子。但如果斯巴达伯爵撤诉，有些指控就不成立了……结案的期限就会大大缩短。在三幅威尼斯素描中，即使有一幅是提埃坡罗的，也不值很多钱。如果您能……” “伯爵喜欢这些素描，他肯定还有其他理由控告弗朗兹。我不认为他会撤诉。” “可以试试看嘛。” “不行。”让娜疲倦地说，“当弗朗兹由于什么原因不好意思开口向您要钱的时候，我经常给（怎么说呢？）他一些。可是这么大的数目……我不让母亲插手这件事。而且还有我们的孩子。” “那我可以掐死您。”埃贡说。 埃贡以暴力相威胁，已经夺去了她所有的力气。他是魔鬼附身，好像说话的不是他，而是魔鬼。 让娜还没有说她经常发现钱包里少钱的事，因为那都是些小钱。埃贡可能不会相信这些小偷小摸的事。 让娜担心的引起轰动的丑闻已经部分地平息了。一些发行量很大的报刊只透露了当事人的首字母，只有那些知情人才能认出。那天晚上，这个“特殊”阶层中的几个名人也在场，据说他们在高层人士中表达了不希望此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愿望。十年以前，奥斯卡·王尔德事件引起了控诉人的警觉，如果在大众的眼皮底下搅混一摊黑泥浆，让许多人溅脏衣服甚至陷进去，那是没有好处的。新闻界制造了许多虚伪的谎言，弗朗兹被说成是一位著名音乐家的助手，几乎被当成了替罪羊。 由于东道主突然要为一个远亲奔丧，或者不得不离开罗马，一些已经安排的招待会就取消了。一些人士相继来拜访德·乐瓦尔夫妇。让娜和埃贡可以从中了解各种真诚待人的礼仪，还有具有讽刺或反常成分的好奇心。让娜还必须出席一个晚会。埃贡说他不舒服，不想出席。晚会一切正常，但形式有点儿拘束。当让娜回来的时候，埃贡做了一个厌恶的鬼脸： “您抹口红了。” 她的嘴唇上是抹了一点儿口红。这是一次例外。埃贡更加注意地看着她： “您很高兴是不是？您摆脱了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当我想到我几乎忍受了您八年的谎言……与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我对您说过，而且我还试图相信，我喜欢与这个光滑但乏味的肉体在一起，我还对您说过，这个肉体皮肤柔软，爱抚很温存……而您感受到的爱情只是温存而已。您甚至没有想到，它也是粗暴，是疯狂，是一种狂热的恨……而这种暴虐般的温存，这种遮遮掩掩的肉欲，这种贪欲……” “埃贡，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从来没有请求过什么……” “您以为您的眼睛没有请求过什么，您的手一接触到我，难道不是想控制我的生活？这几年以来，每天每日，每时每刻，您都在让我感到厌恶……” 为了平静一下自己的心情，让娜平整了一下她的晚礼服的褶子。埃贡由气愤变成了冷酷。 “我觉得这样的谈话无聊。晚安。我要去睡觉了。” 埃贡转过了身面对着墙。让娜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坐在窗子前。窗子是开着的，外面是高耸的白墙。她觉得自己身上的什么东西一下子被打得粉碎。被打碎的不是她的爱情，而是对生活的观念。她努力恢复自己的情绪。她难道真是埃贡描写的这样一个用体谅和温情掩盖着自私之心的贪婪女人？此时，她只是凭着自己仅有的一点理智，觉得这个发狂的男人毁了他们的过去，就像用脚把玻璃踩得粉碎一样。然而，幸福，也就是说互相信任，夜间的快乐，清晨的饱满心情，与孩子的嬉戏，共同欣赏美丽的风景，仍然是存在的。但是，他将仇恨和厌恶都倾倒出来，所剩下的只是污秽的东西。她意识到，她再也不能同他只谈论过去了，而现在和将来呢？现在，就是这种胡说八道的疯狂与羞辱，但这起码是他第一次口吐真言。将来，就是明天还得去科尔索买玩具，不要叫克莱芒和阿可塞勒觉得被遗忘了；也可能给玛格丽特买一个意大利娃娃，也不能让她觉得被遗忘了。还得装作没事似的照料埃贡的起居与饮食，以保证后天音乐会的正常举行。 埃贡拒绝见任何来访者。然而，让娜想，斯巴达伯爵的名片还是应该给他的。埃贡在自己的房间里接见了伯爵。让娜怕他们吵起来，但从与埃贡相通的房门听到的，却是有板有眼心平气和几乎是友善的交谈。埃贡把伯爵送到旅馆的门口，回到房间以后对让娜说： “您说得对。他不会撤诉。但他是个见过世面很讲礼貌的人。我与他交谈感到很高兴。” 然而，埃贡脸色苍白。让娜永远不知道他们两个男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她觉得埃贡过去的一段历史似乎也不可挽回地被摧毁了。他再也不提弗朗兹了。在他们离开罗马之前，让娜问他是不是要去向被关押的弗朗兹打个招呼，哪怕是送一个包裹或一张卡片，埃贡拒绝了。 第二场演出取得了辉煌的成功。黑衣贵族是罗马最高贵最狂妄自大的阶层，为他们保留的座位有一些空着。政界和外交人士也没出席。但广大音乐迷却成群结队而来。毫无疑问，有些听众受着十分下流的好奇心的驱使，也蜂拥而至。但是，音乐席卷了一切。音乐家埃贡的演奏从来没有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强烈的反响。大多数人感到他演奏的乐曲是奇音怪调，不能理解。人们似乎置身于一个既冰冷又灼热的虚无世界，歌声油然而起，声调抑扬顿挫，音程变化自如，几乎是炉火纯青。埃贡再一次向新闻界解释说，他不是追求令人费解的新奇，而是在某些音乐调式中表现了更加古老更加本质的东西，例如中国的某些典礼音乐。但解释也是枉然。人们总是喜欢欣赏音乐——而在某种情况下还喜欢讽刺，但不理解其所以然。音乐家埃贡当天晚上出席了由罗马一名富有的音乐爱好者临时举行的招待会。此人非常喜欢所有先锋派音乐演奏会。应邀出席的只有那些音乐爱好者和慕名而来的朋友，他们几乎都是埃贡和招待会主人的支持者。临时招待会在十七世纪的一座豪华宫殿里举行，这使让娜回想起那个圣彼得堡的与此截然不同的疯狂之夜；虽然没有淫秽的场面，起码表面上没有，但笼罩同样激动人心的氛围。埃贡和让娜担心会受到事先预谋的凌辱，甚至在赞扬中夹杂着不堪入耳的话语，然而他们彼此心照不宣。在吊灯灿烂光辉的照耀下，让娜发现埃贡又表现出了一贯欢快朴实的风格，连他的微笑也充满了光彩。这种微笑能保证他一生畅通无阻。 在睡觉之前，让娜又整理了衣物，为出发作好准备。埃贡还没有入睡。让娜听见他在隔壁的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子。深夜时分，埃贡轻轻敲了敲门。让娜说了声进来。埃贡全身赤裸，他与让娜在一起的时候，经常是这样。他的脸上又泛出了让娜一贯看到的那种天真幼稚的神态，但对前天说的充满侮辱言辞的话毫无愧疚之意。他一向都不会收回说过的话，让娜觉得，他的内心深处是一片荒芜的原野。 “我睡不着。让娜，让我跟您一起睡好吗？” 让娜给他让了让地方。她觉得埃贡伏在她的肩膀上低声抽泣起来，流出了泪水，反而感到轻松了。他们的脚相互靠在一起，彼此产生了些许甜蜜的感觉。让娜用胳膊搂着他的脖子，感觉肩胛骨附近的旧瘀斑还在，还没有完全治愈。她知道埃贡喜欢通宵达旦地留一点光亮在身边，就只熄灭了一只灯。埃贡的上臂也有伤痕，伤痕的颜色由淡紫变成浅黄，后来就完全消失了。 “我有时宁愿挨打也不还手。”埃贡声音微弱地说。 为了不触痛他的伤疤，让娜松开了搂着他的脖子的双手。不管怎样，这个躯体，这个灵魂，还长期地忍受着这个意外事件后果的折磨，就好像害了一场病，或者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灾祸，他可能是因为失去同伴而突然产生了被抛弃的感觉。让娜想到在她崴了脚的那些日子里，埃贡闻到她的腿被感染的气味儿，女仆经常不及时倒掉洗过澡的脏水，他都没有反感；有时她突然要洗澡，埃贡就亲自动手给她洗，洗完后还去给她找洗好的衣服穿上。埃贡吻着她摔伤后疼得扭曲的脸，就像她今天吻着他的肩膀一样。埃贡接受了她的爱抚，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做到的。她甚至不知道，如果给他一点性欲的暗示，他是会兴奋起来，无动于衷，还是感到痛苦。总而言之，他们有约在先，他什么也没说。他在一张桦树皮的反面给让娜刻的音符，又浮现在她的脑海里。他们谁也不欠谁的情。 回到巴黎以后，让娜发现自己的桌子上放着米歇尔的一沓信。米歇尔没敢打听她在罗马的地址。他还留下了一大摞报纸，大多数都是发行量很大的小周报。小周报原想刊登一些生动活泼的文章，但让娜认为内容都是荒谬的。在罗马发生的丑闻在当地差不多已经平息了，而在巴黎还余音未消，某些文章在当作笑料进行渲染。有的文章还盛气凌人地讽刺包括这位外国音乐家在内不遵纪守法的外国佬。她根本没让埃贡看这些东西，一股脑儿地都烧了。这是更简便易行的办法，何况即使在首场演出之后，他们夫妇也根本没有习惯更多地翻阅有关的评论文章。 米歇尔刚一得知让娜回来的消息，就给她打电话。他不能去塞奴斯奇大街。让娜不想去他住的旅馆找他。他们约定七午十点在卢浮宫维纳斯厅见面。六月初的天气已经转暖，然而维纳斯厅在地下，里面空气凉爽，甚至还有一点儿冷。沿墙放着一张大理石的凳子。这是合适的约会地点。这个时间，只有几个英国人和几个德国大学生在参观这个古代艺术馆。 米歇尔在这位上身裸露的伟大女人面前来回踱着步子。他在等让娜。一看到让娜还是老样子，尽管她的眼圈比以前更黑了，米歇尔还是松了一口气。让娜还是那样漂亮，米歇尔感到惊讶，好像他们十年没有见面了。米歇尔穿的衣服与她在棕榈别墅见到的很不一样。她发现米歇尔脸上还刻写着为她焦虑不安的神情，不觉为之感动。 “您终于来了，”他说，“自您去罗马以来，一切都好吧。” 让娜没有回答。米歇尔也不想让她回答。他本来想好了说辞，而且都背熟了，但现在却另编了一套。他叫她不要再回塞奴斯奇大街，一切听他安排，不要再离开他。离婚是很容易的事。她将是自由的。其实她已经是自由的了。相反，她的出走不会使人感到意外。难道她不记得，在他们谈到费尔南德的时候，她曾经说过羡慕他们周游欧洲的话吗？周游欧洲是轻而易举的事，他们可以再从头开始。可以再去意大利（是的，他对此表示理解），去俄国，或者去她还不了解的其他国家。费尔南德胆小怕事，从来不愿意远途旅行。可是还有马德拉群岛，还有马耳他和圣地，还有埃及。他一直在梦想着悠然自得地沿着尼罗河逆水而上，然而直到现在，梦想仍然还是梦想。他将与让娜一起去完成这次旅行。如果她愿意，他们还可以去更远的地方，例如印度，据说印度可看的东西很多，而游历太平洋中的岛屿，简直是度月如日。 “您忘了我有两个孩子。” “您将会有三个孩子。他不会反对您把两个儿子全带走。如果他要把两个儿子要回去（但他不敢；他连想都不敢想），他甚至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我们。这都是人们不愿意去的地方，没有人会知道您的行迹，这对您的名声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而且您将改用我的姓。我将买一只游艇。” “这样，您将毁了您自己……” “没关系，亲爱的。其实我已经把我自己毁了。” 让娜听着他的话，既感激，又同情，但也不能贸然轻信。她觉得这个五十六岁的男人还像个孩子。难道这就是她在提布尔想象中的那个能帮助她，保护她的男人？但是帮助她什么，保护她什么，她不知道。她回想起了在蒙特卡洛赌场的大厅里，米歇尔双手微微颤抖地看着赌球旋转着和庄家将赌资刮走或刮向他的时候的那种表情。米歇尔这种对赌博的投入，她觉得比埃贡对肉欲的纠缠还要致命，埃贡对肉欲的纠缠虽然更不顾自我损伤名誉的后果，但起码是出于肉体的本能。毫无疑问，米歇尔的儿子和玛格丽特都继承不了父亲的财产。她还不认识米歇尔的儿子。这时，米歇尔已经把他们全忘了。两年以来，她总是无法摆脱女人的烦恼，而作为情夫加朋友的米歇尔似乎还不太了解这个让娜。她虽然觉得自己被爱着，但更觉得是被崇拜的偶像。 米歇尔举了一个英国女士为例，说她不久以前将两个孩子从丈夫那里骗到手，成功地把孩子藏在游艇里周游世界，时间长达数月之久。 “您难道不以为，如果我离开他并且把孩子带走，我将成为不仅会叫嚷而且还会诽谤他的畜生吗？您不会同意我做这样的人吧。” “是他的不对。” 让娜把手摁在米歇尔的胳臂上。 “我的朋友，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男人或女人，没有人说‘是他的不对’的吗？” “这就是说，您宁愿呆在麻风岛？” 让娜缩回了手。 “可能是我错了，”她说。她想起了埃贡发脾气时指责她的狂怒的话，“但是我觉得，我对他还有用。人们在不幸之中也不能和睦相处的岛屿是不存在的。” “不如说您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您喜欢这样的环境，您感到高兴，您无疑还会得到补偿。然而，谁能给我证明弗朗兹不也是您的情夫呢？” “先生……” 让娜站了起来。如果她不同意埃贡借钱给弗朗兹，不同意米歇尔要她永远离家出走的要求，她瞬间就会变成被他们抛弃或厌恶的女人。她很清楚，米歇尔相信牺牲了自己的一切，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但他希望于她的，就是要她放弃自己的人格，放弃许许多多使她存在的微不足道的东西。而遇事不知所措的埃贡起码还有音乐，音乐像北斗星为他指明方向；尽管埃贡脾气暴躁，但这在让娜的记忆中已经是模糊不清了；他们在思想上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有着割舍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米歇尔只不过是图一时的快乐而已，对他来说，未来是虚幻的，他凭空想象的游艇根本没有安装罗盘，也不准备写航海日记。 “您比他还甘心堕落。” 真令人难以置信。尽管让娜已经站了起来，但米歇尔还呆呆地坐在那里一动未动。让娜听见他低声说着什么，也许是骂埃贡和她的粗话（有几个德国游客又转过身来）。下等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呢。当然，这样的话比虚伪的委婉说法更难听。使让娜反感的，并不是他相信或者愿意相信她与弗朗兹通奸。对于弗朗兹，让娜无法不恨他，也无法看得起他，就是现在还怨恨被监禁在远方的他。使让娜反感的，是米歇尔的话不留有余地，他认为任何感官的冲动都会使一个女人变得堕落，只要他不是受益者，任何奇异的性行为也会使一个男人名誉扫地。米歇尔以为他不是出于偏见，但正是由于这种偏见，使他在几年以后偶然遇到一位以色列医生的行为可疑的寡妇时，嘴里像含着一粒苦药丸那样难受。他怀疑这个寡妇吃了堕胎药不是没有根据的，虽然他很反感反犹太主义，这个男人还是喊道：“肮脏的犹太人！” 让娜没有向他伸出手，因为她既不想让他握也不想让他吻她的手。这两个原以为亲密无间的人，现在无言相对。米歇尔先是看着，然后想象着她是如何走出这间摆满无名氏塑像的大厅。她走得很快，步伐矫健轻捷，全然看不出她去年崴伤脚的迹象。六月的天气晴朗，她穿了一身白色衣服。飘在脑后的短面纱、紧身大衣和长裙，使米歇尔联想起她周围的大理石塑像身上的褶皱起伏的连衣裙，也使他想到他再也不可能看见她被衣裙包裹着的胴体。这个维纳斯的妹妹，这个胜利女神的妹妹。他像瘫痪初愈的病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将去恳求让娜原谅；他将再去做埃贡夫妇的常客。不管怎样，他过去与埃贡几乎成了朋友。这时，让娜穿过了野蛮人战俘厅，进入了四周摆满空棺材的长廊。米歇尔如果加快脚步，还可以赶上她。几乎在让娜抬手去推开达卢阁门的时候，米歇尔也正好赶到了。达卢阁门直接通向只有几个阶梯的楼梯，出口就是停放马车的绿树成荫的广场。米歇尔看见她上了一辆正开着门的马车，将地址告诉了车夫，马车就启动了。米歇尔随后也上了一辆车，告诉车夫跟在后面。让娜不慌不忙地又去衣帽间取出她的阳伞，打开撑在头上，白色轻巧的圆盖遮盖着她的头部和双肩，挡住了米歇尔的视线。让娜的车夫赶着马车上了里沃利大街；两辆马车一前一后沿着这条露天长走廊往前走着，右边是拱廊，左边是铁栅栏。让娜的马车终于在皇家大街转了弯，她肯定是回塞奴斯奇大街了。米歇尔这才回过神，考虑着他应该怎么办。他大声地喊着，把自己旅馆的地址告诉了车夫。 ?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1696-1770），意大利画家，18世纪威尼斯画派代表人物。​?Tibur，今意大利城市提沃利，以别墅和瀑布而出名。​ 童年拾零 长期以来，我总是以为我没有什么童年回忆；我指的是我七岁以前的回忆。但是我错了：我想，我还根本没有机会去回忆。现在追溯我在黑山城堡最后几年的生活，有的情况便逐渐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如同一间百叶窗紧闭的房间，很长时间没有人进去了，里面堆放的物品激发了我对往事的追思。 我尤其又看到了那些植物与动物，还有那些玩具、游戏以及为我制定的那些规矩，以及模糊不清和充当背景的人。黑山城堡里杂草丛生，草丛中有一块连接晒台的陡坡，我经常从那里上上下下。草很深，都没有割。矢车菊、虞美人和雏菊长得很茂盛，我的那些保姆说这些花正好组成一面三色旗。这使我很不高兴，因为我希望我的花只是一些花，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当然，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些“佛兰德山虞美人”五六年以后竟然为一次葬礼增添了光彩。这些虞美人是献给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数千名英国年轻士兵的。现在，人们还用鲜红的纸扎成虞美人，在为某些盎格鲁-撒克逊人举办慈善事业时出售。我拉着小车去果园里采摘李子和醋栗，装满小车后拉着往回走，但由于草地坡度太大，小车滚下来，将水果撒在草丛里。在椴树开花的季节，采花的时间要持续好几天。把采摘下的花晾在仓库的屋顶上，整个夏天都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儿。 我有一只白山羊，米歇尔亲手将羊角染成金色，在我懂得什么是神话之前，这只山羊成了我的神话动物。我还有一只很白的大绵羊，每个星期六都要把它放在水桶里，打上肥皂给它洗澡。洗完澡以后把它放在潮湿的草地上让它打滚。如果是春季大浴，还在草地上铺着毛毯、枕套、台布和毛巾。这都是头一年秋天雇一大群洗衣妇气喘吁吁叫叫嚷嚷地洗好，叠整齐放在仓库里备用的。（冬天的仓库里堆满洗好的衣服，气味儿没有夏天椴树开花季节好闻，但可能由于空气寒冷，气味儿不容易扩散，而且到处放了一些薰衣草。）每当夕阳西下，米歇尔在树林里点燃起许多淡绿色的小灯，很像萤火虫，闪烁着荧光。还是孩子的我被这只大手牵着，以为进入了童话世界。孩子还有点儿担心会打搅了兔子的睡眠，但大人告诉她，兔子已经在窝里睡着了。 兔子每天黎明时分睡醒以后，全天都在辽阔的松树林里蹦蹦跳跳地玩。我每天都在窗前让人给我梳理垂到腰部的长发，看着它们在树林里，感到很宽慰。巴尔贝把我前额的长发梳成两条螺旋形发辫，然后用蓝色带子扎起来。一会儿工夫，两个缎子结便滑下来，我才算得到了解放。兔子也像那些受到威胁的神灵似的小鹿，屁股后面撅着有趣的白色小尾巴跳来跳去。每天早晨，人们叫我往地上撒一些盐，等兔子过来吃的时候把它们捉住抱着玩。兔子的身子又暖和又柔软。但我并没有那样做。因为我知道，神灵在玩的时候我们不去打扰，它们也会感谢我们。 我要讲的还是动物的故事。我所能回想起来的第一个玩具，是一只神圣的魔术般的器皿。那是一头用白铁或铁皮做的母牛，但浑身包着一层真牛皮，脑袋还会哞哞地叫着左右转动。用改锥打开脑袋，向铁皮肚子里灌一点儿奶，奶便从粉红色的奶头上看不见的一些小孔往外滴。从断奶的时候开始，我就拒绝吃任何肉类食品。我父亲尊重我的做法。人们把我抚养得很好，当然用的是不同的方式。我大约从十岁开始学吃肉，这样做是为了“随大流”，但仍然不吃任何野生动物和有翅动物。后来没办法，我才吃家禽或鱼。四十年以后，由于对残杀动物反感，我又回到了童年之路。 我有一头母驴，起名叫玛蒂娜。像许多母驴一样，它也有一头驴崽儿，名字叫春。春成天在它身边跳来跳去。我记得，我每天更多的是去拥抱它们母女，而不是骑在它们身上玩。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对一头驴子就产生了一种泰坦尼娅式的爱。那是在布鲁塞尔，我被带到我的残疾姨妈家里小住了几天。康布尔森林中有一个小岛，岛上有一头驴驮着孩子玩。我非常喜欢这头驴，骑着驴子围着小岛转了三圈之后要离开的时候，我哭了。米歇尔想问森林的主人把驴子买下来。但驴子很招孩子喜欢，驴子的主人要靠它养家糊口。我第一次怀着这种爱的遗憾回到了黑山城堡。至于在草原上放牧的牛和马，我最多只能把手伸进铁丝网里给它们喂一把草或一只苹果。“你知道，小宝贝，”米歇尔对我说，“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而且还要知道怎么做。人们相信牛没有马聪明。这是可能的。但是，当一头牛不小心把头伸进了铁丝网，它会来回地转着脖子，慢慢地缩回来。农场里的马有时把头伸进去了，也能缩回来。但如果是纯种马，它会被铁丝网划破皮。”米歇尔本人就是一匹纯种马。 “好看的玩具娃娃”会转动眼睛，会眨眼皮，如果用钥匙在肋部上好弦，还能走上几步，还会说“爸爸、妈妈”，但我觉得这样的玩具很笨。玩具娃娃经常都是过路客人送的礼物。好在玩具娃娃都睡在纸盒里，高高地放在衣柜顶上，保姆也不经常拿下来让我玩。在整整一个冬天里，一只价值十苏的玩具，一只会发音的赛璐珞娃娃，都告诉了我什么是母爱。不知道是出于偶然或是一种预感，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安德雷。安德雷正好是与我密切相关的两个男人的名字，而我对他们的感情并不是母爱。从一张照片可以看出，我正在楼梯上拖着一只十八世纪的玩具娃娃放声大笑。这只玩具娃娃是一位祖母遗留下来的纪念物，有些让人啼笑皆非了：如果把它的金褐色的裙子撩到头顶，它的面部、胳膊和穿着紧身衣服的淡色面团做的上身都一分为二，变成了完全相同的另一个面孔、另一双胳臂、另一个上身。这是一只雅努斯玩具。但使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这只玩具没有腿。后来，我哥哥的一位同伴去日本旅游回来后，送给我一个明治时代的仕女。仕女的眉毛和头发都是真的，像上了漆一样光亮。头发盘成发髻，用长发卡别着，但家里人怕扎着我，都给拔掉了。这个娃娃太大了，放在长沙发的靠背上，我只能跪在沙发上欣赏它，吻它杏黄色的面颊。这个玩具娃娃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还有一张照片，也是同一个时期拍摄的，还多次洗印过，照片上的小女孩儿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她穿着领口很低的低胸衬衫，胸部丰满，两肋平滑，显得很文静迷人。这个已经不存在的我正合着两只小手在祭坛的一角祈祷。她圆脸蛋儿，一对明亮的大眼睛，不知道她是在静心沉思还是什么也没有想。小女孩衣着朴素，姿态优美，我相信是摄影师导演的效果。摄影师是一位亲戚，生活放荡不羁，喜欢小女孩儿。黑山城堡没有小教堂；二楼的楼层很宽大，有一间凹室，似乎起着小教堂的作用。里面有一张独脚小圆桌，上面盖着一块花边台布，摆放着橡木心做的圣母。圣母头戴星条王冠，用大衣兜着儿子。这尊圣母像很好看，与其说她是母亲和圣母，毋宁说她是王后。我相信我从来没在她面前祈祷过，只是在节日的时候给她献上一些鲜花。我记得，在许多年中，我晚上背诵的惟一的《圣母经》是放在我的床前小地毯上的，如果晚上天气寒冷，就放在鸭绒压脚被下面。我可能是在昏昏欲睡的时候才想起一字一句地背诵经文，我现在有时候还用这种机械的方法计算时间，就像我们家乡那些老年人到别人家去的时候，计算着在第一次敲过门后还得过几秒钟才能敲第二次似的。我觉得有时候像是背诵优美的诗句，以祈求精神上的平静和宽恕。经文就是一首诗，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用好几种语言背诵，还经常象征性地变换着名字进行祈祷：“向您致敬，宽宏大度的观音，请您听着，人们正在热泪盈眶地为您祈祷。”“向您致敬，舍金纳，仁慈的神灵。”“向您致敬，阿佛洛狄特，您给了神灵和人类极大的快乐……”大多数宗教都基于美好的希望，以不同的形式选择女性为神灵，如马利亚，或者两性人，如观音，她们暗中赐予我们以仁慈和怜悯，直到我们生命的终结。 我祖母坐马车去参加星期天大弥撒。只有我一个人陪她去。由于大弥撒持续的时间总是很长，两匹漂亮的小黑马被卸下鞍鞯，拴在教堂附近客栈的马厩里。只有诺埃米和我两个人在的时候，我们才坐在“老爷凳”上（从来没有听说过上帝老爷）。我从“老爷凳”上可以斜着看到祭坛。我当时对什么是弥撒祭品几乎一无所知，对堂区的大多数教民也不认识，在本堂神甫每一次跪拜的时候，我看见的尤其是他那双暴露在饰有花边的宽袖白色法衣外面满是钉子的厚鞋底。我喜欢香的香味，但不喜欢本堂神甫摆弄圣餐杯的干巴巴的动作。他左右转动着圣餐杯，检查圣餐是否被吃光，杯子是否被舔干净了，这使我想起小咖啡馆门口那些酒鬼的酒杯。在举行举扬圣体仪式的时候，我像大家一样也垂下头，以便避免看到圣体饼时发生暴卒的危险。我从侧面望去，看见第一排的椅子上坐着村里的女士们，她们差不多都是一模一样地戴着蝴蝶结帽子，嘴唇抹得红红的。本堂神甫用法语布道，一部分教徒听不太明白，而讲佛兰芒语的老年人一点儿也不懂。诺埃米是“城堡主夫人”（这个词很少是带着和善的语气说出口的）；我是个小女孩儿，一头黑发，一条白裙，一根蓝腰带（我母亲把我许给圣母，为期七年）。大约在六十五年以后，当我第一次回到童年的村庄时，村民们为了欢迎我，给我找了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儿，她一头黑发，一对蓝眼睛，一身白衣服，还扎着一条蓝带子。她像我童年时期那样可爱，但是在献花的时候，她害怕了，也像我过去害怕时的那种神态。 再过几个星期我就七岁了。那是早期做领圣体的时期。圣让-卡佩尔私立学校的修女们给了我一些教育，后来本堂神甫的短期教理课也没有增加多少内容。这样的教育尤其告诫我，天亮以后不要漱口，当然也不可以不饿肚子。当睡醒的时候，我发现床头柜上有四分之一个苹果，便不假思索地吃了。但我做了一件错事，那就是有一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本堂神甫，吓得他差一点儿没病倒。那天早晨，只有我一个人领圣体。从一张已经发白的照片可以看出，我穿着白长裙，戴着白头纱，巴尔贝喜欢说这是婚纱。听她这样说，我先是笑了，然后又哭了，因为我认为这是嘲笑我。这些事我记不真切了。还有一件事，是请城堡附近的一些邻居吃午饭。这是一种上流社会的仪式，我第一次领到了半块用香槟酒浸泡过的饼干。第二年（也许是当年？），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瞻礼厅的平台上颁发奖项的时候，我从校长的手里接过一顶用金纸做的桂冠和一大本介绍名人生平的烫金硬皮书。我肯定自己没有进过任何学校，也不愿意进学校，但一种冒名顶替的不公正行为开始使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反感。幸好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找不到词汇对这种事下什么结论，但我有时感到激动，这可能比一个六十岁的男人或女人更出于本能。 如果还没有教会孩子循规蹈矩，就用习俗的做法放任愚昧，让他们糊里糊涂地接受成人的自私观念和个人意识，对某些事情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在另一种场合却又满腔热情，这种做法再庸俗不过了。我在努力然而几乎绝望地搏斗着，其目的不仅仅是回忆那些只属于我本人的东西，而且还要避免想象童年时期的任何淡而无味的画面。这种童年，不是像因牙疼带来的烦恼而引起人们的虚伪同情，就是一味地迎合他人的心意。从本能上说，孩子不会与成年人沟通，孩子会敏锐地觉察到大人所说的话不是错误的，就是并不重要的。我很早就觉得，人们喋喋不休地对我所说的仁慈的上帝并不总是仁慈的上帝。巴尔贝对村子里发生的任何事都感兴趣，她告诉我，有些老太太咳嗽的时候用被子把自己捂着；我有一次看见一个穿着一身白的男孩儿被钉在一只箱子里，准备送往墓地。我看见一些动物被第一批汽车压死在公路上：上帝对被压死的动物不仁慈；上帝并不总是对人仁慈，或者只是高兴的时候才仁慈；我也不相信这个多疑的胡子拉碴的老头儿，他监视孩子，惩罚孩子，但当孩子乖的时候又奖励他们。或者说我还有点儿相信的话，那也是如同相信圣诞老人一样，因为这种相信是故意装出来的。有的人对保护和惩罚他们的创造者给予信任；有的人承认那些在万物和自己身上可以被称为神性的东西，这二者之间早就出现了巨大的差别。可以肯定的是，悉达多王子不是在三十岁，而是从很小的时候就看见过一名病人、一个残疾人和一具尸体，最可能的是他在三十岁之前一直对此缄口不语。简而言之，有的人认为上帝就是“一”，有的人相信这个“一”只是介于“无”与“所有”之间的一种表达形式，二者是有区别的。黑山的这个孩子与一个被八百万个神前呼后拥的日本年轻姑娘没有多大区别，人们根本不知道这八百万个神姓甚名谁；这个孩子同高卢-罗马的孩子也没有多大区别，后者与她生长在相同的地方，对森林和流水的内在力量也一样很敏感。 尽管大人做事生硬武断，目光短浅，然而孩子善于想象，使仍然具有生命力的神话得以不断发展。卡特山是一处圣地，周围住着许多苦修会会士，巴尔贝、胖马德兰和小马德兰每次攀登的时候都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在一条路的旁边有一眼圣阿波琳井，井水能治眼病。我记得，我还用手从井里捧水喝。圣阿波琳相貌虔诚，但是牙齿被古罗马的一个刽子手砸掉，又粘在面颊上，牙龈上还钉着一根钉子。这块神奇的地方在比利时。保姆们和我都特别想去进行一次远征，她们能买一些走私货，我可以到圣井对面靠近马路的食品店买一个苏一块的巧克力。那家食品店因糖果卖得便宜而出名。圣约翰节那天，仪仗队列队站在黑山城堡的道路上。天使挎着篮子，花瓣撒了满地。我一直喜欢小鸟，因此又喜欢天使，相信天使是存在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装扮成匈牙利的伊丽莎白，可能是因为教堂里装饰着这位圣女的一尊石膏像。我又看到了那顶玻璃珠子王冠、那件粉红色衬里的粉红色丝绒大衣，大衣上还缝了一簇真玫瑰花，因为怕我把玫瑰花拿在手里会掉在地上。我觉得有一个蒙着羊皮但裸胸的圣约翰塑像很漂亮；尽管我很少去圣让-卡佩尔私立学校，但我想，我每次看见的是他，这位科罗盖特先生，也许是村里的另一位老人。我是在南方过圣诞节的，马槽离棕榈别墅很近，还摆放着深底的餐盘，盘子里盛着浸泡过的种子，种子很快就可以长出野草；我读着对古代“阿多尼斯花园”的描写，不禁又回想起人们为了表示对维纳斯年轻情夫的敬意，以同样虔诚的方式培育出了繁盛的草木。蜡做的小耶稣还没有我的赛璐珞安德雷更逼真，但是，摆放在后景的牛和驴，圣诞之夜才出现的羔羊和牧羊人，这些创造物把山洞都塞满了。山洞是每个冬天用包装纸盒现做的。每年一月六日，人们久久期盼的三头披甲骆驼也到来了，为节日增添了光彩。我觉得三头骆驼比前往朝拜初生耶稣的三博士还好看。 圣周又是另一番景象。我们不是在南方就是在巴黎过圣周。有一次是在黑山城堡过的。我父亲带我去附近的布吕赫，到教堂里看塑像与绘画。还有一次是在布鲁塞尔。我相信这是我最后一次去看我的残疾姨妈。此行使我难以忘怀，因为我又一次见到了让娜。后来我还见过她一次。那里有七座教堂，我的几个保姆照例都挨个儿转悠了一遍。如果那里只有一座教堂，她们往往也像在圣让-卡佩尔一样从同一个门七进七出。复活节的路上布置着各种各样的景观：用南方棕榈编织的棕榈辫，北方的圣枝，身披黑纱的漂亮塑像和紫色裹尸布。圣周的星期四，教堂里光线昏暗，还不时地发出喀吧喀吧的响声，我难以相信那是挪动椅子互相碰撞的声音。然而没有钟声。钟曾经被运往罗马，回归故里的时候，还大张旗鼓地庆祝了一番，泡在水里以恢复其本来的美貌，现在还在运送途中。但与佛兰德的耶稣像相比就黯然失色了。那里所有教堂里的耶稣像都是躺着的，身体僵直，裸着大半个身子，皮肤苍白，死去的时候悲惨孤独。这是中世纪一位雕塑家完成的无与伦比的雕塑作品。也许是圣絮尔皮斯广场的彩色装饰品。但这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完全相信，正是在这当中的一座塑像面前，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情欲、恻隐之心和神圣意识三者之间得到了绝妙的统一，尽管我当时还弄不明白什么是情欲。十五年以后，在那不勒斯的圣周期间，安娜在圣安娜-隆巴尔教堂含泪吻着死去的基督，圣周星期四至星期五的狂热的爱情之夜，都使这个还不懂得什么是死什么是爱的孩子萌生了情感。 黑山城堡的大花园里有一个山洞。十九世纪的城堡主人受到卢尔德山洞的启发，喜欢在自家挖山洞，这有点儿像他们的祖先模仿皮拉内西修建了一些废墟。我们的山洞有一道铁栅门，但总是大开着。山洞是用卵石和水泥修砌，再用镘刀抹平。卵石是从佛兰德山的古代海底采来的。地面、墙壁和洞顶也都是卵石的，因此，天气潮湿的时候就往外渗出微红色的水珠。水中肯定含有铁的成分。我在英格兰北部看见古罗马士兵在岩壁上挖的小神龛就往外渗出这样的水珠。当地的一位考古者刚刚挖开，由于没找到什么宝贵的东西，马上又填平了。古罗马军团士兵是来祈祷岩石之神的。我们的山洞里只有一个祭坛，也是用同样的材料砌的。祭坛上最多（一年一度的弥撒除外）摆上两个在集市上购买的小花瓶，里面插着干花。祭坛下面是一个长方形小空洞，耶稣像用完后从十字架上摘下来就放在小洞里，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照着这个规矩做。我郑重其事地宣布，我每个星期天将去教堂要一只耶稣像放在里面。大家耻笑我，说你不如请缨出使中国。但我对出使中国不感兴趣。 第三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到处混杂着令人不可思议的前朝遗迹。人们不讨厌本堂神甫，他像乡村邮差一样受到尊重和信任。村子里的女人在路上看见他，便抬起罩在裙子下的脚，偷偷地往地上啐口唾沫，以免受到这个“仁慈上帝的赠与者”的影响，但她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影响。本堂神甫有点儿像太监，“因为他不近女人身”，又有点儿像阴阳人，“因为他的穿着像女人”。秋天的夜间，看见挂在一棵树上的死人脑袋似的甜菜疙瘩和插在被挖空的眼眶里的闪闪发光的蜡烛，我感到很害怕。而对巴尔贝来说，一支蜡烛突然熄灭，就预示着一个人的寿终。人们对敌基督谈论颇多，尤其在基督教团体内部，更是无时无刻地不在议论纷纷。而这个小圈子似乎比任何时代都担心世界末日的到来。就像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有许多理由对此进行深思。巴尔贝认为，在世界末日的那个早晨，将有四个天使在地球的四个角落同时吹起号角，告知人们。我相信地球是圆的，因此对她所说的地球的四个角有点儿感到惊奇。为了使我信服，她还找来一个木球，插上四个小木块作为天使。至于世界末日什么时候到来，她也知道，即所有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的那一天。在犹太复国主义出现之前，《贝尔福宣言》、沙皇对犹太人的屠杀、焚尸炉以及犹太人大逃难等一些概念，村民们是从听讲“犹太历史”知道的，一边听一边哈哈大笑，再不就是用更加粗鲁的语言学着德律蒙的语气大骂一番。事实上，直到现在，离所有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之日还很遥远。然而，作为国家，以色列已经存在了，具有国家一词所有官方与不屈的内涵。当然，对我来说，犹太人只是一些《旧约》书中的人物，而且我也不知道耶路撒冷在什么地方。 在一九一四年爆发战争之前，村民们的爱国主义象征就是七月十四日呼喊三音节口号。米歇尔很看重人民的节日，但他喜欢的不是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在这样的国庆游行中，人们抬着被砍掉的脑袋，口里还塞满干草。一八七〇年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在北部省的这个区，人们根本不知道兰波在十四行诗中描写的鲜血淋淋地躺在草地上的“山谷长眠人”是什么样子。阿尔萨斯-洛林离这里也很遥远。由于当时还没有德国鬼子，所以，所有滑稽可笑甚至令人憎恶的沙文主义团体收罗的都是比利时人。由于发音不同，他们称呼比利时人用Belches这个词，而不用Belges。小个子比利时人（大多数人都是大高个子）反而嘲笑法国人，称他们为法兰基庸人。我是法国血统，至于我母亲是哪个国家的人，这都不影响我的国籍。直到现在我很少谈到我母亲。她是比利时人。她不懂佛兰芒语，法语却讲得很好，所以得到了米歇尔的称赞。她喜欢德语，无论如何都不会被卷入这场纷争。在比利时抽签的那些日子里，法国人跨过了国界。两国国界有的地段就从黑山城堡附近经过，因此可以看见比利时的村庄欢腾的情景。抽到好签的男子汉高声喝彩，互相挎着胳膊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行走着，后面跟着那些倒霉鬼，他们以酒自慰。运气好的小伙子们怪声怪调地唱着老掉牙的歌曲，第一句歌词用的是没有人能懂的古代语言，第二句用佛兰芒语，句法优美： 雇佣兵！雇佣兵！雇佣兵！ 不是波波尔要我们去当兵！ 其实，这些小伙子要去效力的不是利奥波德二世国王，尽管国王在刚果的事业很受国际银行推崇。但是，从现在起两三年之内，不知道要有多少士卒将葬于伊泽尔河的泥土之中。国王希望和平，但抵挡不住压力，因为高级将领们不要和平。在我谈到的那个夏天，我们的邻居还不是“我们的英雄的比利时盟友”。 人们根据一些传世照片发现，“富有的小姑娘”，即“城堡小姑娘”，并没有孤立于“人民”。“人民”这个很好听的词，也像法语中的许多词一样失去了它的价值。其实，她过去和现在都不过是住在十六区所谓的布尔乔亚公寓里的一个小女孩儿，我还能回忆起黑山城堡这座普普通通建筑的每一个房间，虽然它已经不复存在了。中心房间不是客厅，客厅里有一幅《罪恶与道德》的画，据吕依尼回忆，是我祖父从意大利买来的，因为只有诺埃米让我进客厅的时候我才进去，而她又很少让我进去，所以我的印象很模糊；也不是椭圆形小客厅，这个小客厅过去是戏剧爱好者演戏用的；也不是弹子房，弹子房很难看；也不是两间一套的套间，套间里放满了耶稣像十字架和挂钟，是我祖母的账房（我没有继承这种本领！）；也不是我的小塔楼上开着六个窗户的卧室，卧室里有一口搪瓷平底锅，上面有拉封丹《寓言诗》的插画，然而我既不喜欢这个搪瓷平底锅，也不喜欢拉封丹的《寓言诗》，因为我觉得故事中的动物太人格化了。我也不喜欢悬挂在通往我的房间走廊里的后浪漫主义铜版画，画面上的人物正在倾听音乐家演奏，其表情不是耽于幻想就是惊慌失措，但后来启发了我对阿莱克西这个人物的创作。中心房间更下面，在冰冷的哺乳室与厨房之间。厨房里不仅有做饭用的锅，还有用来暖床的铜火盆。我们叫这个中心房间为仆从厅。仆从这个词使人联想到古罗马的一个强大的氏族及其邸宅的居民。这种邸宅现在已经不见了。每一个经常住在仆从厅里的人都有一段用两三部书也写不完的历史：他们的骨骼结构、肌肉组织、生殖器官和头脑的构造都还不错，但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中午时分，人们郑重其事地给我洗手。老太婆步履轻捷地下了楼，坐在餐厅的大圆餐桌旁边。桌子上铺着锦缎花纹台布。我坐在她对面，中间隔着那个爱挖苦人的老夫人。从年龄上讲，我们之间相差七十岁，但当时她和我对此还都没有意识到。墙上挂着几幅人物画像，都是从前的艺术爱好者收藏的描写家庭生活的作品，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美有丑，都穿着古代服装。画面上的男人不是一只手揣在兜里，就是双手全揣在兜里，因为作者这样处理人物，要的酬劳比较少。大部分作品都是当地优秀但尚无名声的画家画的（一些名画早被博物馆收藏）；至于其他的画，尤其我爷爷、奶奶的画像，几乎都是很粗劣的，我真难以想象是否还有比这更呆板浮夸的作品。我笨手笨脚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我用叉子叉起的青豆在我的盘子周围形成了一片小树林；奶油巧克力滴在我的白裙子上。要是我们坚持到吃甜食而不出现意外，这种奶油巧克力就会带来预料之中的结果。“把这个孩子带走！”约瑟夫身穿条纹衬衣，带着我走上了通往仆从厅的螺旋楼梯。 一切都像生活本身那样自然地进行着。人们拼命地吞食着从上面送下来的几乎原封未动的饭菜。肉店老板开的发票几乎等同一个大饭馆的支出：下等肉块都喂狗了。吃饭的时候，我被抱到一大摞旧字典上，神气活现。大瓷盘子有蓝色的，有白色的，与碗搭配得当。有汤，有牛奶加咖啡，还有黄油面包片。有时一口咬下去，黄油面包片被咬出一排半圆形的牙印，慢慢地又被浸泡在饮料和酱汁之中。桌上铺着漆布，待擦干净一块地方以后，胖马德兰就趴在上面用铅笔抄写新学的歌曲。这些歌曲肯定都是唱烂了的老调子。马车夫阿尔西德虽然已经年老，但仍然能讨好女人，向患巩膜炎的小马德兰献殷勤。年轻漂亮的司机塞扎尔丝毫不掩饰对巴尔贝的好感。约瑟夫一边吸俄国老板香烟一边浏览旧报纸。女厨子霍尔当斯一副金黄色的面孔，把脑袋从半开着的门缝中伸了出来，乱喊乱叫地附和着那些女人唱起轻佻粗俗的歌曲。是爱国歌曲还是感恩歌，这对我无关紧要：我只觉得她们不会唱歌。 我把她摔在摇摇晃晃的床上…… 我戳了她两三长枪…… 我是屎之女，我是尿之女， 我是上尉之女…… 法兰西总统萨迪·卡诺…… 我们请上帝来家做客…… 大家都气势汹汹地说诺埃米的坏话，因为知道她吃完饭以后总是坐在靠近碗橱的热气孔上面，这些讽刺的话她全听得到，就是骂她的奸细梅拉妮的话也听得一清二楚。但是，还能隐隐约约地听见一种柔和细微的流水声音。声音来自乳制品作坊，是用粗木棍在奶桶里搅动的沙沙声。油腻的液体慢慢地变成了黄油。小玛丽有点儿咳嗽，不时地将她的两只总是温热的手伸进搅奶桶里，直到把最后一滴微微发蓝的奶刮出来，做一只好看的黄面包，再用纸包起来。没用完的黄油再加上盐，装在粗陶罐里，留着以后再用。直到天黑，小玛丽披着黑披肩回村的时候，这沙沙的声音才停止。我心想，在上面用心读书的米歇尔是不是也会听见这种声音。这种搅拌声音，有点令人讨厌，又有点儿让人安然自若，这是一种大杂烩的声音，但是我无法确切地表达出来。 很久以来，巴尔贝自脱下她的英国海蓝色护士制服以后就没有再穿过。这是米歇尔出于对英国的喜爱给她买的。她穿着很得体，既像回家休假的名门之家的女仆，又像不愿引起人们注意的上流社会的女士。我很喜欢她。我听说我生下来之后，是她给我洗的第一次澡。后来，她每天都给我洗澡，洗完后擦干身子，搽爽身粉，给我穿好衣服，带着我出去散步：在我很小的时候，每次进城，她都用带子拴着我的胳膊，像牵着一只小狗，寸步不离地领着我。在室外散步，空气新鲜。她还经常去逛商店，而且还总是在商店的门口偶然遇到她认识的先生。然后去茶点铺。在我的孩提时期，她非常喜爱我的肉体，像许多女人喜爱年幼的孩子一样，是不自觉的。我记得，在我两三岁的时候，她把我从折叠床上抱起来，狂热地吻遍我的全身，甚至吻我自己无法看见的地方，因此可以说，是她描绘出了我身体的轮廓。我相信性欲是在童年时期产生的，但这些完全触摸式的感知还不具有色情的意义：我的性欲还没有发出嫩芽，还没有长出绿叶。后来，巴尔贝的这种冲动消失了，但对我的热吻有增无减。这差不多是我领受到的仅有的热吻。当然让娜也吻过我，但她不经常与我在一起。我的法国父亲米歇尔也非常喜欢我，吻我，但他只是每天晚上才拥抱我，吻我，只不过是按规矩行事而已。巴尔贝不是毫无魅力的女人。尽管米歇尔对与下人之间的爱情持藐视的态度，但他在丧妇之后初期，很可能与巴尔贝有过肉体的接触。不论怎样，巴尔贝太理智，不会妄想充当女主人。但她不仅喜欢男人，而且还想多弄钱，尽管她收入丰厚。因此，巴尔贝在大公国时常去妓院，冬天路经巴黎或有时路经布鲁塞尔的时候也如此。那时电影院很多。在晴朗的下午，当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她将我带到电影院，与我并排坐在后排的座位上，等灯光一暗下来，她告诉我不要怕，然后就离开了，在散场之前再回来找我。作为孩子的我的确不怕。在银幕上，一架音色嘶哑的钢琴演奏着几乎无变化的乐曲，乐音只有快速、庄重与柔和的区别。快节奏，犹如马在奔腾；庄重表现悲怆；柔和则表现出月色溶溶的效果。我看一会儿睡一会儿，睡一会儿又看一会儿，只记得当红女演员罗宾小姐在床上被一大堆鲜花窒息时的苍白面孔；而身穿伊丽莎白时期服装的萨拉·伯恩哈特夫人使我怕得要命，因此，我夜里睡觉，不得不让卧室的夜灯彻夜长明。巴尔贝总是在约定的时间回到电影院。回到家以后，她详细地告诉我，如果我父亲问起，我应该如何回答他。我有时觉得回答得没有把握，就抬头看着巴尔贝，意思是问她我说的是否对。我的神色和吞吞吐吐的回答使米歇尔产生了怀疑。他怀疑巴尔贝虐待我，起码威吓我不说真话。但他怀疑错了。事实上，几乎在一生中，如果遇事犹豫不决，我总习惯用征询的目光看着我的同伴，以便知道他们是否同意我的说法。这种伴随着害怕的信任目光根源就在此。 但看电影的把戏并不可靠。电影院女引座员（巴尔贝肯定与她有串通）或某个好心的女观众，可能会同情我这个被遗弃的小女孩儿，更不用说那种黑色小说里的现代人物会把小孩拐走，于是干脆把我带到她赚钱的地方。我被安顿在客厅里。我感觉很好。客厅里有男有女。先生们的表链上挂着小饰物，女士们半披着披肩，我觉得他们与黑山城堡仆从厅里的大人物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女士们的衣着更轻便）。这些人倒在我身上看到一种童真无辜的象征。有一天，他们竟把我抱到桌子上，让我唱歌或背诗。我不会唱歌，但从米歇尔给我抄写的一大本诗集中，倒零零碎碎地记得几句。“就像有人在掌着灯行进……当鹈鹕长途跋涉而疲惫不堪……如此纯净，一声叹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自由地升至上帝面前。”毫无疑问，他们肯定没听到过这样的诗句，可能也不明白我嘟嘟哝哝地背诵了些什么。巴尔贝回来了，她戴着帽子和手套，谢过他们以后就领着我走了。我相信，这样的事只发生过两三次，因为总会有人告密，尤其那些女人。 米歇尔在黑山城堡收到了匿名信。自诺埃米去世以后，这地方也变了。这个星期，米歇尔接待了莉娅娜、我的同父异母兄弟和他的未婚妻及其他人。莉娅娜是米歇尔的临时情妇，我们已经见过面，她是个临时补缺的角色。我的同父异母兄弟说要结婚，米歇尔当然也不反对这桩婚姻，因为他想趁机一劳永逸地甩掉这个讨厌鬼。他的未婚妻有点儿胖，由似乎疯疯癫癫的母亲陪伴着。至于其他的人，我就不认识了。这些人都主张把巴尔贝赶走。米歇尔没有把她去窑子的事看得太严重，但又不能由着一个孩子的保姆干这种事。他让来访者玩了一个小花招，这可能是因为他性格懦弱，但心肠好，做事又果断，或许因为我在前文中讨论过的奇特的无所谓态度。第二天我们全家出去游玩。我们分乘两辆汽车。我感到奇怪的是，巴尔贝没有与我们一起去。大人们告诉我，她马上就会赶上我们。 我回忆不起来我那天是如何度过的。我们晚上才回到家。我一进大门就喊巴尔贝，跑着上了小塔楼的楼梯。我们两个人的床靠在一起。她的床收拾干净了，也不知道她的被褥哪里去了。我跑到走廊里，头靠在装饰着深暗色铜版画的墙上。我最后走到诺埃米的房间，现在是米歇尔的卧室。他拉着我的手说，巴尔贝被她家的人叫回去了，可能要在家里住几个星期的时间。她的老家在比利时的哈塞尔特与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之间。他还叫我不要这样大声哭。在以后的几天里，我给巴尔贝寄了几张明信片，叫她回来。明信片上的字有很多拼写错了。她很长时间以后才给我回了一封很短但充满真情的信，告诉我她与哈塞尔特的一个农民结了婚。 巴尔贝永远地走了，我也慢慢习惯了，但我感到心情沉重，因为大人们对我说了谎话。从今以后，我不再相信任何人了，包括米歇尔。米歇尔很久以后才告诉我，由于我长大了，他怕我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接受巴尔贝堕落的生活方式，甚至模仿她说话的声调。他还告诉我，由于巴尔贝与塞扎尔坠入了情网，他怕他们在小塔楼里当着我的面干出淫荡的事。在他的担心中，还可能有点儿吃这个漂亮而自负的小伙子的醋。事实上，巴尔贝在小塔楼里给我的印象是为人很稳重，完全不像她在其他时候的表现。她在厕所里的浴缸洗完澡以后，手上拿着蜡烛台，光着身子穿过大房间，在白色的墙上映出她那高大的身影。她走到火炉旁边，坐下后先擦脚，再用浮石磨。她的脚趾甲很长，脚趾互相叠在一起，脚上这里一块老茧，那里一个硬包，很难看。但是从她显示出来的身影看，她有两只丰满的乳房和微微下垂的肚子，体形很优美。 在巴尔贝离开之前不久，那只老狗特里埃就死了。它活了十二年，已经不错了，但这对于一只受到良好饲养的狗来说，不一定是最终年限。它受到了什么良好的饲养呢？这只狗先跟随着费尔南德和米歇尔神气活现地周游欧洲三年之后，成了我私人所有。它小心谨慎地守着我的摇篮床，跟在我身后在黑山城堡的路上散步。在蒙特卡洛，由于鸽子满天飞，它老是汪汪地吠个不停。在巴黎的布洛涅树林里见了鸭子也叫。它跟着我在海边走，还跃跃欲试地跳进海水里。我不记得它是否陪我去过斯海弗宁恩，受到了克莱芒和阿可塞勒的狗的恶意对待还是友好欢迎？可是在黑山城堡，诺埃米不让它进房间，怕它带钩的爪子把地板弄脏。这只狗的确老了。在它生命的最后几年，它与阿尔西德睡在马厩里，我每天早晨都到那里去看它。我给它甜食吃，与它呆上一会儿，但保姆总是觉得我呆得时间太长。我抚摩它一会儿，就被带着走开了。人们已经看出，我很听话。特里埃最后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它像被饲养人员挑选出来的许多德国短腿猎狗一样，拖着长长的身子，很难看。特里埃患有脊椎病。它不能爬楼梯，但睡在下面的干草上，爬不爬楼梯没关系。它只能拖着四肢爬出马厩来看我，高兴得又是哼哼唧唧又是狂喊乱叫，它的臀部瘫痪了，只能在院子的地面上拖着身子往前爬，爬过的地方留下几道血印。它看见我那种高兴的样子使我惊慌失措：动物对人的爱表明，人虽然给予的很少，但却被视为太阳。假如我年龄再大一些，我本来会要求把它昼夜留在我身边，努力给它一点儿温情。这种温情是临终的人和动物都需要的。但孩子是怯懦的。一天早晨，阿尔西德开了一枪，我甚至还没被枪声惊醒。在过去，这是结束一个长期处于生命垂危的可爱动物最简便易行的方法，不像现在可以采用注射的方法。“亲爱的姨妈，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您，我太难过了，因为我的可怜的特里埃死了。”这是我写给我的残疾姨妈的信的开头，是我偶发异想才寄给她的。这也是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从而开始了我的创作生涯。 在这些一鳞半爪的回忆中，我还要在此谈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奇迹，而且是在奇迹出现之后才被人意识到的：那就是读书的发现。当二十六个字母不仅仅是在白纸上随意组合、难以理解而且又不好看的线条的时候，那么，每一个字母就成为通往别的世纪别的国度的门户，使我们了解到在生活中永远遇不到的众多存在，哪怕只是一个将改变我们思想的思想，一个将使我们生活得更好的概念，这样，我们起码不会比昨天更愚昧无知。我从来没有小人书。我觉得塞居尔夫人的粉红色烫金巨著是废话连篇，语言粗俗：她通过一个成年人讲的故事，对儿童进行污蔑和愚弄。我感到于勒·凡尔纳的故事无聊，可能只有小男孩儿感兴趣。我爱读《白雪公主》、《睡美人》和《卖火柴的小女孩》，但这些故事是我在读书以前就知道的。给我讲这些故事的，有声调雄浑的男子，也有声音低沉柔和的女子。不久以后，我父亲又让我阅读了许多“经典作品”；我在七至十八岁之间浏览了所有法国文学作品和起码一部分英国文学作品。为了追源溯流，我还学了拉丁文和希腊文。怀疑论者会说读书过早无益，因为儿童能读但不能理解，起码在最初几年是如此。我认为正相反，儿童能够理解某些内容，即使暂时不太理解的，以后也会理解，因此这样的教育必不可缺少。 但是，在不久以前的一次偶然机会中，米歇尔在一家书店买了一部著作，这是为大人写的书，内容新奇。是一个叫蕾娜-蒙特劳（但愿我没记错这个名字）写的理想主义的基督教小说，但我不知道她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小说讲的是公元一世纪中期耶稣信徒避难埃及的故事。我觉得这部作品（书名为《第九个小时以后》）现在好像被人们遗忘了。一个秋天的早晨，当我们正要离开黑山城堡的时候，我在米歇尔的床头柜上发现了这本书。保姆正在为米歇尔和我收拾行装，怕我乱拿乱动东西，就把我送到我父亲的房间。米歇尔也在收拾行李箱。十月的天气已经转冷，他叫我到他的挂着幔帐的床上，钻进绿鸭绒被子里。我拿起那本书，随便打开看着：书中大部分对话和描写我都不懂，但有几行我还是看明白了。讲的是有几个人坐在尼罗河畔（我知道尼罗河在地图的什么地方吗？），看着一只紫红色（我知道紫红色是什么样子吗？）的帆船顺风航行，背景是绿色的棕榈林和橙黄色的沙漠。我觉得落日的景色更加光辉灿烂；那几个人看着“帆船顺风航行”，至于他们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一种奇妙的感觉在我身上油然而生，而且非常强烈，我不禁合上了书本。在我以后四十年的有意或无意的回忆中，帆船在继续溯流而上，透过棕榈林可以看见火红的太阳正沿着悬崖绝壁下沉，尼罗河的水向北方流淌着。我将会看到，有一个灰色头发的男人站在甲板上哭泣。 ?Titania，中世纪民间传说中的仙后。​?Janus，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能前后瞻望。​?Shekinah，犹太教的上帝。​?Aphrodite，希腊神话中掌管爱与美的女神。​?Siddhartha，释迦牟尼出家前的本名。​?Adonis，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维纳斯的情人，狩猎时受伤而死。维纳斯非常悲痛，诸神受感动，特准许他每年复活六个月，与爱神团聚。此时大地回春，草木繁茂。​?Les Rois Mages，耶稣诞生后，东方三位人士在一颗星星的指引下前去朝拜，并献上羔羊和美酒，又称为三王来朝。​?Leopold Ⅱ（1835-1909），比利时国王，侵占刚果大片领土，实行殖民统治。​?Yser，发源于法国，经比利时流入北海，1914年，比利时和同盟军在此打败德国军队的进攻。​?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法国诗人。作品以动物形象讽刺社会丑行与罪恶。1684年当选为法兰西文学院院士。​?Madame de Ségur（1799-1874），法国作家，作品有《索菲亚的灾难》等。​?Jules Verne（1828-1905），法国小说家，创作有《海底两万里》、《神秘岛》等科幻小说。​ 爱情逸事 与让娜断绝关系，并没有使米歇尔对巴黎产生反感。他还时常在冬天去南方作短暂停留。我没有陪他去。他只是去尝试一种新“妙计”，但没有成功。赌博的病毒不只寄生在蒙特卡洛。在巴黎，证券经纪人、交易所行情、透支贴现率，都对他产生了吸引力，以期填补自诺埃米去世以来明显出现的财源缺口。他想“搞商业”。这是可能的，但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假设，而他本人并没有搞过。有许多迹象表明，他仍然爱着让娜，只要住得离她不太远就感到高兴，而且如果愿意，他打开镀金的铁栅门，就能看见塞奴斯奇大街。塞奴斯奇大街距离马勒塞尔布大道只相隔几幢楼房。但他没有那样做。 米歇尔在昂坦大街租了一套公寓。由于历史的变迁，昂坦大街改名为埃马纽埃尔三世大街，后来又改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大街。公寓在二楼，房间宽敞。这座楼房现在已经被拆除了。我们的正屋与一条拱顶通道相通，外面朝向第一座庭院。第一座庭院里有黄杨树花坛。黄杨树修剪得很矮，形似百合花。这种布局可能体现了房屋主人的政治观点。有四个房间互相串联，在每个房间里都能看见这个四季常绿的花坛。其他五个房间都朝向第二座庭院，墙壁粉刷得略为逊色。庭院的四周是放杂物的地方，后来改为车库，米歇尔一反图舒适的常态，这次选择了那个显然是做客厅的主要房间，将带有天盖的床、写字台、两把皮扶手椅和几百本书籍全布置在里面。两把扶手椅放在壁炉旁边。 我的房间也对着那个庭院，相隔三个窗子。在我们来这里的前两天，对面那栋漂亮的楼房里发生了一桩丧事。死者是一家之长。我与两个保姆站在窗子前，听着锤子钉棺材的敲打声，真感到可怕。“好像是一个既有钱又有名气的人。”女厨子说。想象着这个既有钱又有名气的先生躺在棺材里的样子，不禁让人毛骨悚然。深夜，我被一个小男孩儿的呜咽声惊醒了。那实际是哭声。小男孩儿十三岁，是死者的儿子。我一直没有看见他，因为不久以后，他们全家都搬走了。我一个人站在黑暗里，也呜咽地哭了，然后又发疯似的笑，笑完之后又觉得羞愧。我难道没有良心？直到现在，我仍然很吃惊当时自己的反应。 对我来说，具有些许外省风情的巴黎不复存在了。住王宫饭店，在王后步行街和加布里埃尔大街漫步，去让娜家与克莱芒和阿可塞勒吃点心，玩游戏，所有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了。我们玩的是象牙棒游戏和跳鹅游戏。象牙棒很容易弄断，我们都屏住气，玩得很认真。（最后一次去玩的时候，看见花冠落在银水盆里游动着，我们也都屏住气。）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她是一个长得干瘪动作呆板的布列塔尼女人。她当时不情愿地承认自己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她的光辉经历开始于教麦克-马洪元帅的子女学认字，在以后的二十年中，她又做了一个年轻子爵夫人的女伴。子爵夫人也是布列塔尼人。她患了脊髓病，早对她的女主人的弟弟默默地怀有一种纯洁的感情，女主人的弟弟也有同感。她把我带到糕点铺吃点心，她有时为了解馋，自己也要一杯香槟酒。她坐在小姑娘对面，用手绢擦着眼泪，点点滴滴地谈到自己过去的爱情。讲也是白讲。我不能理解，她这个被关节炎折磨得动作呆板的躯体，跟着我这个活泼的小孩儿是够不容易的；我也无法想象，这躯体里也曾有过一颗少女心。 除了算术，她什么也不教。她的算术也很差劲儿，因此，我后来不得不重新学。米歇尔教我语法，坚持让我在应用中学。英语与法语交叉着学，并用无穷无尽的阅读来充实。只要他晚上不出门，我们就读书。他给我读拉辛、圣西门、夏多勃里昂和福楼拜的著作。读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诸神渴了》和洛蒂的《吴哥朝圣者》，还与莎士比亚的作品穿插着读。有时遇到不好给我读的段落，他犹豫一下之后，干脆跳过去；但这无关紧要，因为读完以后他把书给我，让我自己看。他叫这位年已古稀的小姐带我在巴黎看一些名胜古迹。小教堂、克吕尼博物馆、无辜者喷泉和赎罪小教堂是我常去的地方。克吕尼博物馆里有古罗马公共浴池，里面阴冷。当我进去参观的时候，我的家庭女教师穿着紫色毛衣站在门口等我。荣军院的拿破仑皇帝墓当然也看。对这位小姐来说，这可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她的祖先属于王族，曾经在皇家军队效力。我父亲叫她每个星期带我去卢浮宫两次。我每次去都看不厌。在九至十一岁两年之间，一种既抽象又非常肉感的东西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对颜色、人体形态和希腊裸体画颇感兴趣，对生活也产生了乐趣和荣誉感。普桑的大树和克洛德·洛兰的小树林在我身上生了根；达·芬奇的圣约翰和巴克斯站在岩洞口，手指着一种微弱的光线，我不知道是什么光线；我非常喜欢从帕台农神庙的檐壁取下的小头像，我真想去吻它。 当然，我在观看几部大型戏剧和时髦戏剧的时候见过当时的一些名演员。我记不起是不是见过萨拉·伯恩哈特演的《雏鹰》，但我又见过雷加讷。我觉得《仓克列鸡》滑稽可笑。我从穆内-苏利演的《波利耶克特》发现了一个如同从地下冒出来的完好无损塑像似的人物邓肯国王。他的确是瞎子，由两个孩子领路，在大谈什么洁净的天空，天上飞着燕子；他还向那些将要杀害他的人致意，因为他看不见谁是刽子手。我作为孩子，亲眼看见的巴黎，使我置身于过去几个世纪的溟茫时空之中。协和广场是与拉美西斯二世和大革命同一时代的产物。巴黎有各种教派的教堂，颇具异国情调。我以后会有机会前往这些国家。在不同教派的教堂里，祈祷和唱圣歌的方式都不相同：穷人圣朱利安教堂和他的古叙利亚礼拜仪式，希腊和罗马尼亚东正教教堂，亚美尼亚教堂的木铃，在复活节上将大蜡烛连在一起，导火索一点燃，全都燃烧起来。（“要是能这样生育子女有多好。”米歇尔若有所思地嘟哝道。）让娜和埃贡都是新教教徒，非常喜欢教堂的斯洛文尼亚语圣歌，带米歇尔去过达卢街的俄国教堂。一切都像在蒙特卡洛一样，我父亲让我观看了有趣的戏剧《奥特罗》。看过这部戏剧，像吃了一块光滑的粉红色冰激凌，但是他没有太强调这部戏剧为什么出名，只是告诉我历史上的几个滑稽可笑的人物，也没有做更多的解释。易斯沃尔斯基大使身穿礼服，手戴淡黄手套，拿着大礼帽向门的内哥罗老国王、门的内哥罗的两位公主和梅克伦堡-什未林大公夫人致意。国王头戴皮帽，正坐在他的新汽车里。两位公主很快就暴露出是阴谋的可怕策划者。大公夫人是储君的岳母，膝下半跪着一些女士，都佩戴着钻石和绿松石，手套的口开得很大，以显示戒指上的巨大宝石。在一九一五年久居英国回来以后，我还会在寒风中看见他们中的几个幽灵。 一天，米歇尔在走动着的人群中看到了埃贡。两个人相隔只有几步远。他们很不自然地互相点了点头。米歇尔尽管不承认，但他太喜欢让娜了，因此对埃贡不能不表现出一种苦涩的友情。无论是否被丑闻环绕，他和那个曾在斯海弗宁恩的路上与米歇尔谈了很长时间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 “您经常到这里来？” “这里的乐曲与我创作的乐曲不同，但我喜欢。这种唱腔……” 这时，唱诗班高昂的低音传了过来。 “德·乐瓦尔夫人好吗？” “让娜还是老样子。” 一列信徒排队走到他们钟爱的圣像前，点燃了蜡烛。他们俩被人群分开了。米歇尔怕我丢失在人群里，牵着我的手走下了楼梯。他讨厌与埃贡这样的相遇。他记得，在荷兰的时候，埃贡责备他不敢当着他的面直呼让娜的名字，说他是伪善。我们在楼梯下遇到了米歇尔的妹夫德·帕伯爵。德·帕伯爵答应与他一起从达卢街步行到昂坦大街，去我们家吃饭（这种良好的关系很快中断了）、德·帕伯爵以后宁死也不再去异教派教堂了。 米歇尔承认自己错了。他心里承认，在他经历过最初的讨厌和苦恼之后，罗马丑闻在他身上激起了一股粗俗的希望，相信让娜会抛弃名誉扫地的丈夫，然而，这位少妇所做的却完全相反。他事先为自己设想的幸福，是建筑在她的痛苦之上的自私自利的幸福。他那天的胡言乱语所产生的影响是永远无法洗刷清的。（他自称是混蛋。）但知道让娜对他有看法，反而激起了他对这个让娜的憎恨，她回答的“不”过于仓促，过于生硬了。她起码得犹豫片刻再回答他……发生这件事的前一天，在费德公爵大道上，她受幻象所苦，她找他，等他去救她，如果他知道这件事该多好啊。但这件事，他直到死也不会知道。当寄自罗马的玩具娃娃到达的时候，米歇尔一点儿也不为她在罗马专门抽出时间，为费尔南德的女儿买玩具而感动。他告诉我，他自作主张地把玩具送给了看门人的女儿。自此以后，他对这段狂热的爱情感到太厌倦了，然而他又觉得，这是他惟一理智的爱情。算了，还有别的女人呢。他越发听天由命起来。所有这一切，就像他用一块永不变质的金子换了一把闪亮的金矿砂。 人生的旅程就像银河系那样复杂。乍一看，这一连串的事件，这些约会，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仔细观察，却被一些肉眼难以分辨的线条串联在一起，似乎时而无处收笔，时而又在无限地伸延，从地点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还是地图上的那一些黑点儿，还是那些老地方，不想去也得去，不喜欢去也得去。奥斯坦德对于米歇尔，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该死的地方，但也是命中注定的，不管愿意与否，在生命的每一个转折关头都会与之相逢。正是在那里，还是童年时期，他顺从地成为他父亲一段浪漫爱情的帮凶；也正是在那里，他十五岁的时候与他遇到的第一个妓女同床而眠。在两次开小差和流亡英国期间，他能轻而易举地把那里作为港口，偷渡去里尔看一眼亲人。正是在沙丘中孤零零的别墅里，他请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允许头晕的贝尔特坐在她的藤条扶手椅上休息一会儿；后来，也正是这个善良的老太太见证了一件肮脏的悲惨事件，他除了费尔南德之外没对任何人讲过，甚至让娜可能也一无所知，但这件悲惨事件就像一只沉船的残骸，随时都会浮出水面。也正是在那里，老太太请米歇尔去她那里过为期一星期的复活节，以期减轻他的痛苦。他在那里遇到了费尔南德，费尔南德又将他介绍给了让娜。 这一次，可爱的老太太不在了，房子被一家荷兰人买去了。这家荷兰人正好要在比利时海滨买一套房子。比利时的税收政策没有他们家乡严。富勒格尔男爵夫人（这是一条新线索，但不如另一条保持得紧）是范·T夫人的远亲，为人轻佻，她们不经常来往。别墅粉刷一新，随着科内利亚·富勒格尔的迁入，为之带来了生气、愉快和喧闹。她丈夫沉默寡言，大小事皆不过问。她的三个女儿可爱漂亮。奥黛特三十多岁，在生活中我行我素。她与一个比利时人结婚不久就离了婚，是出身原因还是金钱的因素，人们不得而知。她既轻松，又表现轻浮。她也很迷人。米歇尔是在巴黎认识她的。她在十六区有一处临时住所。当她夏天去奥斯坦德附近看望亲人的时候，米歇尔也跟了去，还说服她带着旅行包和帽盒半路上在黑山城堡歇脚。传说她有半打情夫，当然米歇尔也是其中之一。这是恶语中伤。但这个小女人似乎逃过了《巴黎生活》杂志的闲言碎语，仍然属于上流社会，但换一个人，肯定保不住她现在的地位。她长期与显赫狡猾的法国L侯爵保持着联系。L侯爵靠着在海外的事业建立了自己的家产，获得了某种名声，也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地道的巴黎人：她与侯爵一起游玩，午饭吃在赛马俱乐部，晚饭泡在银塔饭馆。她经常穿着男装，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陪着他去各地游玩。这种游玩其实就是冒险。她总是走在时髦前面，私下所欠巴黎名服装师的钱超过了侯爵的公开信贷；米歇尔觉得这件事很好解决。她为人活泼，爱笑，笑声尖厉清脆。她总是什么都想做，乘汽艇游玩，在咖啡馆听唱歌，彻夜不眠，大多数女人熬夜后会像她们的崇拜者献给的鲜花一样，一个个地发蔫儿，而她却光艳无比，米歇尔根本没有怀疑她是涂了脂粉。只是她说话的声音经常沙哑，说明她熬夜过度。 侯爵是个有原则的男人，在贝里的家中与妻子和四个子女一起过夏天。年轻的F女男爵（她又重拾家族的姓氏）既不是他的正式情妇，也不是由他供养的女人，在这个大事业家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她一连几个月，甚至几个季节逍遥自在，他也不在乎。她身边颇有几个仰慕她的男人，也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几乎长期与她形影不离。米歇尔也很快地被她接受。说真的，她分配给米歇尔的时间很少，只在五点钟的茶点到“穿衣”出去吃晚饭这一段时间，这对于一个付出如此心思与殷勤的情夫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想，除了季普的一两部小说，她什么也不读；她去洪都拉斯和苏丹旅游之后只带回了几本滑稽故事集，但是用她的话来说，她“痴情”于这个几乎什么都懂的文人，或不屑写诗的诗人，把他看成天才，而且还精心地保存着“崇高的”情书。但是，她具有上流社会易激动并且夸大其词的怪癖，觉得什么都是崇高的，美好的。米歇尔心想，哪怕她是为了享乐，是不是也太轻佻了。 她是个音乐迷，但她的才华是舞蹈。在当时，具有异国情调的探戈舞虽然产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下层社会，还是颇有争议的新舞蹈”，但已经开始占据音乐厅的舞台，很快也占据了沙龙。她是最早敢于跳这种舞蹈的女人之一。晚上，米歇尔看着她在一家已经半空的俱乐部舞厅与一位“经常出入社交界的男舞蹈演员”一起跳这种舞。这位男舞蹈演员出场费为一个金路易。她滑步，扭腰，故意卖弄风情，既激昂豪放，但又适可而止，这恰像自己不说粗话，就不怕下流歌曲灌耳。她腰肢扭动，腰部线条曲折，几乎难以察觉，一直延伸至脚后跟，这使米歇尔联想到他一直迷恋着的古希腊塔那格拉城的小塑像。他是否还会联想到让娜在海牙跳华尔兹舞的情态？她嘴唇微开，兴致盎然，像腾空而起，在上帝面前翩翩起舞。这里与上帝无关，而是与美貌女子相偕出席晚会，就如同夏日之夜小憩于卡特兰牧场那样惬意。 这时，响起了一声更低沉的乐音。米歇尔为一个不再年轻的女子（她大约五十岁，而他已经五十八岁）燃起了激情。这位女子不一定漂亮，而且丑事绯闻接连不断。而且，她显然染上了重病，但求生的欲望十分强烈，这使得米歇尔不知所措。这是肉欲的激情，起码在开始的时候是如此。她的肉体具有病态的魅力，像一只酸而变质的水果，但是，性欲如若存在，会在米歇尔的身上唤醒或重新燃起更强烈的欲火。这种欲火是对存在的好奇，出自本能的仁慈之心。由于厌倦了别的女人，他越来越频繁出入可疑的阶层，遇到了一个颇有派头的女子。她是斯特拉斯堡一位银行家的女儿，由于厌倦了婚姻和乡间生活，一阵风似的离开了丈夫。她丈夫是马尔西尼司令，住在孚日兵营。这位钟情的丈夫躬身相送。她走了，几乎没带什么行装，将订婚戒指留在床头柜上，还把她认为过时的衣物送给了女仆；司令一直是多情的，将她的两只几乎空的只装着几束花的箱子寄给她。不幸的是，一个浪漫的举动不一定总会带来预期的效果：花寄到的时候，不是枯萎就是发了霉，在箱子的衬里上留下了一些黑斑点。从此以后，丈夫不再为妻子负担债务，也不为她的行为负责，但她继续使用他的姓氏，并且保留着一只镶嵌着真正的伯爵花冠纹章的戒指。当然，大多数人认为花冠是仿制的，姓氏也是假的。米歇尔对此一清二楚。司令在沙勒维尔附近有自己的土地，正好与费尔南德的土地邻近。新近结婚的朱丽艾特·德·马尔西尼认识我母亲费尔南德。我母亲当时还是姑娘。 我在琢磨米歇尔请一位女细密画家画的像。这位细密画家对模特极尽奉承之能事。但这幅画隐约地暴露了这个奇特的女人的某些特征。细长的鼻孔如同两个黑洞，使人有意或无意地联想到死人的脑袋，但灰色的眼睛有点儿斜视，在略显皱痕的眼睑下发着奇异的光；薄薄的嘴唇紧闭着，可能是为了掩盖长得不整齐的牙齿；颧骨突出，面颊凹陷。头发浓密花白，扑着粉，形同王冠，还别着两朵钻石小花，活像一位十八世纪的侯爵夫人。瘦削的肩上披着白鼬皮长披肩；衣服装饰着花边，袒胸露肩，一束帕尔马蝴蝶花掩盖着突出的锁骨下瘪平的胸部。米歇尔有时几乎是迷信地想，她被吸血鬼附了身，欲寻欢作乐而又力不从心：到豪华饭馆大吃大喝，首演，举办画展（尽管她对绘画不感兴趣），出席颇受好评的音乐会（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音乐使她感到恼火），在不太感到痛苦的时候当然也要满足肉体的需要，以证明她这个不听自己使唤的躯体还能讨人喜欢，还能享乐。但她变得越来越瘦了；她爬上几道阶梯来到二楼的客厅以后，便瘫软在扶手椅上。她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公馆，还有许多仆人，管理费用已经超出她的支付能力，但她还得在那里勉强地支撑着。她找公证人像看医生一样频繁。她的东西被男仆偷走了；女厨子的饭做得很糟糕，米歇尔在来她这里用餐之前，习惯先到拉吕饭馆喝点儿汤或吃一盘炒鸡蛋。她勉强度日，因此，来来往往的客人对她的景况产生了怀疑。一些名声欠佳的女人吃着她的小面包，用“你”称呼她，而她却高傲地用“您”称呼对方。她儿子是在耶稣教会长大的，为了作出干一番事业的姿态，已经注册攻读学士学位，也住在这幢楼里。这幢楼房很宽敞，她经常调换着家具和挂毯摆放的位置；地毯商和木工就住在她家附近。一天，米歇尔来与他们吃饭，年轻的音乐爱好者马尔西尼拿出一张由埃贡·德·乐瓦尔签名的音乐节目单。乐瓦尔头天晚上刚在坡莱耶勒音乐厅演奏了一首乐曲。 “您没在门口冒着雨等他？” “没有。我不太熟识他。” 朱丽艾特习惯地耸了耸尖肩膀。大学生不去上课，而与名人交往，这是他自己的事。米歇尔没有说什么。年轻的马尔西尼很漂亮。 著名的外科医生X教授给病人看完病以后，—个劲儿地喝波尔图葡萄酒。他把病情告诉了米歇尔： “可以说，时间不会拖得很久。显然已经向腹腔上方转移了。部分十二指肠切除是可以的……手术有危险性，我的大多数同行不做这种手术。但面对一个有着强烈生活愿望的女人……” “她那一天还告诉我，腋窝里也有一个肿块。” “在她的这个年龄，腺体肿块的变化很慢。但是，要延长她的生命，哪怕延长一年，我刚才说了，手术非做不行。” “您做手术要多少钱？” “这种手术危险性很大，我想怎么也得两万五千法郎。总而言之，做这种手术，是有关我的名声的事。” 米歇尔的脸色都变了。在当时，两万五千法郎是一笔巨款，这对他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这要拿出黑山城堡的一块农场作抵押。他本想把黑山城堡的地产尽快全部出手，这样一来，难度就更大了。 “请您相信我。” 手术做了。前一天，朱丽艾特还与她的供应商讨论利用她不在家的时间把卧室和小客厅重新粉刷一遍。在医院住了几个星期以后，她觉得已经康复，就要求回家。她几乎下不了床，但是，她穿便服也像穿晚礼服一样讲究。她怕还未愈合的伤口有臭味儿，就喷洒香水除臭。米歇尔给她论升地买盖尔兰矿泉水喝。所有的家具上都摆满了蝴蝶花。她几乎不大吃东西，只吃一些浇上香槟酒的鱼子酱和牡蛎。还得靠服用吗啡减轻疼痛。 大学路的这段插曲到此结束了。她丈夫拒绝接受她的那份遗产；米歇尔对是否请拉科罗什收回那颗蓝宝石犹豫不决，这颗蓝宝石还镶嵌着钻石，她非常喜欢。他把蓝宝石交给了年轻的马尔西尼，尽管肯定他会把蓝宝石送到当铺。事实上，年轻人将蓝宝石用作抵押贷款。 米歇尔并有没感到很难过。他为这个女人所做的事超出了人们一般的期望。他以后很少再谈起这个女人。 一月末的天气还是阴沉沉的。奥黛特与她的侯爵去了索马里。米歇尔在她妹妹贝阿塔身边，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他认识贝阿塔已经很久了，但并没有十分在意她。小女子爱说爱笑，让无精打采但性情温柔的年轻女子黯然失色。贝阿塔嫁给了佛兰德一个有封号的家族后代之子为妻。这个家族曾经跟随年轻的查理·德·岗德远征西班牙。查理·德·岗德就是后来的查理五世。阿尔布莱特·德·圣胡安·斯克特·范·德尔·贝格的姓氏中就反映了这个具有西班牙特征的家族的历史。像许多其他家族一样，他们想去新世界淘金，与一个英国勘探者的家族联姻。阿尔布莱特具有西班牙人的突出特征，装腔作势，从容潇洒，血气方刚，是典型的安达卢西亚人；人人都喜欢他，他也使人人开心。他有时也很迷人：例如，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他穿着继承来的耶路撒冷骑士服装去参加一个招待会。我不能肯定那是不是一次化装舞会。作为一个南美共和国公使馆二等秘书，他能常住巴黎，感到很高兴。在萧伯纳笔下的华伦夫人来此告诉英国观众，这里有国际豪华妓院存在的事实以后不久，阿尔布莱特认为这是有关名誉的大事，对所有情况作了全面了解：初出茅庐的少女的名单和价码、出入口以及巴黎与维也纳两城市之间美女身价的差异。 “亲爱的，”他对米歇尔说，“我真不理解你。你住在昂坦大街十九号，离你不远有一家巴黎最好最秘密的妓院。那里有许多女孩儿，还是值得一看的。” “我不喜欢这样的娱乐方式。” “你错了。美丽的姑娘，克雷门蒂娜。”他补充说。他噘着嘴吻着两个指头。这是西班牙人的习惯动作。 这样的丈夫不会碍手碍脚。妻子为他生了四个孩子以后，阿尔布莱特对她多少有点厌倦了，但在外人的眼里，他们的家庭是很和美的。贝阿塔金黄色头发，人很漂亮，在欧仁尼·德拉克鲁瓦大街有一个十分温馨的客厅。室内的装饰也与主人的美貌相衬。她既不寻欢作乐，也不想入非非。她对男人的情意虽然微薄，但既产生于内心，也产生于欲望。米歇尔受优待，每天都来，坐在长沙发上，或灯光下。米歇尔给她带来一些书，她读过几页之后就大谈特谈感想；她很可能只是谈谈而已。米歇尔给她一些小玩意儿，她也不拒绝：一块不太值钱的宝石，或一只十八世纪的针线包，但一被她拿在漂亮的手里翻来覆去地玩，其价值就倍增了。但她尤其喜欢散发着香味儿的花，特别是经过园艺师巧妙的嫁接之后仍然芬芳浓郁的玫瑰花。当她将鲜花贴近脸品味花香的时候，动作很像天使。米歇尔喜爱的，是她的歌声。她的嗓音略微低哑，但音调娇柔，演唱梅特林克的歌曲更是如此。梅特林克的歌曲短小悠扬，在当时非常流行。 “如果他再回来就好了。 “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就说我们等他。” 米歇尔无意地透过灯罩的玫瑰色光环，看着房间黑暗的角落。没有人等他，即使他回来，也没有什么可对他说的。 这三个女人对我的微薄体贴掺杂着漠然，如果说这种体贴存在的话。按照巴黎的说法，奥黛特永远把我看成“小姑娘”，“可爱的小姑娘”。马尔西尼夫人不喜欢孩子，孩子使这个常年生病的女人感到厌烦。我只去过她家一次。她的客厅很大，但光线总是不明不暗。当我走到她面前的时候，她站起来，走到一个大箱子跟前找什么东西，但没找到。她没有耐心找，便摁电铃叫她的侍女。侍女找到了，是一个椭圆形的真丝包裹，还捆着玫瑰色绦带。我照着她们的说法打开一看，是一只大巧克力球，球太大，我用手差点拿不住。大球里面装着几个小球，每个小球里面还装着几个更小的球。我向夫人道了谢，就被人带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 贝阿塔更有温情一些。当我与父亲去她家时，她不是给我一包糖果，就是抚摩着我的头发。但我也照常立即被带到三楼的阁楼游艺室。露易丝是三姊妹中的老三，照看着五个孩子，其中有一个是阿尔布莱特的儿子，现在成了孤儿。她长得不太好看，起码没有她两个姐姐漂亮。但我们喜欢她。她为人热情，会讲有趣的故事，打谜语，侃大山，搞恶作剧。她的恶作剧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而且很可怕。毫无疑问，数百年以来，荷兰的小孩儿在生活中都喜欢冒险，干荒唐事。我们有人装扮国王，有人装扮王后，但反戴着王冠，宝座也是用旧地毯搭在两把椅子之间，往上一坐就陷了下去。她还叫我们到一间黑暗的破旧小屋里找东西，说东西放在右边，但实际上是在左边；露易丝吓得从旁边一间屋里跑出来，那里有一只黑猫躲在壁橱里，看见她就张牙舞爪地向她扑去；我们去的房间里没有壁橱也没有猫，但我们被关在了里面。她对我们说“下雨了”，其实意思是“天晴了”。说反话的游戏几乎成了我们的暗语。这个女性的梯尔·欧伊伦施皮格尔是个乐天派，内心里一直隐藏着对戏剧，尤其对音乐戏剧和古典戏剧的热爱和遗憾。她父母一直没让她登台演戏，她本人也认为自己没有这种才华。然而，她买了一些舞台道具，我们尤其欣赏那只仿造的匕首，用胸口一顶，匕首就缩进柄里。她用匕首扎自己，扎完后倒在枕头上，我们简直看得出了神。 奇怪的是，她经常装死，倒真的死了。她很晚才结婚，嫁给林堡一个非常有名的法官，过了几年幸福生活，后来因为脑溢血瘫痪在床，不会说话，只能呻吟。他们住在马斯特里赫特，丈夫很爱她，几个月以后精神错乱，一刀将妻子捅死，自己也跳进了从窗下流过的默兹河。这起谋杀案与自杀案竟是受人尊敬的法官所为，在全国引起了震惊，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似乎法官动摇了人们对国家司法界的信任，而没有想到他从未像那天那样有良心。 卡洛斯十岁了，长得很胖。我不喜欢他。塞尔日十三岁，是他的堂兄。他瘦身条儿，一头金发，我看着他用灵巧的手拆装着我们的颇为复杂的积木，真有几分眼花缭乱。但我觉得他很凶。我不喜欢他用绘画木炭在玩具娃娃的两腿之间乱画生殖器，他有时还把娃娃的两条腿捭裂了缝。其实，这是一个接近青春期的孩子心情烦躁的表现。约兰德是贝阿塔的大女儿，已经十四岁，几乎像一个成年女子。我喜欢她的二女儿法妮，她十二岁，比我“大”两岁。我从来没敢对她说我钦佩她。我后来又从几个西班牙圣像上发现了她的这些特征，绿眼睛，波浪式的头发和自豪的眼神。但是，我却与和我同岁的贝阿特利克斯形影不离。我们一起在欧仁尼·德拉克鲁瓦大街小花园里的草地上打滚，夏天在奥斯坦德附近的别墅周围玩。那一年，我父亲又一次带我去奥斯坦德小住了一段时间。那里沙丘很高，草很锋利。我们一起拔草玩，蹭得浑身痒痒，不小心还会划破手，有时划破皮肤，直往外冒血。有一天，我们学着露易丝玩恶作剧，用红漆在膝盖和胳膊上涂上很大的伤口。贝阿塔差点儿被吓晕了，但露易丝哈哈大笑起来，这才使她放了心。另一方面，我与贝阿特利克斯亲近，他搂着我，我们耳朵咬耳朵地说悄悄话。这引起了大人们的担心，就不动声色地把我们分开了。这是对孩子天真无邪性格的误解。我第一次有了与我同年龄身高相似的同伴，而不再是来黑山城堡玩几天并无交情的表姊妹。或者再往以前追溯，还有圣让-卡佩尔的孩子们，他们与我一起从长满草的斜坡上滚下来。当铁栅门敞开的时候，我们还进去摘尚未成熟的苹果吃。我这才开始明白，只要是一个与我们同龄的人，不论是男是女，就可能爱他，也可能恨他，可能与他打架，也可能拥抱他。对我来说，克莱芒和阿可塞勒只是很小的孩子（“您看，我在当时已经很懂事了。”克莱芒把过去的照片拿给我看，他说，“我已经吻您的手了。”），就像我当时也只是一个很小的女孩儿一样。这一次，我来到了从童年进入成年时期的一些混乱区域，在那里，一旦进入舞会，就别想再出来。 我还有父亲当年的二张快照。他正与刚去非洲旅游归来的奥黛特穿过香榭丽舍大街。米歇尔身材高大，腰杆挺直，穿着在伦敦定做的衣服，很英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也越来越潇洒，他迈着大步，走得很快，而奥黛特穿着紧下摆的裙子，两个人的脚步很难合拍；奥黛特还戴着那年春季的时髦大帽，帽檐蹭着米歇尔的肩头。他们显得很高兴：少妇有着时装模特的漂亮相貌，米歇尔能陪着她散步，感到十分自豪。奥黛特对有这样的朋友作陪也觉得很满意，正像她所说的，他“出身高贵”，与他在一起，L侯爵如果看见也不会说她有失身份。这个时期相对来说是短暂的，再过几个月将随着一个响雷宣告结束。在此期间，我对米歇尔的看法发生了一种变化，类似的变化还教会我分辨甚至判断一起与我玩耍的伙伴们。我知道，我算是白与贝阿特利克斯嘴对嘴亲吻了，我在玩游戏的时候有时会把他忘掉，而去找另一个更可爱的女伴；我知道，约兰德虽然以贵妇的气度给我留下了好印象，但她对我们和狗都是很凶的；我知道塞尔日漂亮，但他让我感到有点害怕。这种新的敏锐感可能还是一种收获；但与孩童时期好思索的特点相比，肯定是一个损失。米歇尔的所作所为被判断着，被仔细地观察着。我已经意识到，他不再完全是一个有着房地产穿着乡巴佬服装的父亲了，不再是一个每天早晨带着我围着公园转大圈子的父亲了，不再是一个还得花上很长时间为我放羊的父亲了。他也不再是一个每天出去吃晚饭之前还得提前一个小时回家看着我背希腊文字母，修改我的拉丁文变格作业的父亲了。他更不是（但这样的回忆还是绝无仅有的）这样一个有点儿心神不安的男人了：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当时大约五岁），他坐在黑山城堡偶然起用的客厅里，让发低烧的我躺在他的双膝上，唱着摇篮曲设法让我入睡。摇篮曲是瓦格纳为沃坦谱写的，当沃坦让被火焰围困的女儿布伦希尔德陷入沉睡的时候就唱着这首摇篮曲——多，多，孩子，多……但他不是瓦格纳，唱的声音很低，唱腔略微沙哑，而且肯定也没能对我起到催眠的效果。于是，我慢慢地并且怀着一种苦涩的心情发现，那些在米歇尔身边不停打转的少妇不仅爱慕他，而且奉承他。 他开玩笑，逗得人们直笑；他说风趣话，人们也笑着听；他与别人交谈，能对答如流。在巴黎，人们信任他，与他一起去富凯美食厅。他不自个儿去。或者像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在世的时候一样，还去一些小剧院。在沙丘别墅，他看人们玩字谜游戏。玩这种游戏时，兴高采烈的富勒格尔女男爵让客人披着披肩和天鹅绒门帘，打扮成滑稽可笑的样子；他甚至还亲自参加，更增加了活跃的气氛。他长时间呆在赌场，上午喝波尔图葡萄酒，晚上看小歌剧，然后吃清淡的配香槟酒的夜点心。他只不过是上流社会的一个男人而已。我还觉得他读书比以前少了，或者仅仅读来自巴黎的报刊，而且一收到报刊，连拆封条也是匆匆忙忙的；但我觉得，他看交易所市价表的时候没有那么焦虑不安了。 中午时分，年轻的美女和朋友蜂拥而至，躺在沙滩上。他们穿的游泳衣是当时最开放的，但皮肤的裸露还是羞答答的。一天，奥黛特大胆地穿了一件白色紧身游泳衣，简直像一个仙女，或者像伯拉克西特列斯雕塑的芙莱妮。但白色紧身游泳衣一沾水便完全贴在身上，就显得更加透明。米歇尔不得不走到水边，献殷勤地递给她一条浴巾，以免引起游泳者和过路人的反感。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之前不久，我开始做了两件不光彩的事。第一件是偷窃。卡洛斯将他收到的一份生日礼物小纸牌拿给我看，在此之前，从来对纸牌不感兴趣的我竟然喜欢上了。我偷偷地把小纸牌拿走了。在乘出租车从欧仁尼·德拉克鲁瓦大街到昂坦大街的路上，我觉得装在我的小包里的五十二张小纸牌的分量越来越重。回到家，我刚刚走上楼梯就呜咽着摔倒了。女仆吓坏了，赶忙跑过来叫人打开房门，几乎是把我抱进房间里的。我还是一个劲儿地哭泣。米歇尔过来了，我把犯罪的事实告诉了他。“得了，得了，”米歇尔说，“明天上午给他带去就是啦。”我照办了。两个堂兄弟正在搭一条电动铁路，还配备了三个等级的车厢，安装了红绿灯，用纸板设置路障和地下通道。我不知道自己结结巴巴地说了些什么，卡洛斯把小纸牌接过去，放在一个桌子角上，也没问我是偷走的还是无意中拿走的。 第二件不光彩的事是说谎。我不认为我是爱说谎的人，然而我虚构了一个故事。一天晚上，我告诉保姆和女厨子，米歇尔刚刚给了圣胡安夫人一大束金玫瑰花，说得她们瞠目结舌。然而，这只是一束黄色玫瑰花。保姆和女厨子很反感，但并不感到惊奇：谁都知道，先生送礼出手很大方。不出意料，事情让米歇尔知道了，他疼爱地对我说： “这是说谎，让娜·德·乐瓦尔永远不会做这样的事。（你还记得让娜·德·乐瓦尔吗？）你知道，那是一束鲜花。为什么要说是金的呢？” “为了说得更好听一些。”我低着头说。 “让娜知道，只有说实话才是好听的，”他说，“你应该记住这一点。” 我真想告诉他，按照他所说的，根据照片和我的模糊回忆，让娜很漂亮，她不需要用乱七八糟的绦带扎在身上美化自己。这两件事本来会引起我对这个太完美的女人的仇恨，但却使我感到高兴。米歇尔从来没有以教训的口气对我说话。他相信一个出身高贵的人是不会作恶的，即使摔倒，也会马上爬起来。从某些方面来说，他是对的。我觉得，我天生需要的不仅仅是学习，而且还要自我完善，每天都强烈地希望做得比头一天更好。但我不知道这种需要从何而来。米歇尔亲口告诉我的让娜的这几句话为我指明了方向。后来，我又听到了一些比任何忠告都让我感动的话。假如身在远方的让娜没有对我进行过培育，我肯定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年轻的女人拒绝了米歇尔的要求，不仅刺痛了他的傲气，而且伤害了他仍然对她怀有的爱情，但由此给他造成的创伤慢慢地愈合了。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好像根本没那回事似的，但怨恨与敬佩似乎是两码事儿。越是敬佩，就越怨恨。人们会说，一个被爱着的女人，即使招致他人的愤怒甚至憎恶，她的形象就像夏日暴风雨之夜出现在天空的月亮，因为是从冥蒙的低云层升起的，会显得更加高大，更加光辉。 我又见到了她。我们在一家新旅馆住了两个星期。新旅馆遮住了沙丘别墅的视线。那里好像是奥斯坦德的延伸，地处偏远，有一个孤寂的很小而且不太像样的豪华浴场。米歇尔让一个女仆陪我坐火车到布鲁塞尔小住一天，去看望我的残疾姨妈。那正是姨妈的四十三岁生日。这是我最后一次去看望她，尽管她以后起码又活了十年。但是，与让娜及她丈夫失和，这在某种情况下切断了我们去荷兰的路，而且在黑山城堡出售以后，我们永远地离开了北部省，还有即将爆发的战争，这对我们来说，比利时不存在了，好像它从来就没存在似的。我只是在十六年以后才再一次看到海牙和布鲁塞尔。我姨妈为来向她祝寿的女士们举行了一次茶会。茶会在露台举行。残疾姨妈喜欢露台，她很少离开这里。桌子上铺着台布，摆放着绣花餐巾和重大节日才使用的瓷器。盘子里是美味的点心。人们匆忙地给我穿上“做客时才穿的连衣裙”。客人多数都是中年妇女。也有上了年纪的，都是女主人的亲属或老朋友。由于姨妈是残疾人，她的年龄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出二十岁。客人都穿着古板的礼服，不是连衣裙就是套服，还饰有花边及其他各种装饰，我觉得她们都是些有点儿过时的人物。让娜也在场。她去海牙看过母亲后，中途在布鲁塞尔停留，为我姨妈祝寿。埃贡没与她一起去。她还没有变样。她戴着大帽子，帽子上既没有插鸵鸟羽翎，也没有鸟形饰物，容貌依然如旧，按当时的礼仪规范，一个讲礼仪的女人坐姿都是双膝稍微并拢，手套半脱，而她却把手套脱下来放在桌子上，交叉着腿，这似乎赋予她一种洒脱自如。但这种姿势使人感到惊奇。她穿着到膝弯的银灰色短裙，斜开着口，露出了几厘米长的薄长袜和矮筒靴，而不是当时大多数女人穿的带纽扣的高帮皮鞋。她向我伸出双臂。我高兴地扑到她怀里。她对我出自心灵、内心和身体的吻，立刻又使我享受到了过去的那种平易近人的亲密感，尽管我们的离别才仅仅四年，但对我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这等于我的半生。我本来还要对她丈夫说几句话，这个年轻人过去经常帮着我在海边沙滩上建筑城堡，城堡刚建好就被海水冲走了。但有她在场，我就心满意足了。大门铃响了，又有什么夫人来了。我被带到了一边。我并不感到不高兴。只要知道她还是那么漂亮，还是那么仁慈就够了。 ?Patrice de Mac-Mahon（1808-1893），法国陆军将领，曾任总统，镇压巴黎公社。​?Jean Racine（1639-1699），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Henri de Saint-Simon（1760-1825），法国社会理论家。​?Fran?is-Auguste-René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外交家、浪漫主义作家。​?Gustave Flaubert（1821-1880），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家、小说家。​?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作家。​?Nicolas Poussin（1594-1665），法国画家。​?Claude Lorrain（1600-1682），法国风景画家。​?雅典卫城上供奉希腊女神雅典娜的神庙。​?Chantecler，罗斯丹（Edmond Rostand，1868-1918）的诗剧，以动物象征人的怪癖和贪欲。​?Mounet-Sully（1841-1916），法国悲剧演员，《波利耶克特》为高乃依的悲剧，表现了基督教教义的伟大。​?King Dancun，莎士比亚所著悲剧《麦克白》中的苏格兰老国王，被大将麦克白所杀。​?RamsesⅡ（前1304-前1239），古埃及第十九王朝第三代国王，在位时扩建卢克索神庙。巴黎协和广场的方尖碑由埃及总督所赠，1836年移自卢克索神庙。​?Charles Ⅴ（1500-1558），圣日耳曼帝国皇帝，生于荷兰岗德。​?Till Eulenspiegel，中古时期德国民间故事中滑稽的魔术师。​?Wotan，又称奥丁，北欧神话中的众神之王，世界的统治者。​?Phryne，希腊名妓。​ 大地在颤抖 （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 今年巴黎的春天到七月才结束。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大城市的气氛如此令人感到轻松愉快。对此，当时的其他作家会比我描述得更好。剧院里的早场演出，俄国芭蕾舞好戏连台；我太年轻，还不能追逐时髦，甚至不知道舞蹈演员的名字，但有许多东西引起了我更大的兴趣。吉美博物馆很像东方市场，没有现在那种雕塑馆呈现给人的教科书式的美，然而展品丰富，能满足我的儿童欲望；有加耶从安蒂诺波利斯带来的埃及前王朝时期的木乃伊。木乃伊好像在消失之后，又从沙漠里钻了出来，几十年之后，我将去这片沙漠中漫游；还有印度佛像，我以后也将游历印度。有一排日本屏风是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的，使我终生难忘。米歇尔虽然不喜欢古典音乐，但出于尽义务，还是带我去听了几次，格鲁克的咏叹调使我懂得纯正的音乐是存在的。米歇尔似乎暂时放弃了与女友的往来，将自己的女儿当成了小伙伴。我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但有点早熟，我的眼睛和鼻孔灵敏，嗅出了“战前最后时刻的美好时光”。 米歇尔继续搞“个人事业”。有两个男人，穿戴非常引人注目，但我觉得他们粗俗，多次来我们家与他商谈。七月中旬，他几次去银行回来之后，意外地发现桌子上的金币越来越少了，好像是被积存起来了。 黑山城堡的出售几乎是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在他母亲去世之前很久，米歇尔就发誓“尽快出售”这块让他充满痛苦回忆的产业。当地的公证人虽然不同意这种出售办法，仍紧张地进行着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在取得继承权之前，米歇尔就经常用一些农场作抵押以获得高利贷，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正好有一个企业家想购买地产，并承担全部欠账，而且出价很高，米歇尔看也没看契约就签了字。我在黑山城堡生活的时间不长，它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遥远的回忆。金角山羊、绵羊、小驴和母驴，我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时都暂时地丢在了一边。但是，出售城堡之事在村子里引起了轰动。农民不太喜欢变化。他们更不喜欢摊放在草地上的旧衣服、穿破的开司米毛衣、过时的煤油灯、诺埃米的一件裂了口的鲸鱼皮短上衣、毫无价值但还可以作为收藏物的器皿、我的那些已经记不得的玩具，其中包括一个由笃信宗教而且富有的堂姊妹送给我的用电灯照明的卢尔德山洞。米歇尔对这种做法没过问，具体事宜都是他儿子一手操办的。 相反，一些“漂亮的”家具，真假难分的路易十五时代的安乐椅、银器、东方地毯、过时的水晶吊灯、五代以来留下来的几包耐用衬衣和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可以确认和无法确认的肖像，都被这个儿子放在储藏室。米歇尔让他全权负责处理善后事宜。（“这些老古董对我有什么用？”）米歇尔再没有看见这些东西。十五年以后，我又在米歇尔-约瑟夫刚修建的一所房子里见到了这些玩意儿。他很高兴让我看到了这些家具。遗产是根据《撒利克法典》和《长子继承法》处理的。他根本不知道米歇尔财产的情况。他可能以为米歇尔留给我等额的金法郎。 米歇尔知道花钱如流水，因此在卖掉黑山城堡以后，他提议起码将一部分资本直接投入他称之为“时机”的事业之中，在沙丘别墅附近购买一套不久以前修建的新艺术别墅。是他父亲过去把他引荐到那里去的。那里是一个小上流社会，房产价格直线上升，也为他提供了一个从秋初到秋末的度假场所，可以与妻子、年幼的孩子、岳父母及连襟在那里休息。其中起码有一个是大使，在他的居住国取得了一块用于社交的场所，这是他直到当时以出售汽车的办法未能获得的。米歇尔甚至还签了一张购买车库和仆人房间的支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的告别赠礼。比利时的海岸受到附庸风雅潮流的感染，使他感到厌烦。沙丘别墅在那一年关闭了，其实，他自从经常在巴黎见到奥黛特和贝阿塔之后，就对它失去了兴趣，再说他对这两个年轻女人的兴趣多少也有些降温。 在此期间，我开始喜欢旅游。贝阿塔和她的两个小女儿在丹麦的默恩岛度假。阿尔布莱特曾经任驻哥本哈根公使团秘书，她们喜欢默恩岛。米歇尔同意去做短暂逗留，这可以使他重温过去在北方群岛与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一起漫步的情景。他首先想到的是驾驶着他的最新“梦幻号”游艇游玩（这是个小布尔乔亚式的名字，他没有必要更改）。游艇是他上一个季度与让娜在斯海弗宁恩期间购买的。这个倒霉的“梦幻号”的名字的荷兰文是Droom。“梦幻号”现在从奥斯坦德起航了。在此之前，米歇尔只驾驶“梦幻号”与奥黛特作过短程航行，或为了让我高兴，并进行预防性晕船的训练，还带着我在离岸不远的海域游玩。这只游艇简直是一条被遗弃的狗。米歇尔曾经考虑用来换一幢更豪华的住宅，以弥补对他爱着的女人的思念之情。这个想法成了泡影，而米歇尔对游艇的兴致也因此淡漠了，就像他在两个妻子去世以后对骑马不再感兴趣一样。在我们追求生活乐趣的每一种方式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人作为支柱。人们不会在空旷的原野上长时间地孤身驰骋；人们不会独自在海上长时间地曲折航行。这一次，我们经过德国海岸直奔默恩岛。我们在比利时海岸停留，只是让米歇尔有足够的时间出售这个不幸的“梦幻号”，并且去看一眼在一九一四年七月还没有变得荒唐的新“房产投资”。我们已经对这座建筑谈得太多了。这座绿色的建筑装饰着金色的向日葵，很神气，但在半个月以后就变成了一堆废墟。 我们要在那里住几个夜晚，米歇尔占了整个二层的大房间。我住的是一间狭长的凹室，外面有一个小阳台，面对着大海。白天天气闷热，夜里风大而凉爽。我的房间与大海只隔着一道狭窄的沙堤，夜间，大海掀起巨大的波涛，像一个个坚硬的大黑石块，汹涌着向我奔腾而来。浓云密布，云头低垂，就像我过去看过的《麦克白》中被妖婆盘踞的荒野，但却更好看；我不知道这浓云来自何方，到何处去，只见月亮时隐时现。落地窗突然被风吹开了，海风灌满了整个房间。我走到阳台上，衬衫被风卷起，我觉得自己像沙滩上的一根麦秆。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窗子关上，以免风吹进旁边的房间。风声和涛声都减弱了，只能听见从烟囱里发出的像猫头鹰嚎叫似的声音。房间里就我一个人，我像被封闭在盒子里的玩具娃娃，与可怕的世界隔绝了，孤单地被包围在黑夜之中。在我的背后，在新砌的墙壁的另一边，爆炸性的新闻顺着电报线路飞速地传播着。人类世界在颤抖；奥地利的一位大公刚刚到达萨拉热窝，竟也成了一只猎物，就像死在他手下的一只驼鹿或狗熊。我后来在他的波希米亚城堡见到他打猎的战利品，感到恶心。他的死，欧洲几乎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然而将九百万人推向了死亡。不但我不知道，就是我周围的大多数酣睡着的人也没有察觉。“我看见夜空凄惨，月亮在乌云中奔跑。”我后来借哈德良之口说出这句话，最早却是在这时想到的。我隐隐约约地觉得，事物的无秩序寓于秩序之中。我还不能完全相信，萨拉热窝战火引起的后果也是如此。 从那以后，到处一片混乱：以分钟甚至以小时计算的时间似乎显得太短，难以容纳那么多的事件。 我们听到的钟声像可怕的瘟疫，从法国的佛兰德地区传到比利时的佛兰德地区，但记不得是在那天早晨还是第二天早晨。人们的反应是无限的恐惧，彻夜不眠，而且束手无策。每天清晨，人们手上端着咖啡，趴在报纸上贪婪地阅读着新闻，就如同现在的新闻媒体散布的全是原子弹爆炸或环境污染的消息，说不定哪一天人们就会命归西天。最善于观察形势的人发现，按月租用的旅馆和别墅里的德国人不见了；作为一家之长的丈夫或父亲也走了。大学生的互相决斗不仅自己伤痕累累，而且也经常弄得他们满面伤痕，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时尚；但是，他们第一批走了，很少有妻子和子女陪同，也很少带行李。人们看到的是草菅人命的帝国又一次犯下的罪行，乔装成海滨浴场救生员的士兵也被帝国召回去了。第二天，劳尔大使夫人乘坐着塞满军人的俄国火车，经过五天旅行回到了国内。说得更确切，她是比利时驻波斯公使夫人，因为战前还没有向小国派驻大使。这没有关系：赌注已经下了。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在密谋编织一张覆盖欧洲之网，而且这张网还通过殖民地覆盖着整个地球：锡克人、僧伽罗人、塞内加尔人、安南人，都成了灰白皮肤人种争夺的牺牲品；一些法国银行家纷纷向俄国借款；各地的工厂都储备钢材，加足马力生产，用其产品去消灭无名者的肉体；新闻报刊每时每刻都在散布谎言。一些令人厌恶的核心小集团已经形成：狂妄分子手持卡宾枪沿河巡逻，去搜寻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间谍。保姆给小女孩儿找事干，叫她们洗旧纱布团，就像在七十年代的晴好日子里做的那样。然而，有一件事让人感到精神振奋：八月，巨大的钢铁怪物在离河堤不远的浓雾中出现了；人们相信得救了；英国守护着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在第一批德国先头部队到达之时，整个海岸线就成了两军对峙的前沿阵地。 米歇尔是第一个被惊醒的。必须逃命。但通往里尔和巴黎的公路被切断了；火车不通了。汽车还可能通行；但米歇尔没有汽车，连辆破车也找不到。人们猜想，是因为有一辆车在敦刻尔克或贝顿的公路上抛锚，弄得箱破马亡，人们只好徒步逃命，因此造成交通堵塞。 就连忠于职守的小型有轨电车也不能开了，因此只好有选择地带上一些箱子，步行去奥斯坦德。我们深夜起程，以便在天刚破晓之时到达港口。天空漆黑；月光下空无一人的别墅似乎一片惨白。我们一行人不多，是临时凑在一起的。有米歇尔、他儿媳妇、我、两个孩子。约兰德刚刚结束在布吕赫英国女修院的教育，还没来得及与家人团聚；她穿着一双小鞋，双脚磨得疼痛。后来又增加了卡米伊、一个英国女人、胖厨子多罗泰和X表兄。卡米伊一头红棕色头发，喜欢开玩笑，是残疾姨妈的奴仆，她被借给我父亲专门照料我。英国女人相貌平平，负责照看我的两个年轻侄子。X表兄也是平庸之辈，我小的时候，他给我照过相，现在也不可能回家乡里尔了。米歇尔-约瑟夫几天以前就出发找部队去了，但没找到，或者又走散了。他在英国赶上了我们。 看到这些人，我不知道他们各自有何感受。我当时还分不清战争和冒险之间有什么区别。这次逃难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像一次夜间的散步。 我们一眼就发现，无法再上“梦幻号”了。配件都旧了，根本没有时间配齐全套用品。而且，辅助发动机也生了锈，必须彻底清除。没有辅助发电机就无法进出港口。 我们上了最后一班正待起航的大型客轮；“梦幻号”由一艘平底驳船拖到多佛尔。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越洋过海，也是我第一次经历的与其说是恐惧毋宁说是惊愕的遭遇（这里用的形容词太强烈，而我的感受太表面，也难以形容），与战争的后遗症正面相遇。德国军队已经接近荷兰，卫塞、列日和比利时的林堡与荷兰的联系被切断了，人们糊里糊涂地向着大海的方向走去。有时遇到卡车还能够搭上一程，但在下一个路口又被抛在路上。许多人来自一些半城市半农村的小居民点。在比利时，有些地方的居民点经常有着布尔乔亚的特点。另外一些人是种地的农民。大部分人都躺在桥上，其中多数是孕妇。大自然对繁殖生命的女人来说并不友好：她们好歹都穿着旧连衣裙，挺着大肚子，肚子里孕育着不幸的生命，不仅悲惨，而且更滑稽可笑。有的头上裹着头巾，有的裹着围裙，浮肿的脸在阳光下显得煞黄。她们枕着包裹当枕头。蒙斯天使的故事和被砍断拳头的儿童的故事已经开始流传。人们可以怀疑天使。人类的本性就是如此。相反，暴行肯定是被新闻媒体庸俗化了。新闻媒体就是要寻找可怕的事情进行宣传。但弄巧成拙，人们反而不再相信了。突然，在离海岸很远的地方出现了一群海豚，正在客轮前方斜穿而行。 十几只闪闪发光的庞然大物欢快自由地游动着，根本不知道这只可怜的人类方舟里的逃难者是些什么人。在这些日子里，已达数百万年高龄的人类世界显得还是那么年轻，孕育着各种各样的神灵。海豚是高尚的群种，比地球上其他群种更聪明，身体舒展自如，随着波涛的起伏游动着。我当然知道，希腊的小田园诗中讲述的好像是海豚与人类相亲相爱的故事，而我们对这些蹦蹦跳跳的海洋之神已经犯下和将要犯下的罪行比任何时候都多。我知道，我们对大自然的破坏，同时也证实了我们对人类本身的破坏。我现在知道，在这个时代，海豚的神奇出现就是一个没有阴影的主显节。 我们在多佛尔下了船。我从船上往下看见的是英国海关官员和人群中一张张怜悯的面孔。对他们来说，“可怜的逃难者”又是一件新鲜事。而对我们来说，同情不会持续多长时间。倒霉的“梦幻号”在我们到达以后不久也抵达了多佛尔，被割断缆绳，沉入了入海口。“得付钱，得付钱，得付钱。”一个让·科克托笔下人物式的人在什么地方说。米歇尔还得交付清理障碍物的费用。 在伦敦的火车上喝着茶，吃着饼干，我感到很惬意。我们都挤在查令十字旅馆。对几个世纪以来还不了解英国首都的法国人来说，这个旅馆的房价是昂贵的。我还记得，旅馆的走廊宽敞，红色的窗帘沾满了浮尘。 随身带来的包裹都捆得乱七八糟，箱子还张着口。我和约兰德被带进一个小房间。约兰德一直不把比她年纪小的孩子放在眼里。我在此也不想提那件似乎淫猥的小事情，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我本来持有的而现在还引起很大争议的关于肉欲的看法。肉欲是我们未来的主宰。那天夜里，我睡在约兰德的狭窄的床上。这是我们当夜仅有的一张床。我本能地预感到，我在生活中产生的间歇性肉欲感和随之而获得的满足，使我一下子发现两个相爱的女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必要的动作。普鲁斯特谈到过心脏跳动的间歇性。但有谁谈论过肉欲尤其是性欲的间歇性呢？幼稚的人认为这是性反常。性反常如果不是人为产生的，就是深深地刻印在肉体的某个部位的，是永恒的，是无法克制的，是不祥的。我的这种性欲真正产生是在多年以后，而在这期间反复地出现与消失，直到被遗忘。这个约兰德还真有点儿难对付，她很和气地告诫我： “有人告诉我，干这种事不好。” “真的吗？”我说。 我没再说什么，挪开一点地方，躺在床边睡着了。 又发生了一段插曲，但是很难讲清楚。米歇尔通过一家房产公司，在郊区离帕特尼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所很好的房屋。那里还有一座花园，与其他花园相比显得不那么庸俗。这所房屋还有一段故事。最后住在这里的是相依为命的姐妹俩。妹妹瘫痪了。姐姐出于同情，最终结束了病中的妹妹的生命，就像几年以后露易丝·富勒格尔的好心丈夫在马斯特里赫特所做的那样。这个疼爱妹妹的谋杀犯在不太为人所知的精神病院度过余生。她可能还在这家精神病院里。故事是悄悄流传的，这可能是他用优惠价租下来的原因。在房屋不多的当时，这个优惠价是绝无仅有的。米歇尔和我几乎不大住在那里：连续两年的夏季天气晴好，我们差不多全天在附近的露天场所度过。那周围有几百公顷草地，还生长着蕨类植物。里士满公园里长满了古老的橡树，还有成群的鹿和松鼠，与游人亲切相处。晚上，米歇尔喜欢郊区的一家小旅馆。那里的茶点丰盛。或为了公平起见，又到城里，随便在一家里昂饭馆吃两个荷包蛋，而不喜欢维多利亚时代建造的帕特尼。 难民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米歇尔-约瑟夫从部队回来以后，在比利时驻伦敦的一个检查站找到了工作。他对检查工作似乎感到满意。女厨子多罗泰因为自己的手艺无用武之地而感到苦恼，用茶壶喝黑米烈性啤酒，聊以浇愁。用茶壶喝啤酒被认为比用啤酒杯喝更体面。脾气暴躁的卡米伊自以为不用再受米歇尔-约瑟夫的使唤，便把他吩咐她擦鞋油的皮鞋扔出窗外。脸色阴沉的小姐受到了夫人的无礼对待，又没有情人相伴，因为她的相貌不讨人喜欢。在那段时间里，由于潜艇战还没构成多大危险，约兰德去荷兰找亲人去了。X表兄在一家摄影厅找到了工作。 摄影厅在布赖顿，是海岸边的一个家族集团开办的。他第二天就上班去了。我住在三楼，离保姆的房间不远。二楼住着我父亲和我哥哥，还有一间用于我上课的办公室兼书房。二楼和三楼之间有一个夹层，浴室和表兄的房间都在那里。晚上十点钟，我还站在窗前欣赏花园的夜色。表兄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他披着厚毛巾浴衣，一副一贯滑稽可笑而又神秘的样子。他轻轻地关上门，走到我跟前，捋着我的头发，把我的钉着领扣的长袖儿童睡衣脱下，任睡衣滑落到地上，将我领到镜子前，用嘴吻我，用手抚摩我，意思是告诉我，我很漂亮。他还让我用手轻轻地摸着他的厚毛巾浴衣，猜测着一个男人的身体是什么形状。过了一会，他站起来（他本来是跪着的），同样滑稽可笑地走了出去。我隐隐约约地察觉到他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既没感到惊慌，也没觉得受到触犯，更没受到粗暴对待和伤害。如果说我在此讲述这一段人们很容易避而不谈的小事，是为了驳斥现今还存在的这种说法：一个成年人与一个接近或达到青春期的孩子的任何接触，哪怕轻微地一蹭，都会引起歇斯底里般的疯狂。暴力、虐待狂（甚至与性欲没有直接明显的关系）和对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生命的肉欲，都是可怕的，还经常可能违背或危及一个人的生命，而且成年人还会屡遭诬告，以至毁灭了自己的性命。相反，对肉体享乐的引导从某些方面来讲并不总是有害无益的；有时甚至是争取了时间。说我漂亮，我很高兴，而且我的已经可以称为乳房的胸部微微隆起，因此我感到激动，同时也因为略懂得一个男人是什么样子而感到愉快。就这样，我入睡了。如果说我的麻木的肉欲未被唤起，或者说几乎未被唤起，可能因为我对什么是快感还只有一种模糊的概念，但对我来说，这已经与美的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了：美与希腊雕像平滑的上半身、达·芬奇的巴克斯的金黄色皮肤和躺在披巾上的年轻的俄国舞蹈家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离这些都很远：X表兄不漂亮。 现在让我们把开向英国的窗子开得更大一些。我经常来英国，但这一次是不情愿的，而且长达十四个月，是我在英国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我每次来英国，都觉得发现了一个祖国。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让人本能地感到舒心自如的国家。没有钱，但这种贫困让人有一种新鲜感，让我更早地走进了这个大都市的深处。我们不大离开这个城市，最多去距离市区最近的地方游玩。一个夏日的上午，我们去了格林尼治，看过温莎宫，而最经常去的地方是汉普顿宫，游逛美丽的花园，欣赏头身残缺不全的雕像。 后来，我非常喜欢英国农村，但由于当时没什么钱，无法深入乡间。然而，在公共汽车站排队倒是一种乐趣。博物馆里可以遮雨避寒。大英博物馆的额尔金大理石雕像成了我们的文静的伙伴；泰特美术馆里透纳的作品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我对世界的看法；把所有这一切联系在一起，通过对比，尽管不能达到力量的平衡，但使我对佛教思想产生了兴趣，我以后将努力去吸取这种思想。威斯敏斯特教堂像一片森林，各个年代的事件犹如不同的树种难以分辨；这里的死者卧像就像棋子，尽管数目不足一盘棋，但还有其他相似的棋子，所以棋还会继续下下去。法国的历史似乎被所经历的冲击弄得支离破碎；克伦威尔也像我们的宗教战争一样带来了破坏；都铎王朝的玛丽和伊丽莎白杀的人可能更多，但英国的创伤很好地愈合了。查理十世时代似乎与梯也尔或密特朗时代没有什么联系；相反，这种犹如伦敦大街上一般的混乱局面似乎证明，一种秩序如果太空泛太复杂，是不易被感觉到的。米歇尔爱买东西的习惯难以改变。他给我买了一套英国钱币，有耸肩缩颈的乔治硬币、镶嵌着幽灵般的金雀花王朝的薄如指甲的银币。我拿在手里的是已经不再流通的六便士硬币。伦敦也像巴黎一样是向世界开放的城市：梅斯脱维奇雕塑展使我对斯拉夫叙事诗产生了兴致，我几十年以后创作了两首诗，都收在《东方故事集》里。马尔科·克拉列维奇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是成年男子力量的象征；那些紧抱着死人痛哭的科索沃寡妇低声告诉我，悲痛也是一种快感。在无法出门的日子里，二楼藏书丰富的小图书室给我提供了阅读的书籍。战争与流亡并没有给米歇尔带来更大的耐心：有一天，他将罗欧集子中一部双语的《马可-奥勒留》扔到了窗外。这本书，我还不能准确地从希腊文翻译出来，也不能用英文朗诵。不幸的姐妹们曾经将一些名著乱七八糟地堆在现在满是尘土的书柜里，有莎士比亚全集、十七世纪玄学诗人的诗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令人讨厌的历史学家及豪放浪漫派的著作，也有雨果和巴尔扎克的小说及缪塞的喜剧。这个文学宝库使我感到很满意。但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看见我抱着书回到房间，向我投来讥讽的目光，埋怨我为什么不把时间用来做针线活儿，就如同在我很小的时候，他看见我聚精会神地遥望着大海时说我为什么不玩玩具娃娃一样。每一次用餐的时候，米歇尔父子之间必然在餐桌上对骂一番。有一次，他们竟然动了手，扭打在一起，滚倒在地上。这时，女人们便唧唧喳喳地相劝一番，他们才停止打骂。米歇尔-约瑟夫两眼通红，噙着泪水，为自己的举动道歉。根据道德规训，他是不准打骂父亲的。但他们并没有实现和解。 我已给出了他们父子的失和的原由。我所以重提此事，是不想让读者去重翻先前的一本书，也是为了尽量说明理智与正义从来就不是单方面的，尽管我有所偏爱。米歇尔-约瑟夫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的是易动肝火的父母的忽视；米歇尔严厉地埋怨——这种埋怨是家常便饭——他对母亲的惨死太无动于衷，但父亲没有看出，母亲的死对一个十五岁的小伙子来说不仅是无法忍受的，而且也是不可理解的；米歇尔-约瑟夫对于因为我的出生而将遗产“一分为二”耿耿于怀，因此，父亲责备他是理所当然的。还是孩子的我，嘴角有时往外喷气泡，流哈喇子，还汩汩作响，对什么都不在意，有时像个老太婆，无疑也使这个十九岁的狂妄自大的小伙子反感。儿子在二十一岁那年选择了一个中立国，加入了比利时国籍，也使米歇尔感到恼火。而米歇尔连续两次开小差，在贝尔特分娩期间不得不居住在边境的另一侧，使得他的这个惊人选择成为可能，提醒米歇尔这一点，无疑会冒犯他。在比利时结婚，这是顺理成章的，但喜事办得并不像新郎希望的那样体面；惟有在这一点上，父子二人的看法是一致的。米歇尔从来不知道的是，婚礼是由一个经常出入马尔西尼夫人之门的世俗教士一手操办的。而马尔西尼夫人看见这个二十四岁的小伙子出现在她在巴黎的客厅，简直难以容忍。米歇尔本来生活自由，甚至对自由的理解没有什么长篇大论；他儿子大吹大擂地拥护现有的秩序、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和天主教。大家庭是一个表面上没有裂痕的社会单位。天主教在上午十一点钟做弥撒。他是在帕特尼的餐桌上惟一强制自己禁食的人；他看到专为他做的面条就做鬼脸，反而使信仰英国教的使女扑哧一笑。米歇尔为人粗暴，他却尖酸刻薄；一个怒气顿然消失，一个怨气丝毫未减。两个人都腰板硬朗，大高个儿，显然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但相貌截然不同。一个读书万卷，另一个不学无术；一个十分自信，另一个蛮横无理。这两个男人是用同一种材料但却用不同的手法塑造而成的。 米歇尔强压怒火。他像所有人一样，相信战争只打四个月，最多半年。根据报纸提供的消息和图片来看，用老百姓的话说，现在正在打壕堑战。自二月份以来，米歇尔就开始作回法国的准备，但巴黎还处在军事控制区，起码也非常近似军事控制区；因此不会为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和一个小女孩儿回国提供方便，尽管还有空无一人的公寓等着他们回去。客轮都用于运送军队（几乎每天都有挤满身穿土黄色军服军人的火车开往海边）和执行任务的军官，因此，客运航班越来越少。然而我想，我们在英国滞留长达十四个月，其中部分原因是不是，人在倒霉的时候经常甘心采取麻木不仁的态度，懒得再到大使馆或领事馆去办理手续。米歇尔如此喜欢英国，但他在英国没有朋友，这就像在一个国家经历热恋的人一样，他一直是独自经历的。而且罗尔夫和莫德皆人在天涯。我不凭空想象，不认为一个男人与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儿生活在一起就心满意足了，不论从糊涂的观点还是严厉的角度看，他不会逗着孩子玩，但也不是凶暴的父亲。米歇尔两次丧偶，头一次过上鳏夫的生活。但是毫无疑问，他对爱情的兴趣已经不如以前了。然而，有一位女士终于出现了，在伦敦的地铁外见到了我们。是马尔西尼夫人过去的女伴。她四十岁，体态丰盈。然而，她过去身材苗条。她正给一个在法国死去的表兄戴孝。穿着一身新衣服，很时髦。衣服是在牛津大街买的。举止端庄，略显古板，让人联想到她的理想女性玛丽女王。她是英国人，而祖母是敦刻尔克人。然而，她属于英国中产阶级，是“异教徒”，又见过大世面，敦刻尔克在她的心目中早已不复存在了。马尔西尼夫人曾经试图使这个她称为“英国傻女人”的女人懂得一些事理，但克丽斯蒂纳——这是她的名字——在子夜的时钟敲过十二响之前就打起哈欠，而且在剧院的包厢里，由于气温高，她胡乱涂抹的脂粉融化了，一块一块地糊在脸上。在朱丽埃特去世以后，米歇尔出于好奇也许出于同情，邀请她到特雷穆马伊旅馆住了三天；毫无疑问，她一生中仅有的肉体享乐是从米歇尔那里获得的。米歇尔把她带到龙尚，回来的时候，她的习惯性偏头痛就发作了。米歇尔劝她去英国治疗。她在伦敦远郊区的恩菲尔德与守寡的姐姐住在一起。她姐夫是一位普通士兵，远征军团第一批牺牲在前线的军人。这是他获得的惟一头衔。他小个子，为人灵巧，是“洁净”干洗店经理。干洗店里充满了肥皂和油脂味儿，只是一笔小财产，克丽斯蒂纳为之感到羞愧。她具有细密画画家的才华，例如风行一时的妇女和儿童肖像，但是她觉得，在英国社会中，也像后来到大陆请克先生和马尔西尼夫人举荐为人作画一样，像住在姐姐家和以前在子爵夫人门下一样近乎低三下四。而且干这种工作很累，她就放弃了；她阅读妇女杂志上刊登的纯洁炽热的爱情故事或令人尊敬的皇族的故事。米歇尔觉得她说话烦人，然而还是守信用，请她冬天在伦敦、夏天到里士满的岸边喝茶。我收到了她的几件小礼物，不论是对我这个年龄的儿童来说显得太孩子气的玩具，还是恩菲尔德的女厨子做的点心，都隐隐约约地引起了我的反感。她可能觉得我在他们约会的时候老是形影不离。因为米歇尔不愿意单独见她。她借口偏头痛，来得就越来越少了。我们后来又应约见过她一面。 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一日，米歇尔终于获得了所希望的证件，一份他与十二岁的女儿去巴黎的安全通行证。他在巴黎有住房。证件上贴着两张微微发黄的快照：米歇尔穿着高领服装，头刮得光亮，蓄着浓密的海盗胡须，与和善亲切的目光极不相称。至于我，我还穿着去年夏天的连衣裙，连衣裙已经太小了，显得怪模怪样的。我的头发一直梳得很随便，松弛地结扎在鬓角上；我刚刚不知不觉地进入青春期。保姆用布给我精心地缝了一个卫生带，供我备用，并且告诉我，所有的女人每个月都如此。我所懂得的仅此而已。行李很快被收拾好，向亲友简单地告了别。米歇尔以后再也没有看见他儿子，也没有看见儿子家的任何其他人。也没有必要看见他们。我们带上卡米伊一起走。第一艘有空座的客轮在第二天，也就是九月十三日出发；我们顺利地到达了迪耶普。我和卡米伊跟在后面，与行李一起上了岸。米歇尔走在前面，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米歇尔以后再也没去过英国。英国给他留下的只是一个旧时的漫长的爱情回忆，尽管他可能没有去多想。但也并没有给未来留下什么阴影，因此，我还会再来这个国家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刻：我又看见一个有着年轻预言家相貌的少妇坐在农田与牧场之间的一道栅栏上；我们来到了哈德良墙下，她坐在墙上，头发随风飘动；她似乎是辽阔的苍穹的化身。我又在拉德洛看到了这同一个少妇，她正躺在一座破房子里的天盖床上。她正在讲解莎士比亚的戏剧，想象着与她的演员进行排练，或者说她好像是在与他交谈着。有一个年轻男人，穿着白色粗毛线衫，戴着白色风帽，正从一处高耸的岩石上健步往下走。在英国达特穆尔森林里有许多古老的形似金字塔的尖形突石。从他的穿着，看不出他的年龄。这是一个寒冷的秋天；有一只死绵羊躺在地上，蜷缩着身子，是几天以前从同样高的地方摔下来的。也就是这同一个人，穿着同样的衣服，与我一起参观了一处天鹅保护区。还是这同一个人，在英国一家乡间旅店狭窄的楼梯平台上，光着脚，穿着灰色的棉布和服，我们的胳膊紧紧地挎在一起，似乎任何东西都无法将我们分开；然而，最终还是分开了。 但所有的这一切可能都是不存在的。这几个月以来，一场水下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在我们安全抵达法国几天以前，也许是几天以后，一艘客轮似乎是在同一条航线上被击沉。我在很长时间里相信，刚刚平安穿越辽阔的大西洋的昂利克·格拉纳多斯与夫人就是乘坐这艘客轮而丧生的。然而我搞错了；根据人名词典，格拉纳多斯死于一九一六年。这个时间上的差别说明，我们的记忆与事实相差甚远，或者只是接近，而在其他情况下，事实不是充实就是贫乏，为了使之具有生命力，就得进行加工。回忆并不是汇编已经整理好的资料，资料存储在我们自身的什么地方，也无从知道；回忆在进行着，也在变化着；回忆是把干柴收集在一起，再次将火焰烧得更旺。一本回忆录，应该在某个地方阐明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问题就在这里。 其实，我在迪耶普下船的时候什么也没看见；我相信，我们只是长时间地等着“转车”去鲁昂。到了巴黎，看门人和他的妻子看见我们，眼眶里充满了高兴的泪水。公寓里的其他五家房客，有四家自一九一四年就搬走了，他们不喜欢战争时期巴黎的寒冷和不稳定的局势，而更喜欢里维埃拉的和平温暖气候。事实上，在我们回到巴黎的那一年，寒冷似乎来得很早。那年冬天，给我印象最深的回忆就是冻疮。看门人得到的命令是，暖气要尽量少开，晚开。 ?巴黎的东方艺术博物馆。​?Antinopolis，埃及尼罗河畔的城市。​?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1714-1787），德国古典主义作曲家。​?传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蒙斯战役期间，众天使出现在英国部队中。​?基督教纪念耶稣在降生后首次显露给外邦人的日子。​?Jean Cocteau（1889-1963），法国作家，法兰西文学院院士。​?James Bruce Elgin（1811-1863），英国政治家。​?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1851），英国浪漫主义风景画画家。​?Oliver Cromwell（1599-1658），英格兰军人、政治家，确立了英国的海上霸权。​?Adolphe Thiers（1797-1877），法国第三共和国总统。曾镇压巴黎公社。​?Ivan Me?trovié（1883-1962），克罗地亚雕塑家。​?Marko Kraljevié（1335—1395），塞尔维亚国王，南部斯拉夫各民族文学和传说中的民族英雄。​?古罗马皇帝哈德良采取防守边境政策，筑哈德良墙，布列塔尼现仍存有遗迹。​?Ludlow，英格兰什罗普郡南什罗普区一城镇。​?Enrique Granados（1867-1916），西班牙作曲家、钢琴家。​ 大地在颤抖 （一九一六年—一九一八年） 战争？直到现在，我对战争的谈论还不多，即使谈到，也是为了说明战争对一小部分无关紧要的人产生的影响。我相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观察问题的角度是正确的。我们在军队里既没有近亲也没有密友。我父亲有一个外甥，是玛丽的儿子，他长大成人以后就没再见过面。他是一个粗壮、有礼貌、为人谨慎的小伙子。他是中尉，驻扎在索姆省，我不知道是什么部队。他有一次休假来巴黎，我父亲请他吃饭，他一口将一杯滚烫的咖啡喝下去，就马上告别去红磨坊了。“您知道，舅舅，我还年轻，给我的假期很短。”他在战争中不但安然无恙，反而还获得了勋章，想必是他应得的。我们更多地看见的是费尔南。费尔南是米歇尔原配贝尔特的弟弟。他在博尔达号军舰失败以后，转到商船上工作。他被卷入了战争。他的大型客轮通常承担波尔多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运，现在负责从马赛到达达尼尔海峡运送军队的任务。费尔南不太习惯在这个多岛屿的海域航行，不得不彻夜地观察着海面的情况。“在这些岛屿间航行，简直是去触摸死神的乳房。”他利用在巴黎的一次长假治疗疟疾，他的老毛病梅毒也需要治疗，因此他有时来我们这里吃夜宵。我们在了解战壕的可怕情景以前，就知道了加利波利的恐怖。这几年，塞萨洛尼基光怪陆离的景象也使我浮想联翩。一个近来负责与塞尔维亚军队联络的里尔军官给我们看了一些照片：是一些疲惫不堪但英勇果敢的男人、白雪覆盖的人字形桥以及摔倒在已经不能称其为路的路上的骑兵和他们的坐骑。这是我第一次了解近东地区的途径。 这不是马尔科·克拉列维奇的故土的惟一召唤。在离昂坦大街住宅不远的地方停放着一辆塞尔维亚救护车，负责将腿部受伤的士兵和重伤员送往小皇宫附近的几棵树下。夏初，卡米伊常去那里，在树阴下围着伤员的身边转悠，有时还吻他们。我还太年轻，无法讨他们喜欢，但他们用蹩脚的法语讲述的血淋淋的只言片语的故事使我大惊失色。 每天晚上，有一个大高个老头儿也来到这里，沿街与伤员们说一会儿话。他穿着一身黑衣服，后面跟着五个十二到十八岁的姑娘，也都是一身黑。她们脚穿平底鞋，连袜子也是黑色的。最小的三个姑娘梳着辫子，最大的两个扎着发髻。她们一句话也不说，既不跟老头儿说，她们之间也不说。过一会儿他们就默默地走了。我对他们的了解仅此而已。我们猜想这个老人是祖父，他的女儿或儿媳妇死了，也许是女婿或儿子在军队中阵亡了。人们会说他是一个无罪的德拉库拉。在两年里头，我每天都看见这六个人（他们穿的衣服熨得很平，然而越熨越旧，越熨越薄），对我来说，他们就是服丧的象征。 我身后的路越往远方延伸，我越发现我们最大的弊病就是用花言巧语进行欺骗。欺骗行为比比皆是。我们假定欺骗是出于诚心与善意：言者不厌其烦，听者厌而还听，最终还是信以为真。所有的陈词滥调都如出一辙。新闻公报是经过精心炮制的，军队在何地撤退是事先安排的，敌军人数不超出X（这意味着X都被打败了）这个数字，著名的“东线无战事”是德国人的委婉说法，最多只能证明东线的死亡人数不超过前一天，所有这些说法都好像是医生在危重病人床头的低声耳语。但富有洞察力的人们一眼就能看穿事实真相；富有洞察力的人毕竟不多。报刊也借机大谈特谈。一些真实的战绩有时也难免有点儿夸大其词，敲诈所有人的勇气。夸大其词的说教赞颂了伟大的死者，其实是颂扬了战争。战争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是解决人民之间利益争端的惟一办法，而更卑鄙的是，战争被说成是荣誉攸关的事。简而言之，黄种人或黑种人，脆弱的安南人或塞内加尔人，他们都像从前一样吹嘘不但打死敌人，而且还割下他们的脑袋，但自己却在波斯尼亚和阿尔萨斯-洛林的战役中阵亡了。自我炫耀的言辞掩盖了战场上的呐喊声。人们竟大言不惭地第一次宣称，这次战争将是最后一次战争，战后人们还将在地球上繁衍子孙后代，堆积如山的尸体将成为通向正义的和平阶梯。人与人之间的旧恨不难得到证实：杀戮得到了死亡的谅解。报刊肯定刊登死者名单：我不相信有许多读者会意识到，这样的名单代表着牺牲了多少儿女，流了多少血，多少幽灵无家可归。我们从来不知道，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在非常靠近我姑妈玛丽曾经住过的住宅而且距离我们过去的住宅也不远的巴波姆，六万人的英国军队在一天之中全军覆没。假设战斗从黎明开始到日落结束，即平均每小时死亡五千人。在贝当政府时期的一九一五年五月，约有四十万法国人丧生于阿拉斯以北几公里的地方。索姆河战役持续了大约四个月之久，在一次战斗中，仅向前推进十公里，就使双方共付出了大约一百万生命的代价。我们所知道的这几次战斗的伤亡情况仅此而已。现在，当我每次经过这些“战区”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曾在这里进行过的战斗，昔日的战区今天已经修起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像人生一样嘈杂而危险，但公路两侧却像死一般寂静。树木隐蔽于森林，死亡藏踪于死者。当然，我是作为现在的我才这样说的。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被可怜地封闭在茧壳里，还正在长大，对世界的灾难是不大关心的。米歇尔很少对我谈起战争，这或许是不让我对战争想得太多，也可能因为惶恐厌倦，不想再谈论此事。大约在这个时期，他将他喜欢的一本不太厚的书《超乎混战之上》给我看。再也没有比他借给我这本书更让我心存感激的了。我没有再打开这本书。我不知道我是否还会同意他对每一件事情的判断，或者是否觉得他的滔滔不绝的说教束缚了我的思想。他的说教经常都是取材于从波舒哀到马尔罗的令人仰慕的法国作品。这倒没有关系。一个声音响了起来；一个孑然一身男人的声音。当然也有书籍，不过几乎都是些与当时的文学不沾边的作品。这些作品都不失时机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部分地决定着我们的命运。因此，在三十年之后，我决定撰写甘地回忆录。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们收到了我们的公证人寄来的黑山城堡的照片。我们的公证人躲避在巴黎郊区。坐落在山顶上的城堡成了一个英国参谋部的观察所，多次遭受轰炸。这座建有路易十三时代小塔楼的建筑物被炸了几个大豁口，第一次变成了具有历史风貌的建筑物，即使成了废墟也是美丽的。但这种悲剧式的美尤其来自那些被炸得冠秃枝断的高大的冷杉。我过去曾在冷杉树下逗兔子玩。兔子肯定也都死了。冷杉高高地耸立在那里，有的只剩下一两个光秃秃的枝杈。冷杉既成为殉道者，也为自己立起了十字架。这些形象刚毅的冷杉仅仅变成了装饰物。许多年以后，在马德拉，我与一位曾经在被摧毁的城堡里住过的名叫蒙太古的上校建立了友好情谊。他是一位军士，亲眼目睹了城堡被炸。因此，我天天都在回忆着这场人类与植物的双重灾难。动物和鸟都消失了。金角山羊又回到神话里；而小驴春和它母亲玛蒂娜今在何方？草又长出来了，但只有不多的鲜花点缀其间。矮树丛和某些乔木又破土而出，但在这些地区，昔日的百年古树并不少见。我又激动地看见，学校考察组人员怀着景仰的心情发现了一些树龄长达七十五年的树木。 战壕里的悲惨景象几乎鲜为人知。《马德隆之歌》，用炸死人的炸弹碎片做的戒指，代母的亲切情意，直到妓女，都在为恐怖气氛涂脂抹粉。这些妓女身穿诱人的蜂窝绉领的寡妇服装，头戴黑纱披肩，在加布里埃尔大街的树阴下游荡。人们或许觉得，停战以后的电影过多地向我们展示泥泞、老鼠、虱子、黏糊糊的泥土里的遗骸、在最勇敢的同志也无法逾越的铁丝网后面的伤员的呻吟、端着刺刀刺透彼此躯体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死人，这是不恰当的。然而，我们也有直接来自后方的消息。消息是奥黛特提供的。奥黛特穿着由服装大师推荐的有点像军人的衣服，显得比以前更年轻，更漂亮。她与她的侯爵上校的爱情又燃烧起来了。她常离开拉图尔-莫布尔大道的小公寓去“前方”，而且总是轻而易举地到达目的地。即使偶尔被一个忠于职守也可能厌恶女人的军士抓住，她总是能够找到一个职位更高的军官进行解释。她为人大胆，在这些随时遭到炮弹轰炸的兵营里很讨人喜欢。“我来看我的朋友L上校。”她的话让人难以反驳。在无法说服对方的时候，她有时借用埃德蒙·罗斯丹戏剧中的人物罗克萨内的说法：“我来看我的情夫。”她这样如实承认，更叫人哑口无言。但是，她带回来的不是战壕里的恶臭味儿，而是时尚香水和爱情的温馨。 一些来巴黎过几天休假生活的普通士兵不会让日常图景引人反感。他们文静地坐在长凳上，穿着褪色的天蓝色军装，但刷得很干净，他们像所有休假的军人一样身无分文，而几乎心满意足地过着休假的生活。他们呼吸着温暖的空气，看着来来往往的不属于他们的美丽姑娘（我父亲时不时地塞给他们二十法郎，叫他们去音乐厅），欣赏着华丽的商店玻璃窗和咖啡馆满是鲜花的露天座。“简直就不像战争。”他们嘟嘟囔囔地说。这种嘟囔有时充满惊奇而且近乎心满意足的心情，从来没有愤愤不平，也没有什么欲望。普鲁斯特可能是惟一懂得描写这种双重性的巴黎作家，他谈论的也是这同样的问题。一切迹象表明，战争随时还会发生，一个明智的人会对这个问题进行深思。然而，舆论必须具有足够强大的威力，才能逼使普鲁斯特把这些思考通过查路斯先生的嘴说出来。这个人物因为祖先是德国人，已经失宠，遭到鄙弃。相反，普鲁斯特担心与众不同的观点会带来危险，他只发表一些人云亦云的看法。人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个熟谙人类行为的人，竟把过去开酒吧的老板描写成热情的爱国者，因为这些老板在儿子牺牲之后，帮助守寡的儿媳妇照料酒吧，好像甘心躲在柜台后，至于是否取代儿子进行经营倒无所谓。儿子尽管参了军，但仍然还是经商的。按照圣卢的说法，“一战士兵”如同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物一样崇高，可以留传后世。他如今一定感到很意外。 相反，就是这同一个圣卢，在此受到了作者的小小指责，因为他受到了太好的教育，在谈到德国人时从来不用“德国佬”这种叫法，也不称德国皇帝为威廉。米歇尔也避免使用这两种说法，他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侮辱或粗俗的称谓丝毫无助于胜利的进展。 然而，我将巴黎的两年战争看得过于阴暗，也是错误的。米歇尔对我的学习过问得更少了。有一个中学的辅导教师很卖力地与我一起翻译色诺芬的作品，其中对万里大撤退过程的描写，也像战争公报一样使我感到乏味。我贪婪地阅读柏拉图的著作，当然是借助翻译本逐字逐句地读：原型、神话和对灵魂不朽的大辩论，对我来说差不多都是过眼云烟，但我并不放过，我现在已经知道，那是精心挑选的一些有关雅典生活、居住在基菲索斯河畔的苏格拉底和斐德罗以及查米德斯和红脸吕西斯常去的角力场的情节。容易获得的乐趣就是同卡米伊去买东西和做饭。我希望做得比她更好，但我们笨手笨脚的程度不相上下。我们沿着塞纳河畔大步地走来走去，有时也乘游船。米歇尔和我常常到杜伊勒利公园欣赏那里的塑像，对恺撒和斯巴达克思评论一番。在阅读柏拉图著作的同时，我也学了一些数学（“只有数学家才涉足这个领域”）。这门科学，我以后还得重学。米歇尔有失眠的毛病，当用小块木柴和《时代日报》的碎纸生一点儿可怜的取暖火熄灭的时候，他就去睡觉了。我们有时听见他在走廊里徘徊，一会儿停在厨房的楼梯口，高声对我们说不要大笑。我们的确经常笑。以前当过纺织女工的小个子女人，现在成了什么活都干的保姆，也像我一样喜欢莫里哀。茹尔丹先生和布索尼亚克先生伴着我们吃粗茶淡饭（米歇尔将盘子往桌子当中一推，什么也没说），忍受着寒冷，经历着战争。 米歇尔摆脱了克列蒙梭激进的民主主义专政制度的束缚。卡约为人聪明，但是国家栋梁的料。过去相识的马塔-哈利对米歇尔来说，只不过是一个荷兰女人而已，连舞都不会跳，但也不配去坐万塞讷监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似乎觉得自己成了可疑分子。然而，一天下午，他感到恶心。由于一贯为人善良，他请贝尔特的母亲、可怕的男爵夫人和他元配的残疾姐姐克萝迪娜到巴黎来居住。自北部省大逃难以来，她们都挤在圣瓦莱里的一家旅馆里，希望与费尔南去奥林皮亚剧场看午后的演出，米歇尔也决定陪同她们一起去。“谁知道呢？有很多人去看演出。这样，下午就可以散散心。也应该像别人那样去看演出。”我也去了。是一个星期六，演出厅里坐满了观众。我想，我们看到的都是平常的节目。有骑自行车表演的小丑，将自行车拆散，摇摇晃晃地骑着一只轮子。女歌唱家倒了嗓子，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欢快激昂（影射“我们的小士兵”没什么害处）。明星最后出场了。他是一个典型的巴黎歌唱家，经过化装，面色苍白，挥着一杆连发式步枪，装扮成战斗飞行员，扮演着一个“打落”敌人飞行员的坚强英雄人物的角色。可以说是一场南盖塞尔与李希霍芬之战。 “下台吧！请您下台吧！” “砰！打中啦！” 观众一阵欢笑，一阵鼓掌。米歇尔突然站了起来，把手搭在费尔南的肩膀上说了些什么，很有礼貌地请五六个正在看得高兴的观众让道走出了演出厅。我也跟在他后面走了出来。外面正下着雪，浅灰色的雪花一落到地上就化成了泥水。到了大道上，米歇尔浑身发抖，想拦住一辆正往前走的马车。但车夫已经干完了一天的活，一心想赶快回家。我想他的马也是如此。米歇尔抓着马缰绳，大声告诉车夫，付给他双倍车钱。车夫可能没有听见，挥手往马身上就是一鞭。我们继续步行着往前走。我们两个人都说，在根本无法进入的柏林的某个地方，可能也会有一个装扮成德国飞行员的流氓做着同样滑稽的表演，但是有许多天，这种做法并不能给人以宽慰。我拉着米歇尔的手小声说：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他也说。 战争爆发之前不久，米歇尔就决定不再用他惯常使用的经纪人了，他将出售黑山城堡的大部分收入用于投资，因为经纪人的建议使他大失所望。他在马尔西尼夫人家里遇到了两个实业家，但他们相貌粗俗，不可信任。的确如此。他们都是加斯科涅人，一个叫杜加斯特，一个叫沙路梅，都矮胖身材，大腹便便，衣冠楚楚。但衣服做工粗劣，穿在他们身上，尽管人在巴黎，仍然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不过两个人倒相扶相助。朱丽埃特早就雇用他们为经纪人，可是对他们却了解不多，不知道他们在何地何时从事经纪活动；他们来参加晚宴，朱丽埃特本人不再接待他们。他们愿意来就来。米歇尔与无赖打交道有一个弱点，当他们的厚颜无耻大暴露的时候，他还以为是开玩笑，相信他们“本质上是诚实的”。这两个生意人对他们的投机业绩大吹大擂，弄得米歇尔晕头转向，对他们给他介绍的几个卓越人物的情况和生意丝毫不加怀疑。在离开巴黎之前，米歇尔签了一份委托书。委托书内容太空泛，但他觉得没有什么害处，就同意了其中两三项有把握的投资。他没有收到英国那边的分红，战争就很能解释原因。在巴黎，从银行的一些账目可以看出，两个经纪人起码为他赚了一些利润。不久以后，利润就越来越少了。过去经营好的股票一路下滑。“不管怎样，”杜加斯特态度镇静地冷笑道，“这不比您投资的俄国地产更糟糕。多维尔有一家旅馆，可以用来作再抵押；旅馆老板是意大利人，他还没付清第一次抵押的欠款，因为要回国入伍，就悄悄地溜走了。”“谁能预料到会出现这种糟糕的事呢！”沙路梅颇为激动地叫苦说。西南部地区新建的一家巴黎银行在一定时期内付给红利。米歇尔在文件的笺头上留了自己的名字。自称典当业务专家的无赖们花言巧语地骗他购买钻石，声称这是在这个不稳定时期的可靠投资。昂坦大街的桃花心木写字台上的钻石闪闪发光，还有担保单；一个有名的珠宝商对这些宝石做了鉴定。他们还盛情地给他们的受骗者提供了一个匣子，里面有一杆经过检验的银制戥子、一把夹子和最重两克拉的砝码。（我还保存着这件小玩意儿。）两个行骗者看着米歇尔用指尖轻轻地捏着夹子往戥子上添砝码，一定不禁偷偷地用胳膊肘儿互相碰了一下。这把戏很快就穿帮了。米歇尔的眼睛里还闪烁着费尔南德的钻石的光芒，用我的名字存在了里昂信贷银行的保险箱里，而朱丽埃特的钻石存的是匿名，他意识到，这些价格昂贵的石头使他受了骗；他当时不好意思再去请自己家族的珠宝商重新做鉴定。然而，他最终还是请珠宝商做了鉴定。钻石是真的（那两个坏蛋没有完全撒谎），但是，钻石商根本不把这种钻石当成钻石，这种钻石是用于工业上切割和磨光坚硬物件的。两个骗子声称米歇尔赎买的价格不算太高，但实际连这个价也不值。“是啊，有什么办法，弄错是难免的。”米歇尔到他们的办公室大吵大闹了一番。他们的办公室在阿拉格大道一幢大楼的六层，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米歇尔进门就是一阵大吵大嚷。然而他们靠在椅子靠背上，双手勾在背心的挎梁上，显得很镇静。尽管损失惨重，我们还是在一出滑稽戏里。这件荒唐事直接引发了一场不愉快的事件，但具体情况我几乎一无所知。两个经纪人和他们的受害者都相互警觉起来。两个恶棍“欺骗”了米歇尔，是不是因为有人（难道是朱丽埃特？）知道他的底细？我怀疑。他的记忆力无论再怎么迟钝，还不至于被人利用来进行讹诈，尤其对一个做事太随便的人更不会如此。然而，他们一步一步地引着这个男人上钩，因为他所具有的四年的法律知识，还不足以识破一些合法设置的圈套。米歇尔觉得自己不是他们惟一的玩偶，也不是他们惟一的受害者，不得不继续与他们保持着交往，以便更多地掌握他们的情况。两个骗子为了修补与米歇尔的关系，邀请他一起吃饭。作陪的还有他们的表兄弟米戈。米戈是财政部候补官员，据他们说是秘书。这个大高个儿喜欢挖苦人，又爱喝酒：他喝得高兴了，说的话逼得那两个家伙放声大笑来掩饰。他们吃饭的饭馆叫“猪头”。之所以叫“猪头”饭馆，无疑是为了表示对顾客的敬意，因为饭馆给他们每个人的头上扎着毛巾，一直扎到耳朵上，很像猪头。米戈谈到那天晚上要去找女孩子们。沙路梅起身去撒尿的时候，用胳膊碰了一下身边与他坐在同一条长凳上的女子。米歇尔回来的时候倒在了长沙发上。“我就知道他们都是些恶棍；我一看见他们的吃相，就知道他们是卑鄙下流的家伙。”但是，他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境地。他从杜加斯特一句干涩的话中得知，西南部地区的那家巴黎银行破产了。米歇尔庆幸的是，他存入这家银行的只是一小部分资本。夸张地说，杜加斯特是个做大买卖的人，他用黑指甲指着模棱两可的印有笺头的文件，以嘲笑的口吻说是有限责任制。他的嘲笑中充满了恨（杜加斯特为什么恨他？）。假如股东提出诉讼，不仅侯爵先生（身为伯爵的米歇尔最近变成了侯爵，就像他当初由一位先生变成了伯爵先生一样）隐匿的所有财产会像两个行骗者的钱一样泡汤，而且还要接受预审法官的审讯。这一次，米歇尔吓瘫了。他就这样完蛋了？他那还是孩子的女儿会怎么样呢？两个残忍的骗子惯于看风使舵，建议给我找一个保护人，以应付突发事变。米歇尔抱怨战争时期的街道灯光暗淡，他说：“上了年纪的人在这样黑暗的夜间行走的确很危险。灾祸会随时发生。”有的人一心想自杀，而他却担心被人暗杀。一天晚上他告诉我，他要叫在英国的克丽斯蒂娜来料理家务。她来了，还是那样温厚天真。米歇尔明明是害怕，却对她说只是有些无聊。他所希望的是让克丽斯蒂娜监护他，在进入情况不明的人家之前，先把她安排在对面咖啡馆的露天座位监视着；在出门的时候，让她坐进停在门前的出租车或马车里（战时的出租车很少），开着计程器等他。他有时也带着我一起出门，不愿意把我一个人留在公寓里，尽管卡米伊严守着房门。恐惧导致了谵妄症。 米歇尔从那次讨厌的业务聚餐上被突然打断的谈话中了解到，现在已经过期的委托使骗子以高利贷的方式将大笔款额贷给一个未成年人。人们嘲笑作为国际金融大亨的父亲，嘲笑因喜欢侍女而遭非议的母亲，嘲笑这个只会挥霍父母财产的傻儿子。首先，米歇尔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感到气愤，因为他本人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就是利用这种手法从一个悭吝的母亲那里骗取钱财而生活的。但是，想到他属于一个放高利贷团伙，他仅有的一点儿自信也丧失殆尽了。因为莫利斯知道借债人的名字，是两个骗子告诉他的。他们或许想把所有责任推给米歇尔，或许他们相信，在遇到麻烦的时候，这位年轻人更有办法对付他那个阶层的出资者。在莫利斯初出茅庐的时候，米歇尔见过他几次；还遇到S男爵两三次。他觉得，在这个与自己的社会地位接近的环境中，自己已经堕落了。就像他自己所说，这段“肮脏的经历”导致了S男爵夫人出其不意的来访。 希尔达·S名声不好，她憎恨那些既道貌岸然又伪善的男男女女，这倒让米歇尔对她颇有好感。但是，这个身材高大的女人的外貌让米歇尔厌恶。由著名服装师制作的漂亮连衣裙，穿在她的身上像铁甲；那是冬天，她穿着从大皮货商店购买的兽皮大衣，很像一只母熊；她故意戴了一顶男士大毡帽，盖住了整个脸。这个臃肿肥胖的女人，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她的一双如同西班牙公爵夫人的细腻好看的手和一双小脚。她经常进入神话般的十九号拱门，但在进去之前往往要回头看看是否有人跟踪。但是今天，作为母亲的她劈头盖脸地问道：“先生，是不是因为您的帮助，这个小伙子才在陷阱里越陷越深？难道您不接受这个女孩儿，他是为女孩儿才偷了这一小笔财产的？他到二十五岁就结婚，他了解情况：他不比别人无能，而且比您更知道一个高尚文雅的男人不应该干什么。您像一个傻瓜。把钱交给放高利贷者，能获得百分之三的利息就不错了，因为这是战争借贷。”米歇尔把这笔高利贷给了那两个形迹可疑的经纪人。她认识这两个经纪人，就像她认识的所有人一样。 “夫人，您的儿子既不欠我利息，也不欠我本金。这一小笔款是今天上午签署的，能使他免除所有账目。他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我。” “我在世的时候不会还给您。” “您太热爱生活了，夫人，应该祝您长寿。” “您为什么把这份礼物送给银行？” “为了使我自己高兴。”他想这么回答，但是，这个辩解是装腔作势。希尔达·S仔细地将票据读了一遍，站起身来，装进了钱包。她下垂的脸颊上滑过一丝微笑。 “我毕竟在范·T夫人家里见过您几次。” 米歇尔又看见了一个年轻健壮善于在沙滩上骑马的女人。十五年的时间已经改变了这个夜游魂勒穆瑞斯般的女人，她的爱好太容易满足了，藐视人的作风也克服了。 但是，她站在门口，没有向他伸出手。太好了。他根本不想与这个皮肤上搽冷霜的女人握手，也不想拥抱她。像往常一样，她让司机呆在我们楼的门外，自己去寻找常来常往的享乐窝，经过一番交锋之后，就更加情欲大发了。 银行也没有送礼。米歇尔收到一张支票，是退给他的本金，但扣除了莫利斯大约在四年以前交的预付款。他想把支票退回去：这一次受益的将不是莫利斯。但由于手头拮据，他留了下来。 米歇尔在寻找朋友。多年以来，他不再出入社交界，战争把上流社会打得分崩离析。而且，这些人！……费尔南不值一提。至于玛丽生前的丈夫保尔，自从他的第二个妻子不同意我的阅读方向，对我施加压力，要亲自看着我与她自己的女儿在圣菲利普-迪鲁尔教堂施坚振礼，米歇尔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奥黛特“参军了”。米歇尔惯于沉思，在塞奴斯奇大街走来走去。但从二楼的窗口看到的是一些新面孔，他就全明白了。他又回去问看门人。“先生和夫人走了已经有两年时间了。据说他们去了瑞士德语区。”这个多疑的看门人好像分不清什么是瑞士德语区，什么是德国。 米歇尔终于想起了一个人的名字，或者说是一个战友的名字，起码可以说是一个在几年的动荡时期得到过他支持的朋友的名字，即修道院院长勒米尔。他出生在老贝尔甘，如同北部省所有居民一样，外貌像佛兰芒人，说法语。（他在竞选年代才学佛兰芒语，已经是很晚了。）他为人朴素，具有怜悯心，他故意藐视圣枝主日祈祷；他与梵蒂冈产生了龃龉，因为梵蒂冈不再是利奥十三世时期的梵蒂冈了，然而还鼓动本地区笃信宗教的人们狂热地崇拜这个最神圣的地方；他一生中尽量避免与抱残守缺的政府和议会打交道，但所有这一切都没能改变他的清醒头脑，尽管他的思想还处在十七世纪。“你们在生活中享有的不是民主，而是官僚作风。”他对他的选民说，使选民大吃一惊，“对基督教来说，不反对目前的恐怖战争，就是放弃权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他在一九一八年如是说。他后来又后悔对过去的敌人惩罚太严厉。这个农民的儿子，先是拥护普世说，本能地与北部省的英国和美国远征军中的新教布道牧师关系密切，像犁地耕田的农民一样，慢慢地然而坚持不懈地走着自己的路。他的“工人花园”受到了雇主的憎恶，因为“工人花园”不仅是为了让城里的工人呼吸到更新鲜的空气，提供食物，帮助他们分担昂贵的生活费用，而且为他们提供重返土地的场所。长期以来，这位加入了激进的左派政党的反叛者，在康布雷大修道院安静地教拉丁文；现在，当米歇尔来握哈兹布鲁克众议员兼市长的手的时候，这些先生暂时摆脱了政治的混乱局面，去呼吸一点儿维吉尔的富有诗意的空气。母亲大人的管家梅拉妮给米歇尔先生送早点，借机告诉他：“怎么样，现在全都真相大白了，修道院院长带着一个妓女到巴黎去了！”说完看他有什么反应。米歇尔只是命令这个老太婆不要再到他的房间里去。米歇尔和勒米尔有许多年没有再见面了，但米歇尔不知道修道院院长刚刚同意了本笃十五世的和平倡议；和平倡议慎重地认为德国永远不会被消灭，并希望看到能用几个地处遥远尽管从长远眼光看虽然有用但更加危险的殖民地换回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同样，在此关键时刻，修道院院长勒米尔不比米歇尔更仇视犹太人。 订下了会面后，我们去看他。他住在罗蒙大街，但仍然让人觉得像住在外省一样。一盏旧路灯在一堵灰色的墙上投下暗影，我借着光线看见了室内的装饰。米歇尔长时间滔滔不绝地说着话。修道院院长可能在想，我们在这方面走错了棋是情有可原的。他请求给他三个星期的期限来处理这些文件。 我们按约定时间又来到了他的家中。克丽斯蒂娜坐在下面的马车里等着我们，这倒不是因为米歇尔怕中圈套，是因为这个居民区的路上没有行人，空空荡荡的。我被安排在一个小房间的玻璃门后面。这个房间像一个书橱，放着我会很愿意翻一翻的拉丁文经典著作。我听见了牧师说的所有的话，也许只听见了一部分，但我并没想弄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些乱七八糟的财务上的事使我感到厌烦。他们后来所谈的内容，都是米歇尔告诉我的： “就是这么回事！就像您有时预感到的那样，您被卷入了一场骗局之中。这些人靠说谎吃饭。钻石的故事纯粹是开了一个玩笑，为了看看您究竟会陷得多深，您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关于一个未成年人的高利贷贷款，即使这位未成年人出身于法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也是一种犯罪行为，而受害的是你们俩：尤其要拉您下水。您遭受了损失，但是很体面。所谓倒闭的银行，那只是一家皮包银行。S夫人也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相同。现在，那个自称杜加斯特的人正在监狱里，罪名是在军需物资供应中搞欺诈。他的同伙行动受到管制。非常幸运的是，您三分之二的资本是他用化名存在银行的保险柜的：他本来打算用这笔款搞一种形迹诡秘的勾当，至于是什么勾当，我们暂时不去管。我也把您的资金存入了北方信贷银行，这笔款您可以提出来。” 米歇尔感到头昏脑涨，对牧师表示感谢，还将收回的部分钱款捐助了他所从事的事业。修道院院长莞尔一笑。 “您留着这笔款吧，您需要它，以后要更加小心。” 米歇尔叫我出来向修道院院长告别，并表示感谢。走近修道院院长身边时，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面色苍白，行动迟缓，身材高大，穿着旧长袍，显然是一个永远不顾及会对别人产生什么影响的人。在我的生活中，我遇到过三个给我留下正直印象的男人。对于修道院院长，我就不用多说了。第二个是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我只是与他擦肩而过。那是一九三〇年或一九三一年，我去比利时解决在办理上述遗产事宜中遇到的麻烦。一天，我去观看法国喜剧院的早场演出，演的是皮兰德娄的喜剧，演得好坏且不说。观众不多。我一个人坐在国王隔壁的包厢里。幕间休息时，我出来得很迟。长廊里的电铃已经响过了。我突然看见国王正与他的副官说话，无意中挡了我的路。国王往旁边一闪，后退了两步，紧靠墙站着，双手微微分开，头轻轻一点，向这位陌生的女人表示致意，让她走过去。仅此而已。但是，这个谦逊的举动贯穿了他的一生。除非是头脑迟钝的人，否则一定会觉得，这个穿着一身黑服装，注重传统礼节的男人，有能力，有勇气，有智慧驱除人们所遭受的痛苦和灾难，以后会连续取得事业的胜利。这可以用但丁的话来形容，他是一个面孔谦恭的人。但是，谦恭是所有行事审慎的人在生活中坚持的立场，不仅仅是一种外表现象。 对第三个人的描述要稍微长一点。那是在美国。一个冬天的夜里，天下着大雪。一列小火车驶进森林中的一个小车站。月台凹凸不平，覆盖着雪。风卷起雪花，一直飘进空车厢里。检票员是个非洲人，在没膝深的灰白色积雪中，直抱怨说他根本不可能将两个提着包裹和沉重行李箱的女人拽上月台。这时有一个男人说：“我把行李提上去。”大风疯狂地吹打着月台。他是惟一与我们乘夜班车同行的男人。他穿着灰色的风雨衣，像一位海军军官。秃脑袋，瘦矮个儿，看上去神情自若。他把两个沉重的箱子和几个包裹提进车厢，放在一个避风雪的角落，然后坐在对面的角落里，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电筒，挂在靠背上，又拿出一本书读了起来。他一句话也没说。我想应该过去感谢他。他非常有礼貌地回谢了我，然后继续读他的书。我眼前的这个男人单独在南极洲度过了四个月的黑夜和冬天。有一天，他破例走出地下藏身所，检查我不知道是什么的风速表。他出来以后，发现翻板活门随后自动关上了，又被冰冻冻住了，就用断臂把翻板门打开。他曾经摔断了臂，也是独自一人扛着的。整个冬天都是这样度过。他最近的邻居，即扎营在距离他大约三百英里的男人们，怕他一个人太孤独，或许因为他的答话太简短（他的手拿不住电台的操纵杆），便带着他们的狗吃力地找到了他，在几乎无法通过的大浮冰上将他救出来，因此中断了对南极洲的测绘，同时也中断了只有经过整个冬天才能做出的关于绝对与无限的看法的观察。《孤独》是理查德·柏德海军少将写的一部独特的书，他在书中不间断地描写了他每天的孤独生活，直到像我们当时所听到的狂怒而寂寞的大风刮起的时候才停笔，而男人们对这样的大风是听而不闻的。柏德不善于用词表达，有的地方文字也不流畅，只用了一些含混的说法，就连爱克哈特几乎也无法做到这点，这倒也不奇怪。柏德的日记描写了南极洲半透明的冰层和不被人所了解的积雪。对这个男人来说，成功、事业甚至美国的霸权主义都不是他追求的目标，至少不是他长期追求的目标，因为个性太自我，他属于那些不讨人喜欢的人。后来，在他去世以后，我看见他的一些同事反对记者散布的流言蜚语，执著地捍卫他的回忆。在我遇到他的那个年代，他刚刚放弃了荒山岛的孤独住所，迁入了对那些讨厌鬼来说更难到达的另一个地方。我从来没有运气见到劳伦斯。如果他在世的时候我去克劳兹山，我肯定会听到这个严阵以待的人与他的波翁顿营的同志们像往常那样说着笑话，讨论飞机发电机的优劣，但看到一个不请自来的女人，可能会感到不高兴。我经常自问，柏德是否意识到，他远征南极洲，过着清苦的隐退生活，实际上是为征服并污染一个几乎还是处女地的世界帮了忙；在那个时代，不知道劳伦斯是否能预见被他参与的战斗搞得四分五裂的中东，一方面会成为石油帝国，另一方面死人堆积如山，从而也葬送了自由；他在他的诗中描写了一个被爱着的人的毁灭，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可怕的肉体。他可能没有预见到。不管怎样，我在这个缅因州的暴风雪之夜，有机会结识了这些沉默寡言人物中的一个。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一说修道院院长勒米尔。我曾经感谢过他，尽管我不太知道感谢他什么。他用拇指在我的前额上画了一个十字。对他来说，我是何许人？一个坠入金钱陷阱而不能自拔的好心男人的女儿？玛丽·德·S的侄女？她是一个圣女，毫无疑问，就是这个圣女，曾经憎恨过一个被天主教右翼称为分立派的教士。也就是那一年，我在昂吉安的森林里遇到了一个陌生先生和一个陌生夫人，他们相信在我身上发现了玛丽女儿的特征。但我不是玛丽的女儿；我也不是费尔南德的女儿。她离现在太遥远了；她太脆弱了，她被遗忘得太久了。我更是让娜的女儿，更是在我出生之后答应照料我的女人的女儿，而米歇尔经历了许多恩恩怨怨，仍然将她奉为一个完美女人的形象。自从我最后一次看见她之后，五年的时间又过去了。她还认识我吗？毫无疑问，她不再想念我了；她有两个儿子。 跛腿修道院院长（他有关节疼痛的毛病）一直把我们送上马车。米歇尔决定，一旦收回他剩余的资产就离开巴黎。大约十年之后，两个朋友在相隔一年的时间里相继去世。他们没有再见过面。我也不相信他们互相通过信。 ?Gallipoli，土耳其城市。地处达达尼尔海峡欧洲之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加利波利是土耳其抵抗协约国军队的战场。​?Thessaloniki，希腊北部城市，1915-1918年同盟军在此设基地。​?Dracula，爱尔兰作家斯托克小说中的人物：德拉库拉领兵出城与土耳其人作战，将其妻留在城中。土耳其人谎称德已战死，其妻闻之自杀。但教会以自杀违背教义为由不为其祝福，德大怒，从此与教会为敌，并变成吸血鬼之王。​?Bapaume，法国加莱海峡省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此进行过激烈战斗。​?Philippe Pétain（1856-1951），法国陆军将领，后升为元帅，维希政府首脑。​?Arras，加莱海峡省首府，1918年曾被德国军队摧毁。​?Jacques-Bénigue Bossuet（1627-1704），在捍卫法兰西教会权利，反抗教皇权威方面最善雄辩和最有影响力的主教。如今主要以他的文学作品闻名。​?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印度民族运动领袖，主张“非暴力抵抗”。​?La Madelon，巴赫（Charles-Joseph Pasquier，dit Bach，1882-1953）于1914年为军队创作的民歌。​?第一次大战期间，负责给士兵写信、寄送包裹的妇女，将士兵作为自己的儿子看待，被称为“战时代母”。​?Saint-Loup（1908-1990），法国作家、记者、政治家。​?Xenophon（前431-约前355），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苏格拉底的弟子。​?Phaedrus（前444—前393），古希腊作家。​?Charmides，古希腊哲学柏拉图与老师苏格拉底对话中出现的人物。​?Lysis，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与老师苏格拉底对话中出现的人物。​?Tuilerie，卢浮宫与协和广场之间的皇家公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法国政治家、新闻记者、第三共和国总理。​?Charles Nungesser（1892-1927），法国飞行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突出。​?Ferdinand Paul Wilhelm Freiherr von Richthofen（1833—1905），德国地质学家、地理学家，曾发表多篇关于中国的著作。​?Gascogne，法国西南部大区。​?复活节前的礼拜天。​?Cambrai，法国北部北加莱海峡大区北部省城镇。​?Benedict XV（1854-1922），意大利籍梵蒂冈教皇（1914-1922）。​?Richard Byrd（1888-1957），美国海军少将、探险家，多次率队赴南极考察。​?Eckhart（约1260-约1327），多明我会神学家、哲学家。​ 归途坎坷 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战况变化无常，在转入堑壕战之前，尽管笼罩着恐惧不安的气氛，但人们仍然满腔热情。埃贡和让娜一直抽出一部分时间从事扶贫济世的活动。让娜在桑利附近的一辆救护车上工作，费用由一个路德教协会负担。埃贡开车不像以前那样晃晃悠悠了，他负责将重伤员送往巴黎。有的重伤员在运送的路上就断了气。这种工作使他们觉得起码可以接触一些现实生活。 埃贡很快发现，他有被征兵的危险。在法国组建了一个俄国军团。一个星期以前，第一批征召入伍的人已经在远郊区的一个兵营集训：他们中有大学生、社会党人和居住在帝国周围省份的社团成员，他们也都像埃贡一样不愿意为沙皇打仗。有的人逃跑了。执行组建部队的俄国军士向逃跑者开枪，打死了许多人。报纸没有报道这个消息。 埃贡和让娜离开巴黎去了瑞士。荷兰虽然保持中立，但像一座监狱，很难获准入境，因为荷兰三面被德国包围，剩下的一面就是被占领的比利时。相反，瑞士的空气似乎更洁净，法国和德国的新闻叫嚣与欺骗宣传到达瑞士之后，口气就缓和了。但物质生活却成了问题。德·乐瓦尔夫妇先后在莫尔日和洛桑住了一段时间，接受了一位瑞士朋友提供的住所，这位瑞士朋友是收藏家、音乐迷、工业家和著名的文学艺术资助者，在温特图尔有一座豪华住宅，他提供给德·乐瓦尔夫妇的住所是一处附属建筑。然而，就在冬天即将结束之时，德·乐瓦尔夫妇对这个以奥托·威内尔为中心的由艺术家和作家组成的团体感到厌烦了。这个团体对绘画、音乐和战争的议论无休无止，一会儿说要入侵瑞士，一会儿又说后天就要进行和谈，但这些预测都是错误的。奥托·威内尔对埃贡大力鼎助。战争爆发前夕，他的第一部钢琴伴奏合唱音乐作品《石头的传说》曾经在巴黎上演。尽管人们对它褒贬不一，但这部作品最终使埃贡进入了重要的创新派音乐家的行列。威内尔成功地将这部作品搬上了巴塞尔的舞台，并为埃贡在巴塞尔的专业文化艺术学院谋取了一个音乐教授的位置。因此，他每个星期必须去授两个小时的课。埃贡早已克服了在听众面前神经质怯场的心理，在瑞士的大小城市举办音乐会。他存在巴黎的资金，因为有这位朋友的襄助，终于汇到了自己的手上。让娜父亲留下的遗产结算余额也一笔一笔地拨到了她的户头上。他们开始在当地寻找自己的住所，最终在索洛图恩购置了一幢十八世纪的破败不堪的小楼。 索洛图恩原来是外国驻瑞士大使的官邸所在地，房屋建筑具有启蒙时代的风格。这幢小楼的廊柱，路易十五时代的细木护壁板，仍然保留着法国的风格。废弃的花园很像一座公园。由于西里西亚的安杰勒斯和诺瓦利斯的翻译作品售量有限，让娜为了多赚点钱，根据这两位作者的某些生活片段写成了一部小说。但她缺乏创作才华。小说写得平淡无奇，让娜便一把火焚烧了她的手稿。她后来又以忧伤的笔调撰写了格鲁克和舒伯特的传记，尽管书里面有诋毁德国的章节，巴黎的出版商还是将书稿出版了。在写作过程中，埃贡在音乐词汇方面给了她帮助。她沾沾自喜地说：“这些著作毕竟带来了一小笔收入。”但是，作品用许多页的篇幅叙述启蒙运动时代和浪漫主义时代，而对德意志帝国却只字不提，这已经显得过分了。罗曼·罗兰给她写了一封信，温暖了她的心。在当时，米歇尔非常喜欢罗曼·罗兰的《超乎混战之上》。 在这些年间，埃贡过着无声无息的生活。他创作了一系列钢琴练习曲。这些练习曲短小，是与自己进行的探讨。这样的探讨，不是他自己悄悄地，就是与让娜或别的不认识的什么人进行的。当然，与别人的探讨，无疑也都出自于他的心声。那里有金黄色的果园，潮湿的草丛里生长着蘑菇，散发着诱人的气息；在苔藓下还可以找到未采摘完的浆果，酸溜溜的味道，埃贡和让娜非常喜欢这种环境。然而，在一所很好的学校上学的两个孩子，按照埃贡的说法，变成了瑞士人，他们贪心而活泼的贪吃样子与上面描述的景象形成对比。埃贡的弟弟是近卫军军校的学生，战死于圣彼得堡的最初一次兵变。埃贡偏爱弟弟，他的死使埃贡悲痛的同时，更引起了他对这座已经改变面貌的城市一个美丽冬天的回忆。让娜和他的两个兄弟心地光明地领略了圣彼得堡的戏剧节的气氛，共同度过了一段形影相随的日子。当时上演的是埃贡的第一部芭蕾舞剧《湖畔白马》。白马的轻捷奔驰，表现的与其说的死亡，不如说是奔涌怪谲的不朽精神。这种神秘莫测的剧作内容往往自相矛盾，多年以后才出版，为未来的传记作者提供了一把作传的钥匙，尽管这样的钥匙经常是错误的。至于《世界迷宫》，这只是一个为以后的创造制订的长远计划。 在这个时期，教授这个职位对埃贡对来说是新奇的，他喜欢他的学生，就像喜欢乐器一样，无论好的，平平的还是不好的，只要是第一次，他都喜欢。他每个星期要在巴塞尔逗留两个夜晚。有一次，他徘徊在汹涌奔腾的莱茵河畔，就如同过去在德累斯顿漫步在易北河的码头上，或者散步在巴黎圣母院附近的公园里。他有时候觉得，与一些人的相会，即使不是丰富了知识，也是获得了精神的放松，因此感到很满意。一个面孔，一个形体，都使他不能忘怀，但他并不是特意地去回忆。他也不可能总是回忆得起来。 在瑞士德语区，埃贡和让娜又全力以赴地开始了他们的慈善事业，不过形式已经改变了。在巴塞尔像过去在日内瓦一样，红十字会负责收集生死不明、阵亡或被监禁人员的资料。埃贡和他的妻子懂得多种语言，很适合这种工作。让娜的时间尤其充裕，她每天都抽出一部分时间查对名单，解答有关问题。一天上午，她在一份奥地利的名单上发现了弗朗兹的名字。在伊松佐河第四次战斗以后，弗朗兹就下落不明。她和埃贡都不知道（他们分别向罗马监狱长打听过他的消息，但都没有告诉对方），弗朗兹在意大利参战前不久就被释放，移交给了奥地利当局。他好像又立即被编入了部队。这一次他用的名字、年龄、家庭住址可能都是假的，因为她不能肯定弗朗兹是否有家。部队番号倒有记载。让娜提心吊胆地把名单拿给埃贡看，担心会引起他太多的回忆。 “生死不明……或者阵亡……或者穿着一个战死的意大利士兵的军装隐名埋姓。” “不要太贬低他，”让娜说，“他也许是英勇地战死的。” “这有可能，但也不排除与此相反的情况。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没有改变。生死不明，差不多等于是死了。我希望一个贪婪的幽灵不要再来敲我们的门。” “至于我，”让娜说，“我倒希望能回忆起那个与孩子跳鲜花芭蕾舞的年轻人。” “谢谢。”埃贡把名单还给了让娜。 让娜觉得，这个谢谢说明，埃贡感谢她总是用一点儿温和的态度对待那些让人无法容忍的事情。埃贡回到自己的房间，用钥匙反锁了门，不想让她看出他痛苦的心情。回忆接踵而来。有一件事，他曾经想忘记，但这一次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那是他们第一次去西班牙进行的一次愉快的冒险。在阿利坎特附近的一块空旷的沙滩上，弗朗兹竟然裸着身体与年轻的茨冈人一起游泳，还用一小撮可卡因引诱他们。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埃贡才知道他吸毒。海岸巡逻警察搜查了他们放在岸边的衣服。警察知道白粉是什么东西。弗朗兹看见警察就感到惊恐万状，企图游水逃跑。警察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下面追上了他。几个茨冈人像蜥蜴，钻进悬崖下面的岩石缝里。直到一位宪兵到旅店搜查“嫌疑犯的证件”，埃贡才知道此事。他在警察局的禁闭室见到了弗朗兹。禁闭室里还放着头天晚上吃剩的饭菜，上面落满了苍蝇。弗朗兹的双手被铐着高高地吊起，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在埃贡给警察分发比塞塔的时候，弗朗兹费了好大劲才穿上衣服。小伙子一边以埋怨的口气回答着他的朋友的问话，一边还耸着肩膀，从而落下了耸肩的习惯。埃贡第一次觉得弗朗兹行动诡秘而下流。但是，也有一些行为低下的神灵，有一只神圣的山羊叫埃基潘，还有一个既咬人又舔人的安努比斯。 直到此时此刻，尽管失望甚至心情不佳，对埃贡而言，肉体的乐趣犹如在波浪轻荡而又平静的海上游弋。自从与弗朗兹相识以来，他一直处在深渊的边缘。既有肉体的深渊，也有心灵的深渊，只有那些不怕眩晕，勇于探索，敢于冒生命危险的人，才会潜入到水底去揭示其奥秘所在。这与埃贡还仍然称为快乐的差距之大，就如同幻想与精神错乱、羽管琴演奏的乐曲与锣鼓齐鸣之间的差距相当。斯巴达伯爵的话语重心长，使埃贡意识到，弗朗兹耽于声色之乐的粗野行为，为了满足其享乐，不仅行窃而且谎话连篇，是由来已久的。弗朗兹的肉体享乐已经达到了令人厌恶的程度，而且他的这种如此下流的选择也让人感到可怕。但是，他的这种选择是从何处开始的呢？现在，埃贡对他的反感，几乎导致了对他的憎恨，这难道不也是一种虚伪？如果这个生死不明的家伙回来，与其说是受欲望驱使，不如说是被冲昏了头脑，他会不会再去找这个卑鄙的朋友呢？如果弗朗兹拖着一个受伤的奇形怪状的身体，跛着脚回来，他该怎么办呢？他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是否还真的喜欢这个瘦高个儿，肌肉有些松弛，长着女人睫毛的眼神迷离但火气旺盛而又贪欲的小伙子。埃贡想，他是死了，腐烂了，但不能肯定这团暗下来的火是否永远地熄灭了。那天晚上，听到花园里的铃响，他犹犹豫豫地不知道是否应该去开铁栅门，因为他一直担心来者可能就是他的这位朋友，那个昔日的讨厌鬼。 但是，埃贡感到最焦虑不安的还是时间问题。首先，战争并没有把这个用不同形式效忠祖国的波罗的海青年摧垮。俄国在坦嫩贝格的失败，使他失去了与一些远亲、青年时代的同学和朋友的联系。他同让娜回归故里的时候曾经见到过他们。俄国崩溃了，但不能同情俄国人的荒谬行为和贪污腐败。两年以后，“费利克斯”杀了拉斯普京，这对他来说无关紧要的，人们看到，他弟弟的死只是一个特殊事件。埃贡对家庭从来就没有很强烈的感情。他喜欢音乐，却得不到支持，因此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危机，他年轻气盛，便离家出走。后来，他又抱怨家里的人对具有自由思想的让娜太冷淡。随着西方与波罗的海各省通讯联络的减少，他们夫妇也成了生死不明的人物，几乎在地球上消失了。停战以后，随着德国几个旅兵力的入侵，以支持欧洲反对布尔什维克，同时为在东方重新获得在西方失去的势力范围，所以，那里的一切都乱了，就像一部闪着雪花的老电影。当地的人民聚众闹事，反对拥有土地的贵族，但有时候又因担心所产生的后果而迟疑不决；在里加，愤怒的群众把矛头直接指向浑身散发着金钱臭味儿的富有的日耳曼商人。人们时常群情激昂，但当饥肠辘辘的红色近卫军到来的时候，一些可怕场面也随之发生了，冯·威尔茨的突击队所到之处，粮食被洗劫一空。埃贡的驻伯尔尼公使团中的一些瑞典或英国朋友尽可能地向他提供了进行一次旅行的有关情况。自停战以来，尽管从波罗的海到这些动荡不安的地区具有危险性，但由于任何合法的途径和安全措施都不存在，因此也就变得容易了。进行这种冒险的，几乎还只是那些执行秘密使命的人、工商业者、负有双重使命的慈善家或牧师、记者或冒牌记者。埃贡成功地在伦敦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举办了一些音乐会。他随身有各种通行证和签证，其中包括一本使用自己名字的瑞士护照（让娜和他刚刚获得了瑞士国籍），里面注明他是音乐家。还有一本假护照，所填写的是瑞士公民，但职业含糊不清，是做亚麻布生意的。他还有红十字会的一份安全通行证。但由于所处情况不同，安全通行证有时有用，有时也会带来麻烦；最近，有一些被怀疑搞间谍活动的志愿人员被关押在莫斯科。担惊受怕的让娜对此并不惊讶：她可能比丈夫更清楚，他因为不能参与这次世纪性的大冒险而感到痛苦。这冒险不是战争。他们一直厌恶战争。这冒险既有危险，也有有利条件；既有团结，也有友爱，向他们展现的是一个充满刚烈意志的人类世界。埃贡强压住自己的烦躁心情。让娜告诉他这个计划可行，可以使他与亲人重逢，起码可以了解到他们的一些情况。她一直认为，为了生活，就要进行各种尝试，即使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共同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肌肤相磨，泪水盈眶。在决定结婚之前，他们的德累斯顿之夜也是如此。在罗马，那次几乎导致他们关系破裂的丑闻发生之后也是如此。虽然让娜在性生活上将要经受长期的孤独之苦，但她具有自豪感，不会因此受到痛苦的折磨。有多少夫妻，即使关系正常或协和的夫妻，在共同生活二十年之后，还仍然会经常同床共枕吗？ “我很不忍心把你们三个扔在这里……而且，万一……” 让娜用手指放在他们俩的嘴之间。 “您不在，孩子们可能感到惆怅，但他们现在和将来会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至于我，我在这个我们共同生活的房间里，永远不会感到孤独。” 她像所有身处同样境地的女人一样，反反复复地告诉丈夫务必要回来。他以为妻子睡着了（她没有睡），在黎明之前出发，以避免再说一些让人肝肠寸断的告别话。但是，出远门者几乎总是比留在家里的人更多一份活力和期盼。 在经过了几年战争之后重返伦敦、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给他的印象是生活又重新开始了；而且，他的音乐似乎比以前更得到了听众的理解。他对自身的安全感也增加了。但由海路到奥兰群岛的旅程漫长，而且要一直到达卡累利阿海岸下船，这就更增加了危险性，因为这要依靠当地人士的善意帮助。起初怀着猜疑心理的乘客，慢慢地相互靠近了，晚上在摇曳的灯光下聊天，表面上看来都是无拘无束的样子。过了奥兰群岛以后，海水中布满了水雷，水雷随着大浮冰漂移，但水雷爆炸的可能无助于人们敞开心扉。到处都是吹牛皮和老生常谈。另一些人的默不作声更让人感兴趣，但不知道他们的沉默是因为没有话可说，还是对其理想主义的计划或阴险的计谋守口如瓶。与埃贡同桌的有一位英国人，也是做亚麻布生意的，就如何通过边防线的问题给埃贡出了一些好点子。不过，这位英国人有些固执己见。埃贡刚一下船，就进入了泥炭沼泽地带，趁着春天的暗绿色之夜，摆脱了这位好心人。远处有一排排树干，可以看见有一些快熄灭的灯光。好像是一座旧农庄。还是误入狼口？即使铤而走险，也要勇往直前。但是，开门的是几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和两个男人，从他们讲的方言判断，他们不是亲俄国的。他们本来不想收留外国人过夜，但他们是波罗的海人，同情之心还是有的。埃贡惊奇地发现，这里有一座城堡，是属于——如果这个词用得恰当的话——乐瓦尔家族一个堂兄的。这里共有两座城堡，遭到敌人的两次破坏，现在是一个德国部队的军营，还筑有防护工事。这里距离当时还可以穿越的边境只有十五公里路程。德国人时不时地来这座农庄购买粮食。第二天黎明时分，埃贡跟着农庄的一个农民上了路。他们都背着军用面包。这些面包的价钱相当于一张安全通行证。到了一个悄无声息的地方，这位农庄农民把四个指头插进嘴里，学了一声尖厉的鸟叫。他与哨兵进行了交涉。这里很危险，随时都会招致不知道来自何处的碉堡的火力射击。但是他们幸运得很。埃贡见到了比他年轻二十来岁的堂弟孔拉德。孔拉德青春年少，一脸严肃沉思的孩子气。孔拉德努力回忆着埃贡的面貌，很高兴能有机会与他谈论音乐问题（他了解埃贡的名声）和法国先锋派文学。但根据新闻，事态发生了不利变化。如果英国和法国拒绝给予任何支持，冯·威尔茨将军的游击队将撤出库尔兰地区。战斗在里加周围继续进行着。孔拉德背诵着这份新闻公告，就如同背诵学过的功课。埃贡已经明白，小伙子不喜欢打仗，他没想到要拯救祖国（但是，还有祖国要拯救吗？）。孔拉德呆在那里是为了另一个堂兄弟爱里克。爱里克也是他的战友，他的榜样，他的偶像。爱里克在这个荒僻的地方指挥着三百名士兵，有波罗的海人，也有德国人。埃贡的未知探索会变成一次家族探访吗？爱里克走了进来。他像孔拉德和埃贡一样，也是金黄色头发，蓝眼睛，长脸膛，眉宇间一条威严的细皱纹。他说话口气果断，是一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 “你来有什么事？” “来救助我的亲人，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说你是来碰运气，倒不如说你是来冒险。要救助你的亲人，你来得太晚了。你父亲和两个哥哥被农民打死了。带领农民闹事的是一个红色叛乱分子，人倒不愚蠢，他现在是塔林的党头头。你们村的村民抢先分了土地。” “你肯定？” “就像了解这个神圣国家的其他事情一样肯定。” 但是，谈话的语气缓和了，不再说脏话了，就如同既然已经来到客厅门口，也就不用再说恭维话了。 “沃依罗诺夫呢？” “据说完蛋了。” 埃贡把目光从孔拉德身上移开，感到爱里克对所有投向他年轻朋友的目光感到不安。但他似乎回忆起来了，他的堂兄弟有一个姐姐，年龄比他还大。在他们两个家庭经常来往的时候，他还是孩子，应该见过她。“她不在这里了。”孔拉德简短地回答说。这时，爱里克吃完了饭，就走开了。不久，埃贡从一个下等兵的口中得知，姑娘投降了敌人。 这个星期就要撤出克拉托维塞。“老兄，你是来参加撤退仪式的。冯·威尔茨已经命令去救援被围困在多尔帕特的残余部队。如果有可能，随后将通过波兰边境线撤回德国，波兰在全力保卫华沙，以抵御俄国发动的新进攻。等着瞧吧。” 出发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三百名士兵经受了严寒和饥饿的折磨，看来对这次调防感到满意。孔拉德和爱里克在最后时刻不得不将父辈的最后一位老人，普拉斯科维娅姑妈和她的贴身女仆留下了。两位老人都是俄国国籍，几个月以来一直幽居在她们已经失去豪华光泽的卧室里，画着十字进行祈祷。陪埃贡来克拉托维塞的农民答应，如果形势允许，他将两个女人，像背两只装进空袋子里的老兔子似的，带到他的农庄。出发的那一天，埃贡听到有人打开窗子，他转身看见一位身穿衬衫的老太婆，她无疑是被声音惊醒的，迷迷糊糊地看着部队走远了。 他们三天以后到达穆尔瑙郊区（爱里克和孔拉德仍然说着某某地方和某某村庄的名字），来到河水正在上涨的河边。地上到处是泥坑。 “你跟我们一起走，或者一个人去朝圣一堆瓦砾，同样都是危险的。”爱里克说，“对于我们来说……我相信，骰子已经掷出去了。然而你……只要你的肚子里还有一部奏鸣曲或一出清唱剧，你千万别让人在路上把你干掉。” “但愿上帝保佑。”埃贡说。他突然想起自己已经把路德教抛诸脑后了，便问心无愧地补充说，“如果上帝存在的话。” 埃贡亲热地将他骑的小马还给了一位士官。小马是士官让给他骑的。孔拉德和爱里克也下了马，与他拥抱告别。让他们仨感到惊奇的是，他们都流下了泪水，起码也是热泪盈眶，就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物一样。埃贡走了。 埃贡在到处是水坑的泥地上走了很长时间，有时还得踩着树根才能跨过去。大约到中午，他在草地上遇到了两个农民。那里的水深没膝，农民的牛陷在水里，他们请埃贡帮忙拽上来。埃贡帮了忙，两个农民向他表示感谢，但并没问他是谁，从哪里来，埃贡穿着与自己身份不相符的衣服，又溅满了泥水，完全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的靴子是在城堡的一个角落里捡的，穿着挤脚，而且又灌满了水。他把靴子和装在靴子里仅存的一张身份证一股脑儿地扔进河里，只保留着已经浸湿的一小张安全通行证，高兴地穿上挂在腰带上的用树皮做的鞋。天气热起来了，四月的黄昏缓缓地临近了。暗淡的天空中布满了云团，他决定在天黑之前去找一处高土坡躺下休息。这里与路只有一行树相隔。他似乎听见从东面传来一阵枪声，但他不能肯定。他睡着了。 由于这里潮湿，他醒来的时候觉得身子僵硬。他走了一会儿才恢复过来。因此，他想当天晚上应该找一个能遮身的更好的地方休息，哪怕是一个在树林里看守捕捉野兽陷阱的猎人或伐木工人的草屋也可以。天开始下起大雨。他觉得白天的时间过得很慢，恐慌不安。他感到孤独寂寞。只有上涨的河水拍打着河岸，哗哗地响。甚至连敌人也踪影全无。大半个被淹没在雾里的太阳，为他指示着方向。但是，走在满是横七竖八的树木的泥水地里，他老是迷失方向，而且也弄不清楚是什么时间， 埃贡来到一个稠密的灌木林时，天还没黑。两棵老树之间有一个护林工的窝棚。他先是听了很长时间动静，然后走过去敲门。但是没有人开门，他就推门走了进去。屋里一片阴暗，空空的，景象凄惨，还散发着人的尸体腐烂的恶臭味儿。他从两个狭小的天窗透进的一丝光线，可以看出没发生过什么暴力，可以判断人不是死于内战。一条宽长凳上铺着一张草垫，上面静静地躺着一位老人。还有一位老年妇女，半蜷缩着身子躺在一床薄被上，一条腿耷拉在地上，好像她还没有爬上床，就死去了。她也许是在临终之前要下床照料老伴儿时咽气的。他们是饿死的？还是得了斑疹伤寒？他们的脖子都很瘦，脸却浮肿着，但这丝毫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在埃贡看着两具尸体的时候，一只大老鼠（也许是一只猫，他没看清楚）从老人的裙子里窜出来，钻进一个洞逃走了。埃贡走了出来，随手小心地关上门，但一股臭味儿也随之涌出门外。他又憋住气回到屋里，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用铁丝网做的食品柜，拿走了里面惟一能吃的东两，一大块两位老人剩下的黑面包，气味与其他东西也相差无几。他从克拉托维塞带来的食品袋已经空空如也了。他又走出窝棚，关上门，把这块被雨水淋湿的面包在一棵树干的青苔上蹭了好大一会儿工夫。天黑了，应该找个睡觉的地方。窝棚后面还有一个破烂不堪的小棚子，茅草棚顶还在，一部分被窝棚的宽大棚顶遮蔽着。埃贡一下子跳了进去。雨水从棚子顶上往下流着，像一道水帘，地上铺的草全湿了。他找了一个最干的角落躺了下来。 午夜时分，埃贡听见一阵巨大的嘈杂声：声音很有节奏，是一支部队向他走来。他仔细地数着部队的人数，前面最多只有七八个人，正走在狭窄的小路上。再后来他就数不清了，大约总共六百人，后面还跟着一个秩序混乱的骑兵队。有几挺机枪陷在泥里。部队在原地踏着步。埃贡等着他们过去，感到很可怕。命令是用俄语下达的。部队又开始前进，声音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爱里克说过，有一个师的俄国部队要往北调，但这支部队好像也在找去维尔纽斯的路。埃贡等到天亮才重新上路。 突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一个人，一个穿着红军旧军衣的拉脱维亚士兵，从部队刚才离开的方向走了过来。他骑着一匹疲惫不堪的小马慢慢地走着。毫无疑问，他是喝醉了，整个身体歪斜在马鞍的一边，眼看着就摔下来的样子。他看见有个陌生人，便开了枪。第一枪打偏了，第二枪擦着埃贡的右肋部飞过去。“对于一个醉汉来说，他已经打得不错了。”埃贡没有多想，一个箭步扑向醉醺醺的骑兵，将他的手腕一掰，把枪夺了下来。骑兵摔在地上，脑袋撞在水边的一块树墩上，整个身子滚进水里。埃贡又把他往水里推了一推，他脸朝下地趴在泥水里。埃贡将手枪扔进深草丛里。他是一个落伍者，还是逃兵？埃贡这时只是想，既然杀人如此容易，死也可能不难。 埃贡抓着浑身流着汗水的小马的缰绳，把小马拽到路边，在一个水流缓慢的地方涉水过了河，来到一片乔木林。乔木林里荆棘丛生，还有一些草地。他好像认识这个地方。那里有两条马车道，一直通向远方。小马摆脱了骑兵的重负，这时缓过了气。埃贡把缰绳搭在马鞍上，小马感到被解放了。他用手把小马往前一推，小马便自由地奔跑起来。埃贡犹豫了片刻，好像是被什么迷住了似的，也沿着这同一条小道往前走去。 埃贡记起来了。然而，这不是沃依罗诺夫。在他的童年时期，沃依罗诺夫有一座雄伟的大公园，周围林木环抱，那里的景色既叫他憎恨，又让他喜爱。这里是他的家乡，这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人们会说，他离开家乡时间太久了，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也说不清楚离开了多长时间。那里有一个小屋，从前油漆成白颜色，蜷缩在一块树木稀疏的地方，只有一条小车可以出入的小径通往外部世界。让娜摔下四轮马车受伤以后，埃贡就把她带到这里来，他不愿意看见亲属们对让娜既礼貌又冷淡的态度。一踏上微微摇晃的台阶，他就肯定无疑了。旁边有一个水池，让娜就喜欢听青蛙跳进水里的声音。池中的水声唤起了他的记忆。每天天刚亮，让娜就来坐在一张固定在那里的凳子上。他想起来了，他还情绪激昂地与年轻的医生讨论着政治问题。这是真的，还是在做梦？他似乎觉得，来到这里，不论是地狱之门，还是天堂之路，都不感到可怕。他打开门，门是用插销插着的。屋里光线很亮，几乎是空的，但他知道壁炉在什么地方，还看到一把旧安乐椅。安乐椅上坐着一个男人，胳膊支撑在桌子上。他稀疏的胡须，花白的长发遮住了半个脸。他跳了起来。 “埃贡！我的老弟！” 他拥抱了埃贡。此人是奥东，埃贡童年时期的一个较要好的同学。当让娜住在这个林间小屋的时候，奥东晚上经常陪埃贡去城堡打牌，打完牌以后又把他送到让娜身边。家庭聚会的时候，牌是必须打的。奥东有时一个人去找埃贡，有时还约村里的小伙子一同与他出去玩。埃贡与他们一起在绿色尚存的森林里溜达，又找回了昔日的歌声，一起说笑，打闹。回来的时候，埃贡由于有时喝点儿酒，天气又寒冷，满脸通红，但寒冷的空气很快驱散了他的酒味儿。他们把埃贡送到门口就走了，但还经常出其不意地被让娜叫住，不好意思地进屋吃块点心或再喝一点儿伏特加酒。让娜还记得奥东吗？埃贡本人只是在被他像狗熊似的友好地紧紧抱住的时候，才认出是他。岁月和艰险发生了作用。奥东先坐下去，给客人递过一把白色的小木凳。他说话的声音沙哑。埃贡发现他哭了。 “傻瓜，你不应该到这里来……谢天谢地，我终于又见到你啦……你是不是来找什么东西的？” 他把手放在桌面上。桌子上什么也没有。 “什么都没了。事情发生得很突然，那是在头脑最发热的时候……你的兄弟们都不受欢迎……你也一样，你也不喜欢他们……至于你父亲，他一直卧病在床，他拄着拐杖出去给他们帮忙……他们很尊敬他，但又有什么用……我也一样，我也打过。可是，打得不太重！我相信他没有感觉到我打他……一个人被打倒在地上……因为，你知道，我差不多都是与其他人在一起……否则，你就不会在这里看见我了。” “我的那些嫂子呢？” “别担心。女人吗，她们不会有危险。我想她们在里加。要不就在赫尔辛基。至于城堡，我明天带你去看看，还剩下一些残垣断壁。” 奥东用泥炭生了火。他拿来一只锅，倒上奶。从外面传来一声牛叫，说明这里还有一头牛。他煮的不知道是什么汤。煮好以后，他盛了三碗。 “奥尔佳！” 一个大约七岁的小女孩儿从一个类似凹室的地方爬了出来。埃贡还记得这个地方，因为他曾经看见那里有一段楼梯。楼梯太陡，让娜下不去。孩子相貌很丑，又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埃贡想起来了，奥东大概就是在那一年结的婚。 “你妻子呢？” “不要提她了。” 他们吃了饭。小女孩儿吃饭的声音很大。吃完饭，她趴在碗上睡着了。奥东将她抱到柜子里。 “柜子里比这里暖和。” 埃贡看着立在墙边的那张什么也没铺的大床。奥东说： “你就睡在这里。她以前一天到晚都睡在那张床上，腿上绑着绷带。她的腿好了吧？太好了。床垫儿被人偷了，床框上的绳子也松了。我不得不睡在地上。” 他摊开被褥。埃贡不好意思说还没吃饱。奥东拿出一个用破布包着的瓶子，递给埃贡。埃贡没接。 “你不喝了？” “我是音乐家。喝酒影响演奏。” “你今天晚上不演奏。而且，”他拍着自己的前额说，“你母亲呢？你还没问我呢。” “我想，她与别人一起死了。” “她没死。她在村子里。你明天能看见她。” 奥东一个人喝了两个人的酒。 “我们带着女孩儿一起去城堡。这更像一次家庭聚会。到那里给她一根钓竿儿。以免引起怀疑。” “那里有强盗吗？” “不经常有。因为没有东西可抢了。” 第二天早晨，天还蒙蒙亮，他们就起了床。但是，当他们在树林边下船的时候，太阳已经高高地悬挂在天空了。 “奥东，你过去的草屋在什么地方？” “像其他房子一样，被烧了。我住在你那里，因为总得有人在那里或附近照看萝卜和土豆。有人说我是看庄稼的，不过是为全乡看庄稼的。” 他们来到从前那片草地上。小女孩儿双脚一前一后地跳跃着。走了一刻钟之后，奥东停下脚步。 “就是这里。” “把他们埋在什么地方啦？” “就是那里，”他把脚踩在地上说，“你想，没有必要把他们拖到很远的地方去埋。当然，他们被剥光了衣服。” 埃贡机械地抬眼看着奥东。奥东手腕子上戴着一块很漂亮的手表。奥东没有发现埃贡在看着他。 “这些砖是你的，”他说，“还有一些大石头。” 埃贡明白景象为什么似乎全变了。昔日的城堡也变得一片荒凉。这是一座巴罗克风格的宏伟豪华的城堡，就像他在东北欧看到的中间宽的长方形建筑一样。十八世纪的圆形阳台和高大的巴罗克窗子，是以前那种旧的军事堡垒式的城堡所没有的。毫无疑问，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埃贡这会儿又闻到了从厨房里传出来的烤天鹅肉和鹭鸶的香味儿，看到了被吃进穿着绸缎紧身短上衣的男人大肚子里的牝鹿和狍子，想起了将一对乳房暴露在紧绷的胸衣上方的女人，看见了男男女女呼呼酣睡和做爱的床，想起了那些任人摆布的贴身女仆、男仆和年轻侍从，想起了客人们竞相展示的服装，听见了宣布吃夜宵的刺耳号声，还想到了便壶和茅坑。他还记得几个直系亲属的经历：他姑奶奶多罗泰·德·乐瓦尔是大使夫人，在透明紧身上衣和舞蹈艺术方面是塔莲夫人的竞争对手，后来又成了包括国王和王子在内的光明异端派联谊会的组织者。他还记得，他读过她在督政府时期用法文撰写的一小卷《箴言集》：“有些人仅仅获得了一些光荣、爱情和幸福。”仅仅获得了一些光荣？尤其是，一个人生前如果不能增强并施展自己的才华，这是他的命运所决定的。仅仅获得了一些爱情？是对别人的爱情？是别人对他的爱情。是获得的全部爱情，是付出的全部爱情。错位的爱情可能是最糟糕的爱情。同样，目前的粗暴、污秽和下流行为，当然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幸福，但不知道什么样的快乐才能抵制住这一切诱惑。多罗泰应该了解什么是舞蹈的、神秘主义的（就像让娜）和经常是爱情的快乐。他的思路离开多罗泰，又溯流而上，直到鲁道夫二世的一位常客，此人在布拉格城堡区的地下室耍妖术。是一颗黑心，还是一颗火热的心？他本人是否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心？而且，在更遥远的年代，还有十二世纪长眠于他自己的大教堂的马格德堡主教……一位圣人……然而，就是这位主教赞成进行童子军远征，他相信上帝会保护这些孩子们，会使孩子们成为天使…… “在令人发指的那一天，是我和妻子把你母亲拖到这里来的，那是大难降临的一天。她手脚乱蹬，好像人们是故意这样粗暴对待她似的。有两个女人帮着她：一个是我的女人，我的女人有时夜里让我同她睡一会儿觉，我还不时地与她交欢，另一个是能使人精神一振的小个子红发女人。” 房子虽然大，但由于住的人多，因此也就显得小了。老男爵夫人，这里叫她米娜，米娜睡在夹层的地板上。与她住在一起的还有两三个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和一个刚刚分娩的女人。米娜的一头长发很漂亮。她皮包骨头，假牙没了，因此脸也变了形。他有十年没见到她了。 她睁开模糊的眼睛，看着他，说： “卡尔……” 卡尔是他大哥的名字。他明白，为什么一提到音乐，就使奥东想起了他母亲：多年以来，她只轻蔑地叫埃贡为“音乐家”。 埃贡告诉少妇，被单被呕吐物弄脏了。她把被单卷成一团，换了一条干净点儿的。 “这里没有衬衫。而且也很难给她洗澡。” 她好像没有回想起过去的埃贡。她也跪在席子的边沿上，身子靠着他，这时似乎认出了他。 “总还可以给她洗洗澡，让她舒服一些。” 她点了点头。有人给她端来一盆温水，又拿了一件衬衫。他给米娜解开衬衫的纽扣，她一直穿着这件绣着花边的紧身宽下摆的女衬衫，已经穿旧了。她的下身用毛巾裹着，还用被子的一个角遮盖着。她的两只发黄的乳房往下垂着，好像是被孩子吮吸干了似的，然而，米娜的孩子是由奶妈喂养大的，她从来没让孩子吃过自己的奶。埃贡先用湿布将她粗糙的皮肤的每一道皱纹擦净，然后再用干布擦干；他还看见了他出生的那道暗红色的裂口。他用一把剪口不严的剪子，给她剪掉嵌进肉里的手指甲和脚趾甲。她低声咕哝了几句（她肯定感到疼），就迷迷糊糊睡着了，还反复地叫着她大儿子的名字。克丽斯丹（对了，她叫克丽斯丹，他怎么会忘记呢？）给她梳理着一头漂亮的白发。奥东在走廊尽头喊道： “该走了。” 他们站了起来。二十年以前，克丽斯丹只献身给了他一个小时的时间，好像是为了报答他在她陷入困境之时给予的帮助，这时突然用双臂搂住他的脖子，给了他一个情人的吻。在整个旅途中，没有比这样嘴对嘴地热吻更让他与往昔紧密相连了。他又看到了他所经历的艰险，野蛮的老大爷，疑神疑鬼的警察（他们起码认为他可疑），在小城的一家低级咖啡馆的可怕之夜，当非法堕胎婆把她交给他的时候，她已经面无血色，而且还会出血，但不知道孩子是被打掉了，还是已经死去了。拥抱在一起的不是他们，而是他们的年轻时代。 “你应该尽快地离开。许多人见过你，都知道你是谁。拿着！”奥东对他说。 奥东在小屋附近停了下来，把叠好夹在胳膊上的一件粗布长褂递给埃贡。这件衣服又脏又破，比他本人穿的外套还破。是红军军服，或者说是红军穿过的服装。 “你明天穿上。你应该穿得像大家一样……幸亏这件衣服是大尺码。路上会有很多小伙子：有受轻伤的，有正在康复的，有悄悄地回来到地里干一会儿活的，怎么说呢，都是装病的士兵。你穿上这件破衣服，也像他们一样，不会被人看出来。” 他们默默地睡觉了。深夜，奥东撑着双肘。 “你睡啦，兄弟？我应该向你解释一下。你母亲有一个小包，里面装着宝石，用她的衬衫包着。她委托我照管这些宝石，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几个星期以前，我把漂亮的银器放在了安全的地方。你外曾祖父兄弟的银器，当时的皇后也感到羡慕……等时局平静你回来的时候，大家就把这些玩意儿分了。你明天在路上会看到一些镀金汤匙……” 埃贡像是在睡梦之中，对他表示感谢。委托他照管……放在了安全的地方……他又想象着倒在地上的老头儿，而另一个老头儿用手拍打着地，试图博得他人好感。他母亲不是被抬来的，而是被拖来的。还是不要去想这些事吧。 第二天，埃贡很早就作好了出发的准备。他们拥抱告别，但不像来的时候那样亲热了；奥东看着他走了，无疑感到高兴，他没为他少担风险；他已经不再是一位完全乐善好施的人了，但仍然还是他童年时代的那个奥东。埃贡从前与他一起在森林里玩，骑着砍伐的树桩在小河里漂游；天热的时候，他们把衣服挂在树枝上，躺在草坡上打滚，吸着偷来的香烟以驱除蚊子。看护森林的奥东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说： “等一会儿。” 奥东从墙上去取下一把巴拉莱卡琴。显然是一把当地土造的琴。 “你像大家一样往南走。要是有人跟你说话，你就给他弹几只曲子。弹曲子比多说话危险小。” “我不会弹。”埃贡指着这把农民乐器说。 “你是音乐家，你有办法。大约走十五俄里，那里有一家小咖啡馆，里面卖克瓦斯清凉饮料；还有一眼井，没有钱的人就喝井水。你在那里休息一下，那里安全。不要急着赶路：越往南走情况越糟。你最好躲避几天。要是有人要看你的证件，你就说喝醉酒丢了。” 埃贡已经走上了乡间小路。路上长满了野草，到处是泥泞和水坑。他的前后都有军队，但没有人注意他。有两次，来了一些骑马的军官，也没有说什么话，只是招呼他们的同伴赶路。空气闷人；十五俄里的路程差不多走了一天的时间。埃贡坐在一个斜坡上，距离奥东详细告诉他的那间小茅屋不远：是好意还是陷阱？有几个男人在草地上休息。有人叫他。他没有回答，便拨动了巴拉莱卡琴的琴弦。他颤抖着手指，弹了几首童年时期的乡间歌曲；有人不时地闭着嘴哼唱起来。音乐与舞蹈是一家，有人跳起了舞。突然有人喊道： “不为党唱一首歌？” 埃贡只会弹《国际歌》的曲子，不会词。旋律悠扬而起。 “好，不认识老朋友啦？” 有人从背后拍了一下埃贡的肩膀。埃贡高兴得叫了起来。此人穿着红军军官的军装，是塔林的年轻医生埃利亚·格雷克夫。他给让娜看过病，因此两个人结下了友好的情谊。他们用俄国人的方式互相拥抱，好像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人似的。埃利亚心直口快地抢先说： “我昨天在克丽斯丹家看见了奥东。他都跟我说了。我有事，一个小时以前才出发。你一定会平安无事的，今后我都会陪着你。” 埃利亚把摩托车推下斜坡。他们骑着摩托车一起上了路。埃贡用胳膊紧紧地搂住朋友的胸部，因为道路有点儿颠簸。有点颠簸也没关系，他的朋友身强体壮，不必担心发生意外。 “我们到交叉路口搭乘去南方的增援火车。我们的军队放弃了围攻华沙，已经离开维尔纽斯。现在，法国人和波兰人已经发起了进攻。你知道吗？消息变化很快。” “是的，有许多事情，农民就是避而不谈。” “我的头头派我去里加谈判一项久而未决的方案。但是，看着这座城市经常易主，我就猜想它是否真有主人。” “你相信红军会胜利吗？” “或者相信红军会失败，这都不重要。不论神圣俄罗斯还是红色俄罗斯，这都一样。只是，我是俄国人。我不是立陶宛人，不是爱沙尼亚人，不是库尔兰人，也不是波罗的海贵族。既然我穿上军装继续行医……让娜怎么样？” “很好。当然，她这会儿肯定因为担惊受怕而生病了。这是由于我的过错造成的。” “是因为现在的时局。她还是那么漂亮？对吗？你还一直爱着她？” “是的……其实……” “不要说啦……我感觉到了。不要难过。各人有各人的爱法，能怎么爱就怎么爱。没再生孩子？” “在这种时期有两个孩子，你不觉得已经够了吗？” “我只是觉得我没结婚很好。” 他们骑着摩托车默默地往前开着，遇到人群时，一直开到他们跟前，他们才让开一条道，像一群受惊的鸡在公路上乱窜。 “埃利亚，昨天晚上奥东告诉你的时候，你是否相信他会帮助我，或者他指望你来帮助我？” “两种可能都有。他不想抛头露面，但又想救你。不要怪他。你不知道，三年的革命把一个国家搞成了什么样子，而你在这里最多才生活了三个星期。我亲眼看见里加失守，被夺回来，然后又失守了。在旧制度下，大银行家和投机倒把者按照德国的方式大发横财，他们是一些最肮脏的家伙。战争在九条大街上进行：肮脏的恶棍都从耗子洞里钻了出来，叛徒们背叛所有的人，那些只值三文钱的理想主义者根本不能控制这些下流货，也无法制服他们。最坏的还是女人，尤其是妓女。身强力壮的女人穿着破烂不堪的军装，像是出入舞会那样炫耀自己。你知道，她们对那些镶金牙、戴金边眼镜、喝茴香酒、大腹便便的老头儿已经厌倦了；她们多年以来一直忍气吞声。而且，给我们的命令是很艰巨的，我不想再多说了。我们的哥萨克骑兵忍饥挨饿，马也瘦得皮包骨头。为了以儆效尤，竟然枪杀了十几个女孩儿。我还看见一个胖姑娘把裙子撩得高高的，让人打她的小腹。一个牺牲品，不是吗？我太喜欢你了，不忍心向你谈起你的那些波罗的海贵族，但是你都看见了，你的那些喝得酩酊大醉的农民，为了争夺几块烧焦的土地，打得头破血流……而你们的那些好朋友，你们的那些拯救所有人的救命恩人，即在西线战壕里的冯·威尔茨部队，但幸运的是，他们都开小差了……可是谁知道呢？自从波兰人发动攻势以来……人们只能躺在地上哭泣。” 路越来越宽了，天空也越来越辽阔了。许多树被砍光了。他们来到了交叉路口，那里有一个四面透风的棚子。有一辆火车正停在那里，已经挤满了人，但还有人往上挤。埃利亚把摩托车交给一个老巡道工，老巡道工立即将摩托车推到安装着照明灯的小屋，放在一堆空桶后面。 “他是个正直的老头儿。他会照看摩托车，因为我不在的时候他要用。” 还有几节车厢正在往火车上挂，发出刺耳的声响。 “你看，他们用胳膊推，用腿搡，一个劲儿地往里挤，好像都是去赶集的。” “火车不去集市。去维尔纽斯。” “维尔纽斯陷落了。去明斯克。” “也许去基辅。” “你所关心的，是不是你要知道会在什么地方被人暗害？” “上车吧，埃贡。机车是战前制造的，火车总是超载（劳驾让我们过去，仁慈的上帝），走走停停，像许多虫子排着队往前爬行。不是掉了一只轮子，就是压断一根枕木，或者松了一截铁轨，也许铁轨上横放着一些木头。遇到这种情况，只好修好了再开，而且还不时地有人下车解大小便，采摘越橘，吃生蘑菇。你到后面的平台上去。像我这样抓住信号灯下面中间的栏杆。千万不要松手……这里颠簸得很厉害，但起码空气还新鲜。不要忘记是第三个站，但临时停车不算，在三百七十五公里处下车。车慢下来的时候，你等我一起下车。” 埃贡的身边好像是一个拉脱维亚士兵，紧紧地挤着他。只听见那个士兵用俄语说： “不要挨着我，朋友，把烟头扔了。不能吸烟。吸烟对我们俩都很危险。尤其不要倒在我身上，车有时震动得很厉害。” “是堤坝？是桥？是军火库？”那个好奇的人瞪着大眼睛问。 “反正与你无关。” 火车在树林间飞驰。预料之中的故障发生了。乘客下车在斜坡上溜达了一会，上车的时候，手都发紫了。在停车的时候，从前面车厢里押送苦役的队伍里传来叫声、骂声，有时还有巴拉莱卡琴的琴声。这才使埃贡想起，他的巴拉莱卡琴在半路上扔了。埃利亚用手抓着他的胳膊。他觉得天上的星辰从来没有这么大。 “车减速了。我们在下一站跳下去。但要慢慢地跳。看到有人往下跳，你再跳也不迟。不要让人看出你急着要逃跑的样子。” 他们跳了下来。车停的时间很长；一群掉队的人在等车。喜欢浆果和蘑菇的人都跑到斜坡上。埃利亚和埃贡不慌不忙地爬上了左边的那道斜坡。他们走出几步之后，一片矮树林便遮住了他们。他们尽量不出声。埃利亚走在前面，拉着埃贡的手，进入了长着针刺的灌木林。 “注意千万不要碰着毒蛇。现在是毒蛇交尾的季节，都蜷缩在树枝上。狼不饿的时候不吃人。这里很少有熊。小心别碰上野猪窝。母野猪保护着野猪崽，不会离开窝。不要走得这么快；走快了会疲劳。低着头，但我不相信他们会向我们开枪。最难受的是直着腰走路。” “你以前来过这里？” “来过一次，一去一回。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一条隐蔽的边界。在战争时期，说话更需要保密。再走大约二十分钟有一道壕沟。让我走在前面。拿一根棍；我也有一根。不要碰着任何不熟悉的东西。壕沟对面的荆棘林里有带刺的铁丝网。树枝下面有一道缺口，几乎还没有人从这里走过。” 他们没有表，估计二十分钟过去了。两个人都盲目地往前走着，每向前挪一步，都先要用脚试探一下，以免摔进壕沟里。他们终于小心地走下壕沟，又爬了上去。埃利亚用两根木棍试探着穿过了铁丝网的缺口。在暗绿色的夜里，他们几乎无法看清楚。 “弓着腰，尽量跳得远一点。然后起码要再走一刻钟，不过荆棘林不这么稠密了。我不相信他们会在远处向你开枪。他们希望活捉我们。过了一块长着树丛的宽阔的草地以后，有一座围护着绿篱笆的小庄园，庄园下面就是公路。法国和波兰指挥部正在准备发动进攻。一走出矮树林，你就打开手电筒，贴着草照，贴得越低越好。一、三、二（他有节奏地数着）。你一定要坚持尽快见到当官的。要凶一点儿。如果一切都不如愿……” 埃利亚把一粒药丸塞进埃贡的衣兜里。 “不要马上吃。我回去了。我在这里对你不会再有用了，还可能起反作用。记住吹口哨，说明你越过了障碍，吹得声音要低。替我拥抱让娜。” 他们很快地拥抱了一下。埃贡像杂技演员，一个筋斗翻下了土坡。埃利亚低声地吹着口哨作为回答。埃贡一动不动地听着他的难友悄悄地走远了。埃贡穿着树皮做的鞋，又塞满了树叶，走在地上几乎没有声音。他脚上两次扎了刺，不得不停下来拔掉。一走出矮树林，他做了一个防备的姿势，尽管埃利亚告诉他要放心，他还是提防有人在远处向他开枪。正相反，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走出十几个人，举着枪围住了他。 “什么人？” 埃贡照实说了。 “库尔兰沃依罗诺夫的埃贡·德·乐瓦尔男爵。我有一个紧急情况要报告司令。请带我去见W将军。”他又用法语重复了一遍，说话的语气表明不是请求，而是命令。这位下士显然也说一点儿法语。 “您的证件？” “证件对我有什么用，有证件反而会遭红军杀害。有一部分路程，我是藏在一列俄国火车上才来到这里的。” “男爵先生，”下士原来是银行职员，对他会说法语颇感自豪。他说，“我去给您通报一下。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您才会受到接见。您不要怕，与这些人呆在这里，不会有什么事。如果您有一点儿要逃跑的意思，他们就会开抢。” “谢谢长官，”埃贡很注意抬高他的军衔，说，“等多长时间都没关系，我不会随便走动的。” 下士恭恭敬敬地向他行了一个军礼。但其他士兵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只听懂了这个穿着俄国破服装的人的名字，不禁用俄语或他们的语言，半开玩笑半凶狠地同他说着话，告诉他对流浪汉和敌人的间谍会采用什么样的刑罚。埃利亚向他告别的时候，他的这位朋友的一片热情和诚意，而且还提到让娜，使埃贡感到非常兴奋，他似乎觉得，活还是死都无所谓。但埃利亚的诚意不能白费。 那位去通报的下士过了大半天才回来。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天平向着好的一头儿倾斜。尊敬占了上风。两位将军正在谋划战事。埃贡首先见到的是W将军的助手，掩映在树林里的巴罗克式小旧城堡似乎走出了梦境。埃贡被领路人带着走。还有几个人紧随其后，不过被少尉拦在了一个空房间里，然后把埃贡引到一个小客厅，关上了门。这是一间洛可可式的客厅，里面堆满了家具和箱子。一架无疑走了音的老埃拉尔牌钢琴，告诉埃贡这是个好兆头。一个人相貌聪慧而严肃，身穿上校军装，坐在一张桌子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陌生人。他看了一会儿，脸上绽出笑容，站起来，向他伸出了手。 “男爵，在还不知道您的名字之前，我就认出是您。” “司令，我想我从未被介绍给莱利斯侯爵。” 军官的脸上绽露出绅士般的和蔼可亲的微笑。 “我见过您，听过您的《石头的传说》首演。您的一双手就是您最好的护照。”他看着埃贡的磨出了血的长长的手指，说，“但是，亲爱的朋友，您来这里干什么？波罗的海国家不是度假胜地。” “我是来找我的亲人的，我知道我这样做很不慎重。他们都死了，是一个老朋友，一个红军军官送我到这里来，越过了这道隐蔽的边境。几个星期之前他来参加谈判的时候就从这里走过。” “埃利亚·格雷克夫？”侯爵翻开笔记本看了看说。 “我向他保证不说出他的名字。” “那好吧。老头（我们都这样称呼他，尽管他与我年龄相同）今天晚上很忙，也许只能在明天上午见您。但是，如果您允许，我们就一起在这里吃晚饭。” “我想，我穿着这身破衣服，真不好意思。” “我忘了。卡波坛，去把我的衣服拿一件来，总归比您的这件红军粗布褂儿要好。还有拖鞋：他穿得像只猩猩。您慢慢换衣服，我还有一份报告没完成。” 当埃贡换好衣服回来的时候，饭菜已经摆在桌子上了。他刮了脸，梳了头，穿着一件短上衣，好像年轻了十岁。侯爵毫不讳言这一点。 “这里没有好吃的，不过，有酒助兴。” 侯爵继续说着，但话中带着忧伤。 “我还没有向您表示沉痛的哀悼。您是否知道，您在近卫军服役的弟弟，在乌克兰被邓尼金的军队枪杀了？那真是可怕的时代。我不太了解哥塔……” 相反，埃贡了解他。此人是工程师和商人，非常有名，遗憾的是，他的封号只能追溯到查理十世。 “可是，一个伟大的姓氏垮台了，怎么不叫人感到惋惜呢？顺便说一下，如果说我在巴黎见您的时候坐在剧院的前排座位上，那么，起码可以说，我很荣幸被介绍给了德·乐瓦尔男爵夫人。她应邀出席了我的漂亮女友奥黛特·富特格勒举办的古典音乐会的首演。还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同巴黎最漂亮的女人中的两位坐在一起，并向她们表示了我的敬意。” “奥黛特还是让娜的远亲表姊妹，她的确很迷人。” “但德·乐瓦尔夫人简直就是美的化身。我真没想到我会来到玛丽·瓦莱夫斯卡的这个多情的国家！亲爱的，波兰女人使我感到厌倦……您有钱吗？” “连一个兹罗提和一法郎也没有。” L先生从兜里掏出一些波兰小额钞票，都揉皱了，搓成了一团。 “明天用我们的车把您和我们的联络官一起送到华沙。所有的安全通行证他都有。不要客气，不用感谢，这些波兰纸票几乎一文不值……但是，您路过德国时用得着。” 他又小心地从钱夹里抽出三四张法国钞票。 “您到巴黎再还我。每一次兑换一点儿：马克贬值很快。这点儿钱起码够您用到法兰克福或慕尼黑。到慕尼黑或索洛图恩，瑞士当局会给您重发护照。啊！索洛图恩是卡萨诺瓦冒险的城市。但是，到了德国，对那些没有工作的年轻退伍军人不要太仁慈。他们都是粗野的家伙。这些革命者，他们还没有被打败。啊！他们也许会一直打到柏林。” “先生们。” W将军打开了门。侯爵向他介绍了男爵。 “没有怠慢您吧？我们到巴黎再见。L，给我点您的咖啡；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我向男爵表示歉意。” “替我问候德·乐瓦尔夫人，”侯爵上尉对埃贡说，“老头儿刚刚出去，请您给我演奏还没有演奏过的二拍或四拍乐曲，这样可以驱除我们的所有烦恼。” 埃贡把颤抖的双手摁在旧钢琴上。他以为自己什么乐曲也不会演奏了，但是，两三个急速的音群骤然而起，既像一声泣诉，又像一首哀歌。侯爵一边叫好，一边走了出去。 音乐家埃贡久久不能入睡。巴黎是一座让人遐想的城市，他更了解的还是巴黎，为时长达十年的一件丑闻被全盘地接受了，但却没有被忘记。 早晨，埃贡闭着眼睛坐车；车不时地走走停停，但这一次停下来，是为了给去前线发动进攻的坦克让路。 在法兰克福，由于铁路工人罢工，耽误了他两天的路程。第二天晚上，他不顾侯爵的忠告，结识了一个新退伍的年轻士兵，他在找工作，不想回波美拉尼亚与守寡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因此希望埃贡帮助他再到农场工作。他父亲在前线牺牲了。 这位小伙子吃饭狼吞虎咽。夜里，埃贡住宿在一座残垣断壁的城市，还在他下榻的低级旅馆给他提供了住的地方。天气炎热。这位德国小伙子把衣服扔在地板上睡着了。埃贡坐在床沿上，看着这位年轻而无可指责的金黄色躯体，五六个月的战争和失业似乎并未在他的身上留下什么痕迹。他只不过是一个年轻人，他不会多思考，也不感到痛苦。但是到了深夜，他被一个噩梦吓醒了，发疯地攥着拳头直捶墙。埃贡制止住了他的大吵大闹，而隔壁的客人直抱怨。他们一起走出了旅馆，来到酒吧里喝一种类似咖啡的饮料。这家酒吧刚才粉刷一新，窗玻璃上还贴着纸条，以防被弄脏。喝完之后，小伙子又要了一小杯烈性酒。这时，有一个普普通通的顾客，一头卷发，进来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德国小伙子骂了起来。 “你怎么啦？” “难道你没看到？” “他没找你的茬儿。” “没找我的茬儿……这些可恨的英国人，这些莫利斯，这些朱迪，是他们……你知道，要是没有他们，我们就会攻克巴黎，法国人就会孤独无援……他们甚至不敢向柏林进军……我们不是失败者……可是，请等一等。我们会找到一个首领。让皇帝到荷兰吃奶酪去吧。我们会让姑娘生孩子……混蛋，是他们弄得我们挨饿。” 埃贡默默地付了酒钱和咖啡钱，然后走了出去。小伙子在酒吧里继续高谈阔论，但没有任何人理睬他。几个小时以后，火车又启动了。他头天晚上发的电报，在他到达以后才收到。 ?Senlis，巴黎北部皮卡第大区瓦兹省城市。​?Alicante，西班牙东南部巴伦西亚自制区省份。​?西班牙货币单位。​?Aegipan，希腊神话中的羊身鱼尾兽。​?Anubis，埃及宗教所崇奉的死者之神，豺头人身，为死者通往阴间引路。​?Tannenberg，古普鲁士地名，即今波兰滕巴尔克，德国于1914年在此打败俄国。​?Grigory Yefimovich Rasputin（1869-1916），俄国宫廷佞臣，深得尼古拉二世宠信，干预朝政，被保皇派暗杀。​?Aland Islands，芬兰西南部的群岛。​?Thérésa Tallien（1773-1835），即希麦公主，在法国督政府推行希腊时装。​?Rodolphe Ⅱ（1576—1612），神圣罗马国皇帝。​?Magdeburg，德国中东部萨克林-哈尔特州首府。​?Anton Ivanovich Denikin（1872—1947），俄国将军，曾参加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Marie Walewska（1786-1817），波兰贵妇人，拿破仑一世的情妇。​?波兰货币单位。​ 附记 虽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晚年结束了《归途坎坷》一章的写作，但却没能完成《何谓永恒》的创作。然而，由于距离她给这部著作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还仅差五十余页，因此这对整个作品无关大局。不管怎样，她本人认为这部作品的创作已经达到了一个阶段，她在着手进行《归途坎坷》一章的拟稿之前就希望，即使不能按原定计划完成全部著作，前面已经完成的各章也可以出版。 尽管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没有留下创作计划，但她对知交谈到过她的创作意图，因此，还是可以对尚未完成部分的内容提供了一些详细情况。首先，对她来说重要的是，还要交代一下米歇尔和让娜的结局。他们都死于癌症，去世的时间只相隔几年。同时，她还想整理一下年轻时期的作品，尤其是《新欧律狄刻》。作为结尾，她最后想全面地粗略讲述一下她父亲去世之后几年，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在奥地利、意大利和希腊的生活情况。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八日，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脑血管病突然发作。此前，尽管她忍受着剧烈头痛的折磨，但她一直在进行着《何谓永恒》的创作。就我们所知而言，我们不禁想到她的《北方档案》中一句颇具预感的话：“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的话，也许我将继续写到一九一四年，写到一九三九年，一直写到笔从我的手里滑落为止。” 伊冯·贝尔尼埃 ?Yvon Bernier，魁北克人，非常熟悉玛格丽特·允瑟纳尔：尤瑟纳尔在遗嘱中委托他整理她在美国的裆案。并全部移交给哈佛大学图书馆。​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